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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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页。至此算是对马士英挑起的这场党争划上了一个句号。
阮大铖重新起用，左都御史刘宗周、给事中熊汝林、给事中章正宸、兵部主事尹民兴继续上疏弹劾，弘光帝已不再理睬此事，于是大学士姜曰广连连上疏请求免职。九月初，姜曰广获准离职，入朝向弘光帝辞行时说：“微臣触恶权奸，自分万死，上恩宽大，犹许归田。臣归后，愿陛下以国事为重。”马士英听了反唇相讥道：“我权奸，汝且老贼也。”转过来，马士英向弘光帝叩头说：“臣以满朝异议中拥戴陛下，愿以犬马余生归老贵阳，避贤路。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姜曰广大声斥责：“拥戴是人臣居功地耶？”马士英针锋相对：“汝谋立潞藩，功安在？”弘光帝见这两个大臣闹得未免过分，只好劝道：“潞王，朕叔父，贤明当立，二先生无伤国体，内廷之事，不可向外廷道也。”两个人谁也不肯善罢甘休，曰广既出，马士英仍骂不绝口，“几至老拳相向，一时喧传二相闹朝”《爝火录》上册，324~325页。
《明史》谓马士英“为人贪鄙无远略，复引用大铖，日事报复，招权罔利，以迄于亡”《明史？马士英传》，卷308。这段话大致概括了马士英的个人品质及其控制下弘光政权所走过的一段极不光彩的历程。
弘光失德马士英的专权（4）
大凡贪权恋势的人，无不在经济上横征暴敛。弘光政权从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财政危机，工科给事中李清在谈到朝廷收支情况中说：“今天下秦、晋属顺，燕代属清，衮（兖）、豫已成瓯脱，闽、广解京无几，徽、宁力殚于安、芜二抚，常、镇用竭于京口二镇，养兵上供者，仅苏、松、江、浙。且昔以天下供天下不足，今以一隅供天下有余乎？营建仪器，事事增出，其何支也！”《明季南略》，卷2，“李清奏国用不支”。弘光政权不仅失去了黄河以北地区的赋税收入，江淮地区因设立江北四镇无一分银两上缴朝廷不说，时东南地区大约可以征税银五百多万两，还要拨出一大半作为四镇军费。在这种情况下，弘光帝本应力求节俭，发展生产，然而他“深居宫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演戏为乐”。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赐皆不以节”。用度不足，马士英则想方设法搜刮，“因佃练湖，放洋船，瓜、仪制盐，芦州升课，甚至沽酒之家每斤定税钱一文，利之所在，搜括殆尽”《明季南略》，卷2，“朝政浊乱”。
为了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马士英公开卖官鬻爵。最初仅限于各府州县童生交银免试上，马士英规定上户纳银六两，中户四两，下户三两，交足银子就可以直接送学院参加科举考试。溧阳知县李思谟不允许童生纳银免试，被降职五级。接着，马士英又推行纳贡例，“廪生纳银三百两，增（生）六百两，附（生）七百两”。到最后公然明码实价，开张卖官。如武英殿中书纳银九百两，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二千两，待诏三千两，拔贡一千两，推知衔二千两，监纪、职方或数千或上万两。时人语云：“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明季南略》的作者计六奇说，当时连乡下都在哄哄传闻马士英卖官鬻爵之事，他在家中几乎天天听到人们议论今天某某携银到南京做官，明天又某某携银到南京做官，有的人干脆把在乡下的家产全都卖掉了去买官，“一时卖菜儿莫不腰缠走白下，或云把总衔矣，或云游击衔矣，且将赴某地矣”《明季南略》，卷2，“马士英请纳银”。，吏治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吏科一个负责考核官员的大臣感慨地说：“近时位署无常，挨举叠进，辇金觅穴，营求不止。如往之计典可翻，明岁之计可以不设矣。”