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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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大哭，但樊於期已死，也只好把他的头颅用匣子封好，又准备好了督亢之地的地图，一并交给荆轲。
于是，荆轲就让太子丹访求天下最为锋利的匕首。太子丹用百金买到了赵人徐夫人的匕首，让工匠在匕首上淬上毒药，用之弑人，只要见血，人就立刻倒毙。荆轲又让秦舞阳当副手。秦舞阳是燕国的勇士，十三岁就杀过人，燕人都不敢正视他。这样，一切准备齐全，可以出发了。
荆轲想同一个人一起赴秦，但那人住得很远，一时未能赶到，故误了行期。太子丹以为荆轲变了主意，就对他说：“日子不多了，荆卿还有意入秦吗？请让我先把秦舞阳派去吧！”
荆轲大怒道：“你催什么？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我之所以停留几天的缘故，是想等一个人一同赴秦。今太子以为我走得太迟了，那马上就辞别吧！”于是出发。
太子以及宾客凡是知道此事的人，都穿上白衣服，来到易水边送行。祭祀送行完毕，取道上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高亢悲壮之音，送行的士人尽皆流泪。荆轲又上前高歌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罢，高渐离击筑又为羽声，慷慨激昂。
于是，荆轲上路，不再回头。来到秦国，他因献上了樊於期的头而得到了秦王的信任，于是把匕首卷在地图之中，进入宫内。荆轲借秦王展看地图之机从地图中抽出匕首，抓住秦王的袖子，欲刺秦王。秦王起身而逃，绕柱而走，最终拔出剑来，砍断了荆轲的腿。荆轲见追不上秦王，便以匕首投掷，匕首撞在铜柱上，掉在地下。荆轲的身上被砍了八剑，自知不能成事，便倚着柱子笑道：“我之所以没能刺杀秦王，是因为我想劫持秦王，想拿到秦王的契约以还报太子丹的缘故！”
荆轲刺秦王的行动本身是失败了，在今天看来这一行动也不一定具有进步的意义，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正义的行动，尤其是荆轲重承诺、报答知遇之恩和以死酬知己的精神，更为后人称赞。
在春秋战国时期，行刺之事屡有发生，为什么只有专诸、荆轲、聂政一类人能够名垂青史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古代的侠客，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客，是一群具有强烈浪漫气息的人。在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的乱世，他们背负着传统的理想，幻想用自己的手中之剑来拯救现实，在他们的身上，闪烁着人格的光彩和理想的光芒。他们是一群纵横于现实之中，而又超脱于现实的人，他们身上的许多特点，是今人所缺少并且渴望得到的。
那么，侠客何为？侠客与文人又是怎样的关系呢？正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千古侠客梦桃源。如果我们借助现代新武侠小说，更能说明这一道理。
在浩如烟海的新武侠小说中，金庸、梁羽生、古龙的作品是其杰出的代表，其中又以金庸小说最具文化意蕴，借传奇表现传统，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创造。他的小说往往把侠客置于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上，亦幻亦真，亦史亦奇，把传统侠客的文化品格凸现无遗。
纵观金庸的十六部小说，融历史与传奇于一炉的共有六部，这六部小说中的一些侠客形象，足以说明侠客何为。《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木讷近仁，先是行侠仗义，后则助守襄阳，这位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实是一位民族英雄。但不论他的行动还是华山之下的苦思冥想以及最后同成吉思汗的辩论都一致表明，他想实现的正是儒家的“爱人”、“仁政”、“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天龙八部》里的千古大侠萧峰，企望以死来消弭刀兵，使天下永得太平。《鹿鼎记》里的天地会虽是一个政治组织，但其首领陈近南则是个兼侠客、忠臣、民族英雄于一身的人物，更显示出他以侠客的身份去实现道德、社会理想的企图。