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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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洪流中。
自称“八大王”。明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于米脂十八寨聚众起义，并首先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是时延长人孙可望，延安人刘文秀，米脂人李定国，绥德人艾能奇、冯双礼，吴堡人白文选，葭州人王自奇、王复臣，固原人王尚礼，徽州人窦名望等，各率部卒及眷族往附献忠，接踵继至。献忠羽翼日增，遂乘胜攻克太宁、隰州。”《流寇志》，卷14，227页。在各支义军中，张献忠兵力最强，自号“八大王”。他本人当过多年边兵，富有作战经验，遇险善走，去来如飞，官军追之不能及。陕北农民起义爆发后，义军曾先后拥戴王嘉胤、王左挂、王自用、高迎祥等人为领袖，实际上互不统属，各行其是，“当此之时，贼渠率众无专主，遇官军，人自为斗，胜则争进，败则窜山谷不相顾。官军遇贼追杀，亦不知所逐何贼也。贼或分或合，东西奔突，势日强盛”《明史？张献忠传》，卷309。“贼”乃是封建文人对农民军的诬称，随着农民起义的不断发展，各支义军领袖与官军的战斗中逐渐认识到联合作战的重要性。
崇祯八年（1635年），13支农民军领袖聚会荥阳，确立了统一抵抗官军的战略方针目前史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荥阳大会之说失实，此依《明史》，确否待详考。根据会上所做的决定，张献忠和高迎祥两支义军向东部发动攻势。这时李自成还隶属高迎祥部下，其声望远在张献忠之下。张献忠与高迎祥两人率义军连破固始、霍邱、寿州、颍州等地，攻陷明朝的中都凤阳，焚毁皇陵。之后，高迎祥西趋归德，与义军曹操、过天星等部会合，进入陕西，而张献忠则谋求继续向东发展。张献忠率义军攻克庐江、巢县、无为、潜山、太湖、宿松诸城，被应天巡抚张国维狙击，然后转战英山、霍山，取道麻城，会合义军马守应部一道进入关中，与高迎祥会师凤翔。
由于义军声势日大，崇祯帝调总兵祖宽率精锐的关辽兵3000围剿义军，专门追杀张献忠部。崇祯八年（1635年）秋天，祖宽先于葛家庄击败张献忠，又于河南嵩县九皋山设伏再败义军。张献忠撤至汝州圪料镇，与祖宽的军队发生遭遇战，复被强悍的关辽兵击败，“伏尸二十余里”。张献忠不胜愤恨，继与高迎祥、李自成联兵同祖宽军激战于龙门、白沙地方，把祖宽军拦腰截断，关辽兵毕竟久经战场，训练有素，再次打败义军。《明史？祖宽传》，卷273。在这种情况下，各支义军采取分散作战方针，高迎祥、李自成退入陕西，马守应、罗汝才部转移郧阳、商、洛山中，张献忠也率部隐蔽于深山之中。
明朝用辽东边兵镇压关内义军。因其强悍，又无亲戚瓜葛，颇为得力。但崇祯九年（1636年）秋天，清军发动攻势，明督师卢象升率官军撤回，保卫京畿地区，义军再次活跃起来。张献忠率部自均州攻打应城时，采取诱敌之计，故意派老弱义军前往攻城，守城官军果然出城迎战，义军按计划放弃辎重逃跑，官军争抢财物，张献忠率骑兵飞速赶到，将官军全部杀死，趁势攻入城中。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张献忠会集罗汝才、马守应、闯塌天等义军，顺流东下，与长江北岸贺一龙、贺锦部共同进军准、扬地区。明朝应天巡抚张国维专门“选才武良家子”组成一军，被张献忠包围在酆家店，杀死明参将程龙、潘大可，游击陈于王，把总詹兆鹏、王希韩、陆王猷，百户王宏猷，武举莫显骅、唐世龙，千总王定远、周嘉，抚标张全斌、俞文夔、顾应宗、蒋达、潘象谦、李靖等40余名军官，义军声势复振。明政府调牟文绶及刘良佐率官军近万人来援，张献忠转战至湖广地区。