《明季南略》，卷2，“吏科奏计典”。既然官以钱买，所谓计典（考核）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马士英“黩货无厌”，政以贿成。吏部尚书徐石麒推举朱大典、王永吉两人才堪重用，马士英没有得到贿赂，就拟旨称：“（王）永吉身任督师，致北都沦陷。朱大典赃私狼藉，先帝严追未给，何得朦胧推举。”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架势，“寻贿至，而擢用无碍”。《明季南略》，卷2，“八月甲乙总略”。原来这是很脆弱的，如窗纸般，一捅就破。明兵部尚书张缙彦率先投降李自成，跟随李自成撤至太原，后逃回南方。张缙彦位居高官，本应列名“顺案”，但他舍得花银子贿赂马士英，反而官复原职，受到重用，“总督北直、山西、河南北军务，便宜行事”。给事中李维樾上疏弹劾说：“（张）缙彦习失机，寸斩莫赎，逆贼入宫，青衣候点。总督何官？顾畀贼臣，胡刑赏倒乱如此也？”马士英避而不报。据说马士英家中的受贿物成千上万，他专门请了一个叫利根的和尚替他估价。有一次，锦衣卫官员冯可宗抓到向大臣李沾行贿之人，马士英曾专门替李沾向弘光帝求情不予追究，马士英这样做的原因是李沾曾经送给他一条玉带。李沾在送玉带时，特意嘱咐利根和尚把它说成至宝，马士英听了，把这条玉带送给弘光帝，弘光帝“每服以御朝《小腆纪年附考》上册，276页。”。玉带虽小，却说明贪赃行贿之风弥漫着整个朝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对此，激起一些有识之士忧虑弘光政权的前途，吁请绝不能偏安江南，忘却国家中兴大业。吏科给事中章正宸上言：“两个月来，闻大吏锡鞶矣，不闻献俘。武臣私斗矣，不闻公战。老成引遁矣，不闻敌忾。诸生卷堂矣，不闻请缨。如此而曰是兴朝气象，臣虽愚知其未也。计惟有进取为第一义。进取不锐，则守御必不坚。比者河北、山左，忠义响应，各结营寨，多杀伪官，为朝廷效死力。不及今电掣星驰，倡议申讨，是劘天下之气，而坐失事机也。”《明季南略》，卷2，“章正宸论时事”。马士英根本不关心这些军国大事，他整天在家里与和尚利根谈禅、斗蟋蟀，时号“蟋蟀相公”《爝火录》上册，342页。
福建漳浦人黄道周，刚正不阿，卓绝伦表，在崇祯朝因上疏直言，触怒崇祯帝，被充军广西。弘光政权成立，起黄道周为吏部右侍郎，黄道周不想跻身官场，马士英派人去请黄道周说：“人望在公，公不起，欲从史可法立潞王邪？”黄道周无奈入朝，眼见朝政日坏，便借祭告禹陵之机退隐。他在衣服上绣“大明黄道周”五字，而对门人曰：“南都必败，当以识吾尸耳。”《小腆纪年附考》上册，266~267页。事实证明，黄道周的预言完全正确。
弘光失德“款清灭寇”之败（1）
弘光政权是在内忧外患的威逼之下建立的，从一开始，它就面临两大敌对势力，一个是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另一个是崛起辽东的大清。如何对待这两大敌对势力，当然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同时对付两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使对付一个，其实也对付不了。当初大明尚是全国政权时，已经连连被清军打败，之后又被李自成所灭亡，如今半壁河山，岂能强过那个时候！那么，可以选择的道路只有拉一个，打一个，弘光政权的确也是作了这一选择。问题是，拉谁、打谁？弘光政权的行动做了这样的回答：依靠清朝，消灭农民军。这个小朝廷对李自成农民军怀着刻骨仇恨，势不两立，反而对清朝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还把吴三桂视为大明忠臣，欲在清军消灭大顺之后，通过吴三桂与清军谈判，用大量物质岁币酬报清军，使之退出山海关。
这一方针可以概称之为“款清灭寇”，弘光朝廷持此论者大有人在，而为首的强有力人物正是奸臣马士英。他入朝辅政，提出此设想，并在奏疏中详加论述。他说：