《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以书生的出身而成为草莽英雄的首领，自然打不破书生难成大事的历史定律，但他的失败及归隐异域却正使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理想成分。《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空为一教之主，空有绝世武功，空对明教有生死存亡之恩，只因为人太过诚实淳朴，只好为爱人画眉窗下，把好端端的一个开国皇帝让给了朱元璋。至于《碧血剑》，则更为特殊，袁承志自幼受一群忠烈之士的熏陶，满拟可以杀昏君、报父仇，造出一个理想世界，哪知崇祯无道，李自成也非明君，失望之余，只好归隐海外。再加上《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归于玄寂，《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曲终人不见”，《连城诀》中的狄云和水笙逃避深山，真是一部悲壮的侠客无奈奏鸣组曲。
原来千古侠客所做的竟是这样一个桃源梦！不论是以“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的袁承志为代表的归隐型侠客，还是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为代表的死节型侠客，他们的共同愿望，都是要拯民众于水火，救生灵于涂炭，建立一个清平无争、德化淳美、民与为乐的桃源世界。老子、庄子崇尚返朴归真，孔子、孟子教人实现美政理想，侠客们与至圣先贤做的是同一件事，与千古文人学士追寻的是同一境界，只不过前者用“剑”，后者用“书”而已。
建桃源世界，为理想献身，原是真正的大侠精神。侠客的变异，因世事推移而无一定之规，且历史上的侠客与人们观念中的侠客也有差异，但这真正的大侠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真正的大侠必定有此精神，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成为真正的侠客。逞匹夫之力、血气之勇而不计民生疾苦、不思国家民族者，至多只能算是好武之徒，永世不得进入大侠之列。
然而，大侠的长剑虽利，终不能杀尽不平而除旧布新，更不能把处在痛苦轮回中的传统社会改造成永恒的桃源乐土，所以，他们死难殉节或归隐山林就成为必然的结局，其志难遂，实在是每一位真正侠客的历史宿命。道理很简单，大侠的祈求是永无止境的，而现实社会的具体存在却总是滞后的。渊明醉归图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晋/陶渊明/饮酒其一
大侠精神总是代表着破坏现实秩序的理想力量，总是希图建造一个更完美的社会（历代封建帝王多对游侠采取禁绝或屠戮的政策，便是极好的注脚）。其实大侠精神的意义也就在此，它把美好的图景以极其有力的方式昭示给人们，使人们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也不至灭绝了纯真的希望，在心灵的一隅保留着一块永不凋零的常青地，这也是大侠精神的恒久魅力之所在。
“乱世天教重侠游”，即使在所谓的清平之世，人们对大侠精神的渴望也是无处不在的，只是时隐时现罢了。在束缚太多的中国，人们欲想一展身心，学剑行侠恐怕不失为一条捷径，即便行侠不成，亦可得到虚幻的满足。据说李白学剑杀过人，陆游则终生是“虏血未染锷”，至龚自珍的“一箫一剑平行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则纯为抒情。至今天，人们在阅读武侠小说中获得了如醉如痴的满足，也是渴求大侠精神的表现。不过，这已是一种最为无奈的方法了。
文人自感无用而祈求侠客、创造侠客，但侠客的长剑实在无法替文人开辟出一片净土。文人做不成侠客梦，侠客做不成桃源梦，文人与侠客，实是一对孪生的患难兄弟，也正是这对患难兄弟的无数次殉难，才使漫长的中国历史不至沉落。
2法家·学者·政治家
中国人做事情一般来讲是不太彻底的，在封建官场上，多信奉“功成身退”，在战场上，又讲究“穷寇勿追”，在商场上，往往喜欢“见好就收”，可谓深得中庸之道。确实，这也是中国人生活经验的总结。在《易经》里，就有“否极泰来”、“剥极而复”的话，意思是说倒霉到了极点，好运就会来临，反之，鼎盛到了极点，也就快倒霉了。就是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话也还是含有辩证因素的，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合理性。