谷城之降。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张献忠让义军装扮成官军偷袭南阳，不料到达南关，恰巧明总兵左良玉军至，“疑而召之”。张献忠仓皇撤退，左良玉穷追不舍，张献忠身中两箭，又被左良玉挥刀砍伤面部，幸亏孙可望拼死力战才得以脱身。张献忠残部一昼夜行700里，于正月初九夜攻陷谷城。当时明督师杨嗣昌制定围剿农民军的“四正六隅”之策，各部义军损失很大，兵部尚书熊文灿负责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后，对义军采取招降政策，于通都大邑广为张贴招降告示，又将乡民迁移城中，实行坚壁清野。义军得不到粮食，难以坚持，闯塌天、刘国能降于随州，马士秀、杜应金降于信阳。在谷城的张献忠听说于他有救命之恩的总兵陈洪范现为熊文灿部将，“遣孙可望以碧玉长尺余者二，径寸珠二，因（陈）洪范贿（熊）文灿以乞降，文灿许之”《明史纪事本末？张献忠之乱》，卷77，338页；又《流寇志》，卷3，50页；王夫之：《永历实录？李定国传》，卷14。“是时，河南、湖广贼十五家，惟献忠最狡黠骁勍”，这里反映出张献忠在各支义军中，是个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他于谷城投降熊文灿后，确实影响极大，罗汝才、射塌天、混十万、过天星、关索、王光恩等部义军“先后俱降”。陕西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于潼关原大败闯王李自成的军队，李自成仅率18骑潜入商、洛山中。明政府以为起义军从此“扑剪殆尽”《明史？张献忠传》，卷309。，因而有恃无恐，调洪承畴任蓟辽总督，孙传庭任保定总督，而将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关外的清王朝。
重举义旗。张献忠投降熊文灿后，请求将家属安置郧西，自率部队驻扎白沙界山，宣称能保证郧、襄、荆、承地区数百里无任何义军，又要求把襄阳地区全部作为他的驻地，发给十万人的兵饷。熊文灿不敢答应，只向朝廷为张献忠申请两万人的兵饷。张献忠便在谷城设立关卡，自行征税。他表面上对地方官员拜跪有礼，并向他们大量行贿，甚至派人到朝廷馈赠权贵。但是张献忠“不放兵，不应调，不入见制府”《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2，215页。，完全不受熊文灿派来的监军张大经的任何约束，“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团营、方阵，左右营诸法”《小腆纪年附考》上册，41页。，日夜训练军队，“朝野知献忠必叛也”《明史？熊文灿传》，卷260。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初六，张献忠杀谷城知县阮之钿，发动城中百姓拆毁城墙，重新高举反抗明王朝的义旗。张献忠率义军离开谷城之前，下令把接受义军财物的明朝大小官员的名字，受贿时间和数量统统写在墙上，在这个名单上只有襄阳道王瑞旃因拒绝钱物免于列名。可见腐败的明朝统治下贪官污吏遍布国中，从而揭示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及合理性。义军向西攻打房县，得到罗汝才的响应，杀死知县郝景春，早先一度投降的13家农民军，除王光恩一人外，全部投向张献忠。明政府忙调左良玉统率官军前来围剿，张献忠于罗猴山中设伏，大败官军，杀其前锋将领罗岱，左良玉军符印信尽失，弃军资十余万，士兵死亡万人。张献忠乘胜攻打兴山、太平，屯兵陕西、四川交界处。贺一龙、贺锦部进攻随州、应城、麻城、黄梅，罗汝才与过天星活动于房县、兴山地区，李自成余众走出商、洛大山进入河南。农民军摆脱困境，向明王朝展开了更猛烈的进攻。
风云人物苦斗四川的张献忠（2）
张献忠谷城再起，是明末农民战争中很有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张献忠振臂一呼，四方响应，打碎了崇祯帝中兴封建统治的如意算盘，更证明他具有崇高的政治威望并得到其他义军首领的拥戴。从此，义军同官军的战斗进入了决战阶段，尽管后来由李自成指挥的大顺军完成了推翻明王朝的历史使命，而张献忠谷城举义则又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打击了明王朝，他的巨大贡献在此也充分表现出来了。
