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知-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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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知》　第一部分视察贯彻《双十条》毛泽东又离北京（1）

　　　　三十二、视察贯彻《双十条》毛泽东又离北京　　　　
　　　　1964年3月28日凌晨1时40分，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了邯郸。　　　　
　　　　大地春早。白天，田野上一片春的气息；越冬的麦苗开始返青，田埂上的小草开始吐绿，有的小花已经在春的召唤下竞相开放了……　　　　
　　　　中午时分，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河北省委关于“四清”工作的汇报。听完汇报后，毛泽东对河北省委和邯郸地委的同志们说：“这一次要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至少用三四年时间。我说至少三四年，不然五六年。有些地方打算今年完成60％，不要急，欲速则不达。”并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现在已经是春天了，你们要把农村中的社教工作做好，开个好头。”　　　　
　　　　在谈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时，毛泽东讲了在城镇中已经开展起来的“五反”运动。他说：“凡是有‘五风’的地方都要反，包括工矿企业。”并说，“大庆难道就不搞反贪污、反浪费？就不反盗窃？”　　　　
　　　　3月29日，毛泽东听取了林铁、刘子厚和陶鲁茄等人的工作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　　　　
　　　　随后，毛泽东带领着他的随行人员去视察了邯郸农村的人民公社……　　　　
　　　　夜间9时30分，毛泽东乘专列离开邯郸继续南下。　　　　
　　　　3月30日，毛泽东在郑州，听取了河南省委和郑州市委、新乡以及驻马店和信阳地区领导同志关于农村“四清”工作的情况汇报。　　　　
　　　　随后，毛泽东又召集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汇报。　　　　
　　　　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说：“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　　　　
　　　　毛泽东同时告诫大家：“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3年，3年不行搞4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3月31日，苏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前往布达佩斯开始访问匈牙利。　　　　
　　　　恰在这一天，中国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这篇文章是中共中央所发表的八篇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篇幅最长的一篇。文章坚持认为：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通篇文章，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所奉行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和驳斥。文章把赫鲁晓夫描述为“继承托洛茨基——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的衣钵”，使苏联倒退到了资本主义；文章奉劝苏联共产党中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把赫鲁晓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4月1日，毛泽东离开了郑州。　　　　
　　　　次日，毛泽东到达武汉。　　　　
　　　　这时武汉的天气显然比北京暖和些。虽然还没有进入夏季，但晚春的长江两岸早已是油菜花泛黄，一片葱茏。　　　　
　　　　这次毛泽东来武汉没有去东湖，而是住进了武昌区大东门外的洪山宾馆。


《历史的真知》　第一部分视察贯彻《双十条》毛泽东又离北京（2）

　　　　洪山坐落在武昌市区，山虽不高，但苍松翠柏遮掩了整个山麓，一派郁郁葱葱。从前山麓、山腰、直至山巅，寺观亭阁不少，崖洞泉井众多；名胜古迹中有宝通寺、法界宫、灵济塔、兴福寺塔、华严洞和一些摩崖石刻，除此之外还有庚子革命烈士墓、施洋烈士墓和北伐军官兵公墓等一些值得纪念和令人驻足瞻仰的革命遗迹。　　　　
　　　　在洪山宾馆，毛泽东首先听取了湖北省委的同志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汇报，然后让王任重指定梅白同志写一份关于湖北农村“四清”和贫下中农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忆苦思甜的详细报告，并让王任重亲自下到农村去宣讲《双十条》。　　　　
　　　　王任重答应说：“我去，一定去！”　　　　
　　　　接下来，毛泽东去看了一场汉剧演出，还看了武汉杂技团演员夏菊花的一场顶碗表演……　　　　
　　　　4月4日下午，毛泽东带了张耀祠、张景芳等人走出宾馆去登洪山。登山路上，毛泽东解开了中山装上衣的所有衣扣，敞露了毛衣，大踏步地登上了洪山南麓宝通寺后面的山顶。这里，高高的灵济塔威武挺拔，势欲遏云。这是一座七层八面的内石外砖、仿木结构的元代建筑，后经清同治年间重修，虽经多年的战火纷乱，但整个塔身依然保存完好，故又有“洪山宝塔”之美誉。　　　　
　　　　毛泽东伫立山巅，背向宝塔，向西览视不远处的长江大桥，对跟在他身边的几个人说：“大革命时期，北伐军打到了武汉，可恨被蒋介石中途断送了！”　　　　
　　　　张耀祠说：“我们党后来总算吸取了教训……”　　　　
　　　　毛泽东感叹道：“那时候，大革命失败了，当时我和我的两个弟弟都在武汉，许多人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感到渺茫，我对我的两个弟弟讲，‘大鹏鸟也有折翅的时候，只要它养好了伤，会飞得更高、更远’！”　　　　
　　　　张耀祠低语道：“革命总算成功了，我们共产党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毛泽东说：“所以说，我们这一代人要好好地教育下一代，不要将老子打下来的江山给断送了……”并说，“一代、两代，到第三代、第四代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现在还很难讲。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我很担心……”　　　　
　　　　张耀祠说：“主席，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强大，子孙后代不会忘本。”　　　　
　　　　毛泽东开始在山间散步，同时说：“我是曾经讲过的，‘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这是王安石的诗，古时候的人是很注重后继有人无人的问题的。我们共产党人为人民打天下，也要考虑江山将来变不变色的问题，现在苏联已经改变颜色了，我们党内也有修正主义……”　　　　
　　　　张耀祠跟在毛泽东的身后说：“中国的老百姓在旧社会受苦受难深重，就是有人想叫他们走回头路，恐怕也难……”　　　　
　　　　“问题不是这样看。”毛泽东对跟在他身边的人们说，“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深重，一旦过上好日子，也会忘乎所以。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没有多少经验，很容易走弯路。从现在起，对于反修防修，防止倒退，就要提高警惕。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临下山时，毛泽东又说：“我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你们还都年轻，要教育子孙后代永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4月6日，毛泽东在武昌洪山宾馆审阅了外交部党委报送的关于部机关干部理论学习情况的报告。　　　　
　　　　同一天，正在匈牙利访问的赫鲁晓夫，在布达佩斯又一次发表了攻击中国的讲话。他说：　　　　
　　　　“一些人批评我们说：‘你们一直想要一个较好的生活，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口号。’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回答这些批评时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我们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生活得更糟。’有人说，‘世界革命怎么样呢？你们准备牺牲世界革命的利益吗？’我们坚决拒绝这种训令。我们赞同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兄弟和为解放而进行斗争的各族人民，但是我们拒绝那种所谓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从而应当发动一场战争来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我们反对输出革命和输出反革命……　　　　
　　　　“有人批评我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这些人说：‘你们害怕战争。’我曾不止一次地回答这些勇敢的人们说：‘只有小孩和白痴才不害怕战争。’中国领导人说：‘如果发生了世界战争，那么怎么办呢？假如有一半人类被毁灭，但另一半还会生存。’对这种观点人们会说些什么呢？让人民自己来判断吧……　　　　
　　　　“一些人胡说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是从帝国主义那里乞讨和平。当然，这是造谣中伤。我们不依赖恳求，而是依赖我们自己的力量。甚至连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领导人也不得不认真地考虑世界上新的力量的对比……　　　　
　　　　“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我们一向遵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这是一个好的基础，而且我们希望看到普遍地用战争以外的其他方法来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给人们以更大自由，给人民以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制度将在最后的争论中取得胜利……”


