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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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说：“我家有个叫蔺相如的门客，智勇双全，可以让他想想办法。”赵王无计，也只好叫他来问问。赵王问道：“秦王要用十五座城来换赵国的和氏璧，给还是不给？”蔺相如说：“秦强赵弱，我们不能回绝。”赵王又问：“若秦收了和氏璧，又不给我们城池，那时怎么办呢？”蔺相如说：“秦国提出要求，若是不答应，是赵国理亏；若是秦国收了赵国的玉璧，不予城池，那就是秦国理亏了。比较起来，我看还是后一种办法好。如果大王实在没有人可以派遣，我可以勉强充数。如果秦王把城划给我们，我就把璧留在秦国，如果他们不愿交出城池，我就‘完璧归赵’。”赵王觉得蔺相如口才便捷，虑事周密，就派他去了秦国。秦昭襄王在宫里接见了蔺相如。
秦王将璧看了又看，爱之欲狂，然后随手传给宫女、妃子观看，大家都赞不绝口，齐声向秦王道贺，高声欢呼。
蔺相如站在堂下，无人理睬，过了许久，也不见秦王提起交割十五座城池的事。蔺相如知道秦王存心欺诈，就按预先想好的计策说：“璧上有点小瑕疵，不经指示，很难看出，请让我指点给大家看。”秦王没有防备，就把璧递给了蔺相如。
蔺相如接过玉璧，立刻靠近大殿中的柱子，怒发冲冠，大声对秦王说：“大王想得到这块玉璧，差人去向赵王索要，赵国的大臣们都认为秦国贪得无厌，又不讲信义，只是仗着强大，就想靠几句空话骗取赵国的玉璧，所以大家都反对给您送和氏璧来。但我以为普通百姓交往尚且讲究信义，何况大王是一国之君呢？而且仅仅为了一块无用的玉璧，伤了秦、赵两国的和气，也是不值得的。赵王听信了我的话，才沐浴斋戒了五天，亲自在朝堂上把国书和玉璧交给我，让我奉送到秦国，这是多么恭敬的礼节啊！可我来到秦国，把玉璧奉献给大王，大王却傲慢无礼，态度随便，而且把美玉交给宫女传观，这是污辱赵国；您绝口不提交割城池的事，这是无意偿还城池。所以，我把玉璧要了回来。现在，玉璧在我的手里，您如果一定要强迫我，那我就让我的头颅和玉璧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说完，怒气不休，眼睛斜看柱子，准备砸璧。
秦王生怕他砸毁了玉璧，连忙向他赔礼道歉，并让人拿来地图，指点着说从某某地到某某地的十五座城归赵国。蔺相如知道秦王并非出于真心，也就来个缓兵之计。他对秦王说：“秦王既然喜爱和氏璧，赵国不敢不献。只是赵王送璧前曾沐浴斋戒五日，表示恭敬，大王也该沐浴斋戒五日，才能接受和氏璧。”秦王没有办法，只好答应。
蔺相如回到官舍，连忙作了周密布置，派人穿着麻衣布衫，化妆成老百姓，偷偷地揣着和氏璧从小道逃回了赵国。
过了五天，秦王在朝廷上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准备接收和氏璧。蔺相如走上秦廷，张开双手对秦王说：“秦国自秦穆以来，已历二十几位国君，从没听说过哪位国君讲过信义。我怕也受了您的骗，连忙派人把宝玉送回赵国了。赵国是弱国，秦国是强国，若秦王真心诚意地用十五座城池来换赵国的和氏璧，赵国是不敢不答应的，只要派一个使臣去，赵国马上就会送和氏璧来。过去孟明视欺骗了晋国，商鞅欺骗了魏国，张仪欺骗了楚国，如今，我不愿大王再背上欺骗赵国的坏名声，所以先把玉璧送回赵国。算我欺骗了大王，就请大王治我的罪吧！”秦王和大臣们听罢，十分愤怒，但蔺相如所说句句属实，无可辩驳。看看蔺相如毫无惧色的样子，也无可奈何，即使杀了他，也属无用，反落下个恶名，不如放了蔺相如，倒显得秦国宽怀大度，用意并非诈取赵国的玉璧。就这样，蔺相如“完璧归赵”，既保全了赵国的玉璧，又未给秦国落下把柄，还给赵国赢得了一个好名声。蔺相如也因之声誉鹊起。
但秦国并不能因为赵国出了个蔺相如就不再并吞六国。过了两年，秦国又夺取了赵国的两座城池，再过一年，又去进攻赵国，但都无多大成效。秦王一想，这么慢慢地消耗，没有多大的用处，不如索性跟赵交好，等除灭了别国，再设法灭赵。