驰骋大江南北。崇祯帝下令逮捕熊文灿，以杨嗣昌为督师，赐尚方剑，授他对部下将领生杀予夺大权。杨嗣昌临行时，崇祯帝又赐给他白金百两，大红丝四表里、斗牛衣一、赏功银四万两、银牌千五百、币帛千，还亲自设宴饯行。杨嗣昌抵达襄阳，大誓三军，全力围剿张献忠。崇祯十三年（1640年）七月，总兵左良玉与副将贺人龙、李国奇夹击张献忠部于玛瑙山，义军将领扫地王曹威、白马、邓天王等16人战死，张献忠妻妾有7人被俘，义兵“坠岩谷死者无算”，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玛瑙山之败”。张献忠撤退途中，于水右坝岔溪、柯家枰、盐井等地连遭明军截击，部队损失惨重，仅率千余骑退入归、巫山中，形势十分危急。但张献忠用重宝贿赂左良玉围而不攻，明朝将领的贪婪帮了他的忙，使他可以从容地向山民采购粮食，收集溃卒，恢复元气，联络其他义军。面对困境，张献忠顽强苦斗，不愧是顶天立地的农民革命领袖，“虽屡败而气益盛”《小腆纪年附考》上册，44页。当时损失较小的罗汝才和过天星部义军试图渡过长江，都被官军阻回。张献忠立马江岸，指挥数量有限的义军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终于打败官军，渡过长江，进入四川开县。
张献忠自入四川境起，采取流动作战方针对付官军。他率义军渡南溪，越成都，走汉州、德阳、绵州、剑州、昭化至广元，又走巴州、达州回到开县，兜了一个大圈子而把官军远远抛在后边。督师杨嗣昌至重庆，下令赦免罗汝才罪，投降即可授官，“惟献忠不赦，擒斩者赉万金，爵侯”。张献忠针锋相对地让义军到处写下“有斩督师献者，赉白金三钱”的告示，充分表现了粪土王侯的豪迈气概。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义军在开县附近的黄陵城大败总兵猛如虎部官军，张献忠亲率轻骑，一昼夜疾驰300里，于途中杀掉督师杨嗣昌的使者，然后利用督师的军符“伪为差官，夜入襄阳城”费密：《荒书》，15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俘虏了襄王朱翊铭，取得了自明末农民起义以来首次活捉藩王的重大胜利。张献忠见到朱翊铭，递给他一杯酒说：“吾欲断杨嗣昌头，而嗣昌远在蜀，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尽此一杯酒。”因而把襄王捆绑起来，杀掉。《明史纪事本末？张献忠之乱》，卷77，335页。杨嗣昌听说襄王被张献忠义军处死，吓得心惊肉跳，上疏崇祯帝请求死罪；他追赶到沙市，又传来李自成攻破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的消息，忧惧交加，自知难逃极刑，遂绝食而死。《明史？杨嗣昌传》，卷252。
张、李决裂。张献忠破襄阳杀朱翊铭后，声势远在李自成之上，罗汝才主动联络他共同攻下光州、商城、罗山、息县、信阳、固始，接连不断的胜利，使张献忠骄傲起来。崇祯十四年（1641年）秋，左良玉率官军于信阳击败张献忠，义军几万人投降，张献忠腿部受伤，幸好天降大雨，才摆脱了官军的追击，身边只剩下几十人相随。这时李自成所率义军自攻陷洛阳以来，已经发展成几十万的大军，包括罗汝才在内的许多支义军都加入了李自成的军队。张献忠也去投奔李自成，李自成虽没有拒绝，但表示只能按一般将领予以对待，张献忠久经战阵，声名很早就在李自成之上，遭到这般冷遇实质是两人多年积怨的结果。早在崇祯八年（1635年）高迎祥和张献忠共同攻下明中都凤阳时，李自成曾向张献忠索要善于吹奏的皇陵小太监，张献忠没有答应，李自成非常生气。崇祯十一年（1638年）六月，张献忠投降，屯兵谷城，李自成为洪承畴击败，部众走散殆尽，他带亲信百余人往依张献忠，张献忠不予接纳，还企图加害他，“自成独骑驴，日行六百里，走商、洛，至淅川老回回（即马守应）营，卧病数月”《流寇志》，卷3，51页。现在张献忠自己送上门来，自讨羞辱，李自成也想杀掉他，只是在罗汝才的劝阻下，才打消了这个念头。罗汝才私下送给张献忠500人马，叫他尽快离开是非之地，张献忠转向湖北东部发展，从此两大农民军领袖彻底决裂。
从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恩恩怨怨来看，很难辨明谁是谁非，却说明了他们两人都是极端狭隘的利己主义者。小农意识长期造成的目光短浅和对他人的妒忌心理，使张献忠和李自成几次失去统一的机会，并且使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两个农民军领袖越走越远。以后他们两人都各自称帝建国，在清军入关之后仍然未能摈弃前嫌，联合抗清，终被清政权各个击破。
崇祯十五年（1642年），张献忠于湖北地区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他挥军攻下舒城、六安、无为、庐州，于夹山一役击败总兵黄得功、刘良佐军，大兴水师，做渡江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