《历史的真知》　第一部分视察贯彻《双十条》毛泽东又离北京（3）

　　　　4月7日，赫鲁晓夫在布达佩斯攻击中国的讲话，由中国外交部用电传发送到了在武汉的毛泽东的手中。　　　　
　　　　4月9日，赫鲁晓夫在布达佩斯再次对中国的领导人进行了最为猛烈的攻击。他在又一次讲话中把中国领导人说成是“一边是用左派的、超革命的词句作为掩盖的人，一边又宣布他们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忠诚的人，实际上这些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却滑进了托洛茨基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泥潭中”；他还谴责中国领导人“不负责任地拿千百万人的生命来进行赌博”，“企图把他们的冒险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以及“企图把他们的新霸权建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上”。　　　　
　　　　赫鲁晓夫的这一讲话内容，自然也很快地传递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4月10日，毛泽东在洪山宾馆再一次接见了正在武汉访问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田里见一行，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地谈话。　　　　
　　　　在谈话中，毛泽东显得心事重重，他再一次讲了中国党内的许多事和有关反修防修的问题：　　　　
　　　　“就在那年那年，指1962年。8月，我们讨论了整个路线，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开了一次十中全会，发表了十中全会公报。当时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即强调‘三和一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即强调自由市场、自留地，把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市场放在第二位，把私有经济放在第一位，农民的自留地放在第一位。第三就是自负盈亏，小商人做生意要自负盈亏，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三自’。还有‘一包’是主张把土地包到各家去种，不搞集体。当时是一股风，1962年很猖狂。　　　　
　　　　“中央联络部部长就主张‘三和一少’。他本来害病，那年春季，他突然积极起来了。此外还有统战部，一部分人主张把几个资产阶级政党在几年内改变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只是两个例子，其他还不止。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是太平的。每个部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　　　　
　　　　“中国如果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把中国的问题估计得更为严重了。　　　　
　　　　196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了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以后，即刻乘专列离开了武汉前往长沙。　　　　
　　　　这时湖南大地的春意正浓。空中有燕雀飞翔，水上有渔船撒网，大田里有社员们在忙碌着插秧；湘江岸边，万绿峥嵘，橘子洲头，鸟语花香。　　　　
　　　　毛泽东一到长沙，首先召集湖南省委的一班人见面，详细询问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展情况，主要是《双十条》下达后，落实到农村“四清”工作中的实际效果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具体反应……　　　　
　　　　4月中上旬，在周恩来给毛泽东打来电话请示、汇报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在电话上对周恩来讲：“赫鲁晓夫又在那里叫喊呢，我们要造成一种声势，全力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反美正义斗争，这对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是一种有力地声援，也是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愤怒声讨，同时是对修正主义者的有力回击！”同时又说，“赫鲁晓夫叫喊归叫喊，我们同苏联人民的友谊是长存的，快到他的70岁生日了，还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