欲成恢复之奇功，须联天下之大势。臣以谫劣，剿贼不效，猥蒙皇上简任中枢，臣虽治兵无才，而不敢不尽其愚。夫今天下之事已去其半．然以全治半，则可保；若狃其半而遗其全，则余无几矣。今之计者曰“守江、守淮”，此其微者也，须以天下之全局熟筹之。然有其局，而无所因焉、非其人焉，则亦无可图之者。故臣谓今日之可因者有四：其一，吴三桂宜速行鼓励，接济其用，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清，使为两虎之斗。有知县马绍愉者，陈新甲时曾使于清，昔之下策，今之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其一，江北诸将，淮上之师，可收拾山东以联三桂；徐、寿、安庆之师，可收拾楚、豫，以联左良玉。如刘洪起、萧可训、沈万登、李际遇等，皆联络。其一，左良玉如复荆襄，则有窥秦之势；如驻武昌，则由阳逻、麻城、固、颍、徐、宿，可与江北指顾相联。其副总兵卢光祖，左营首将，多筹略，乞宣谕之，与高、刘诸镇议认信地，为联络之策。其一，则赵光远，该镇合高汝励等，兵势甚盛，今虽补四川总兵，不尽其用，须改换敕印，授以招讨之职，经略陕西，招集边丁、属卤以塞川口，以复汉中。盖三桂引清兵杀进，其势原猛，江北请将马步可五六万，若四局并举，联络得法，贼不敢出关门一步矣。此外，则巴蜀者东南上游也，顷镇臣龙文光不能守，地方辽阔，须分东西川为两抚两镇，择人而任可也。若巴蜀不保，则湖南绝；夔藩不通，则巴蜀弃，当将楚抚何腾蛟为川湖黔郧总督，俾集议土汉官兵，开白帝之路，提荆襄之衡，黔督可易而为抚也。因松潘一带，以购诸卤，市买边马；招用甘肃诸镇忠勇之士，以牵贼势，是亦一著。蜀之抚镇得人，则俱可图矣。以上诸款，虽多迂阔，然及时联络，处置得宜，天下事尚可为也。不然，则局势涣散，人心瓦解，臣不知税驾何所矣。如臣言不谬，祈圣鉴敕臣部会同吏部，即议施行。《爝火录》上册，189~190页。
上面这一大段话之所以照录，是因为这是弘光朝廷收复失地的全部计划，是其实权人物马士英对“天下之全局”权衡利弊的结果。马士英提出四个步骤即“四局并举”的设想：一、“因三桂以款清，使为两虎之斗”，清朝和大顺交战，坐享渔人之利。二、江北明军收复山东、湖广、河南，与吴三桂和左良玉的军队连成一片。三、以驻武昌的左良玉进攻陕西，或至少堵截大顺军的东下。四、重用赵光远、高汝励等在四川的明将，收复四川，经略陕西。尽管马士英宣称有收复失地实现明朝中兴的愿望，但他这个精心策划的方针的基点是放在依靠清军打败大顺军，而后通过谈判使清军退出关内的幻想上，“昔之下策，今之上策也”。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清军从范文程建议入关之日起，不仅抱着取代明朝达到统治中国的既定目标，而且根本没把弘光政权视为谈判对手，“款清灭寇”不过是弘光政权君臣的一厢情愿而已。
弘光政权成立之初，不仅是马士英，几乎所有的大臣都是赞成“款清灭寇”方针的。连史可法也在《请遣北使疏》中，提出同样主张，这与他们不了解吴三桂降清的真相有很大关系。三月下旬，吴三桂重占山海关，“纵兵至永平沙河驿，大掠而东，驻兵关上，移檄远近讨贼，必得太子而后止兵”《流寇志》，卷11，182页。从吴三桂写给多尔衮的求援书信来看，吴三桂本人的确有过联清灭顺的打算。时在北京的明朝官员杨士聪于四月初四听到的消息是：“总兵唐通及吴三桂不服，结营自固，势将西指。”四月二十三日，即山海关之战的第二天，杨士聪在北京听到的消息是：“民间喧传吴三桂与贼遇，贼使人谕降。三桂曰：‘吾父安在？又东宫安在？’李贼出东宫及吴襄于阵前，三桂以计夺之，遂奉之以西。”《甲申核真略》，35页。北京城中的明朝官员听到吴三桂奉太子进京的消息，很受鼓舞。原任御史曹溶自为西城巡视，传诸大臣为崇祯帝发丧，设祭位于城隍庙。五月初一下午，杨士聪又听说吴三桂与清军头目力争，“不令其众入城，止头目同吴三桂护东宫以入，阖城军民大喜”《甲申核真略》，29~37页。
因为吴三桂是在不得已的紧急情况下降清的，而清军为了减少前进的阻力，有意隐瞒了吴三桂投降的真相，使弘光政权完全蒙在鼓里。加上江南明朝官员信息失灵，得到的都是吴三桂大胜李自成的报告。如五月初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塘报说：“吴总兵即将士民挑选二十万，于四月十三日离城十里红花店扎营。闯贼亲率兵马，出北京往山海关，内带总兵吴襄随营。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