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派使者约会赵惠文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县）相会，赵王怕像当初的楚怀王做了秦国的“肉票”而不敢去，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如果不去，既会变得被动，又会被秦王看不起。因此，赵惠文王就让蔺相如跟从，廉颇在国内辅佐太子。平原君赵胜说：“应当带上五千精兵作为随从，再把大队人马驻扎在三十里外，作为接应。”赵王就叫大将李牧带上五千精兵跟随，叫平原君带上几十万大军随后。
廉颇觉得还不放心，就向赵王请求说：“这次赴会，吉凶难卜。去渑池来回不过二十多天，加上两三天的会议，也不过三十天。若是逾三十天未归，我能否像当年楚国一样，立太子做国君，以免秦国挟制大王呢？”赵王同意了。跟着，廉颇又在边界上作了严密的布置。
赵王与秦王在渑池相会。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谈论天下大事，似乎谈得很投机。酒酣耳热之后，秦王借酒盖脸，似乎开玩笑地对赵王说：“听说赵王精通音乐，请为我弹一弹瑟。”赵王无法推辞，只得忍气吞声地弹了一下瑟。秦王立刻让史官记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赵王气得脸都紫了。赵国还未灭亡，秦国就把赵国当属国看待，甚至还不如，居然把弹瑟的事载入史册，实在是奇耻大辱。但赵王只是气恼，却想不出报复的办法。
这时，只见蔺相如端着一只瓦盆，走到秦王面前说：“听说大王善于击缶，请为赵王击一次缶。”秦王立刻震怒，不去理他。秦王的卫士想去杀了他，都被蔺相如大声喝退。他对秦王说：“大王的军队虽多，在这里却用不上，在这五步之内，我就可以血溅大王。”秦王看看没有办法，如不击缶，蔺相如就要扑过来厮杀，只好击了一下缶。蔺相如立命赵国史官记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秦国的大臣看见伤了秦王的面子，就想法挑衅说：“请赵王割十五座城池为秦王祝寿。”蔺相如针锋相对地说：“请秦王割咸阳城为赵王祝寿。”在整个宴会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斗争，虽然秦国时时发起进攻，但蔺相如以牙还牙，机智巧妙，毫不退让，秦国始终没有占到丝毫的便宜。同时，秦国得到密报，赵国已在边境上集结了大军，各方面都作好了准备，秦国也就未敢轻举妄动。
在秦、赵两次重大的外交斗争中，蔺相如甘冒生命危险保全了赵国的尊严，未使赵国陷入被动的局面，功劳很大，为了答谢他的功劳，赵王拜他为上卿，位置比廉颇还高。廉颇很不服气，到处跟人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还说如果碰见了他，必定要当面污辱他。在廉颇看来，只有武将的刀枪拼战才算功劳，文臣的智谋勇敢算不了什么，况且污辱了蔺相如微贱的出身，到处扬言要当面加以羞辱，这对蔺相如来说，确实是很难忍让的。
但蔺相如好像没有听说一样，几次驾车出门，远远地看见廉颇，为了避免碰见，就早早躲开。这样时间一久，连蔺相如的门客从人都觉得太窝囊，忍受不了。一天他们对蔺相如说：“我们背乡离井，不远千里投到您的门下，是因为仰慕您的为人。如今，您的官位比廉颇要高，反倒这样惧怕他，真不知是什么原因。您这样胆小懦弱，连我们都感到羞耻，还是让我们回家算了。”蔺相如不慌不忙地问众人说：“各位看廉将军与秦王比起来，哪个更可怕？”众人都奇怪地说：“廉将军当然没有秦王可怕！”蔺相如又说：“这就对了。试想秦王那么强大，各国诸侯都畏之如虎，我却敢在朝廷上当众责骂他。我蔺相如虽没有什么大本领，还不至于如此惧怕廉将军。只是我考虑到，强横的秦国之所以不敢来侵犯赵国，其原因就在于我们两人能够同心协力地对付秦国。如果我们两人争斗起来，那就必定给秦国造成可乘之机。我之所以这样对待廉将军，是以国家的安危为重，不计较个人私仇啊！”
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廉颇听后恍然大悟，既感动又惭愧。廉颇是个正直坦诚的人，一旦悔悟，就真诚地改过。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就按照古人最隆重的仪式，光着脊梁，背着荆杖，表示任由责打，来到蔺相如的门上“负荆请罪”。他跪在蔺相如的门前说：“我是个没有见识而又气量狭小的粗人，没想到您能宽恕我，请您责打我吧！”蔺相如也很感动，亲自把他扶起来。从此“将相和”，两人更加相互理解尊重，结成生死之交。就因为有这样的两个人，秦国在其后的十年内，未敢发兵攻打赵国。
蔺相如对外以强硬机智取胜，对内以柔和谦让制胜，不愧是战国时期的名相，即使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在这里，谦让制胜恐怕不仅仅是一种权术，主要还是由个人的思想水平和道德修养所决定的，因此，蔺相如可称为谦让制胜的典范。
需要看到的是，谦让制胜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谦让本身必须有厚实的才智、品德、能力、权位和实力做后盾，否则就成了被迫退让。其次还要看谦让的对象，如果对方是一时糊涂的明理之人，固然不妨谦让；如果对方是得寸进尺或是愚顽不化的小人，谦让就等于逃跑了。
正如开篇所讲一样，谦让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但哪些是真或有多少真多少假可就难说得很了。倒不是想给蔺相如这位谦让典范抹黑，他对廉颇谦让是否完全彻底地像他说的那样是出于重国家而轻私仇的考虑还很难说。也许他还感觉到，同廉颇相争，不易取胜，不如以和为上。不是吗？在中国历史上，又有几位文人、书生能争得过手握刀枪剑戟的武将呢？
13曾国藩的奥秘
近年的“曾国藩热”有些令人费解。
自《曾国藩家书》和长篇小说《曾国藩传》问世以来，电影、电视争相以之为题材，尤其是书刊界，更是趋之若鹜，十年来出版的有关曾国藩的书籍不下百种，的确很流行，奇怪的是出版商每出必赚，屡试不爽。
那么，曾国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学者兼“贤相”的典型，自曾国藩以后，这类人物就只可闻其名，而无可见其人了。
今人为什么对曾国藩表现出如此大的热情呢？从前几年的《曾国藩家书》热，到现在的《曾国藩传》热，一直热情不衰，难道人们忘记了他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元凶了吗？
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往往是短浅的，从文化角度看问题往往是深远的，要了解人们对曾国藩的热情，还得从传统中国人的做人理想说起。
一般说来，传统中国人的理想有两条，一是做官，二是成名。做官实惠，成名可以不朽，如果能把二者集于一身，那就妙之极矣！做官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荣华富贵”四字可谓形容尽了做官的好处，对于极为实在的中国人来说，如能得享高官厚禄，可谓不枉一生了。因此，中国人历来就对官有着敬畏和崇拜之情。只做了官，还不够高雅，如果能成为贤人甚至圣人，那就更加完美了。中国人历来对于先贤圣哲有一种神秘的敬畏感，认为他们不仅是天道的代言人，还是神明的象征，因而，一般人尊重圣贤，读书人尤其如此，他们最大的愿望大概不是当皇帝，而是成为“帝王师”。
其实，名、利往往是粘结在一起的，所以，在图得官位、名誉的同时，往往就有了实利，像孔圣人那样一生穷困潦倒、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情形毕竟是个别的，而中了状元，做了大官，发了大财的情形才是普遍的，所以，中国人往往把名、利看做一回事。但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商人赚钱，还是为传统观念所鄙视，土地主有钱，也为城里的人看不起，因此，像曾国藩那样，既是晚清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实力派，是名震中外的“圣相”，还是学术界的领袖，是“帝王师”，把官、权、名、利结合得十分完美，就成了传统中国人的理想形象。
的确，在曾国藩的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这一辈子实在没有白过，吃喝玩乐占了，叱咤风云占了，行权用势占了，建功立业占了，舞文弄墨占了，寿终正寝占了，总而言之，功名利禄四字全占去了，可谓占尽了在中国人看来令人羡慕追求的一切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