这的确是中国封建官场里的一条守则，但人在官场，往往利令智昏，虽明白及时抽身的道理，却是身不由己，不愿抛弃荣华富贵，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也许，这是人性使然吧！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集大学者、大权谋家、大政治家于一身的李斯，就是这样一个例证。他在身为秦国丞相的大红大紫时期，多次想起老师荀子告诫他的“物忌太盛”，也多次想和他的儿子一起回到故乡上蔡过那种牵着黄犬、优游自在的生活，但由于功利之心太重，权势之欲太盛，未能抽身离去，最终落个父子均被腰斩的下场。
李斯出生于战国末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人，少年时家境不太宽裕，年轻时曾经做过掌官文书的小官。至于他的性格为人，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插叙了一件小事，极能够形象地说明。据说，在李斯当小官时，曾到厕所里方便，看到老鼠偷粪便吃，人和狗一来，老鼠就慌忙逃走了。过了不久，他在国家的粮仓里又看到了老鼠，这些老鼠整日大摇大摆地吃粮食，长得肥肥胖胖，而且安安稳稳，不用担惊受怕。他两相比较，十分感慨地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意思是说，人有能与无能，就好像老鼠一样，全靠自己想办法，有能耐就能做官仓里的老鼠，无能就只能做厕所里的老鼠。这个小故事，形象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也预示了他未来的结局。
荀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但其思想又有法家的成分，其徒李斯正是发展了法家的一面。
为了能做官仓里的老鼠，求得荣华富贵，李斯辞去小吏职务，前往齐国，去拜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荀子为师。荀子虽是继承了孔子的儒学，也打着孔子的旗号讲学，但他对儒学进行了较大的改造，较少传统儒学的“仁政”主张，多了些“法治”的思想，这很适合李斯的胃口。李斯十分勤奋，同荀子一起研究“帝王之术”，即怎样治理国家、怎样当官的学问，学成之后，他便辞别荀子，要到秦国去。
荀子问他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说：
“人生在世，贫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最大的悲哀，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干出一番事业来。齐王萎靡不振，楚国无所作为，只有秦王，正雄心勃勃，准备兼并齐、楚，统一天下，因此，那里是寻找机会、成就事业的好地方。如果尚在齐、楚，不久即成亡国之民，能有什么前途呢？所以，我要到秦国去寻找适合我个人发展的机会。”
荀子的思想中本来就有许多法家的成分，他同意李斯前往秦国入仕，但他告诫李斯要注意节制，在成功之际想想“物忌太盛”，不要一味地往前走，必要的时候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李斯来到秦国，投到极受太后倚重的丞相吕不韦的门下，很快就以自己的才干得到了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小官。官虽不大，但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有此一点，就足够了。处在李斯的位置，既不能以军功而显，亦不能以理政见长，他深深地知道，要想崭露头角，引起秦王的注意，唯一的方法就是上书。他在揣摩了秦王心理，分析了当时形势后，毅然给秦王上书说：
“凡是能干成事业的人，全是能够把握机遇的人。过去秦穆公时代国势很盛，但总是无法统一中国，其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周天子势力还强，威望还在，不易推翻；二是当时诸侯国力量还较强大，与秦国相比，差距尚未拉开。不过自秦孝公以后，周天子的力量急剧衰落，各诸侯国战争不断，秦国已经趁机强大起来了。现在国势强盛，大王贤德，扫平六国真是如掸灰尘，如今正是建立帝业、统一天下的绝好时机，大王千万不可错过。”
这些话既符合秦国及各诸侯国的实际情况，又迎合了秦王的心理，所以赢得了秦王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接着，李斯不仅在大政方针上为秦王出谋划策，还在具体方案上提出意见。他劝秦王拿出财物，重贿六国君臣，使他们离心离德，不能合力抗秦，以便秦国各个击破。这一谋略卓有成效，李斯因而被秦王封为客卿。李斯在秦国开始崛起。
可就在这时，秦国掀起了一场反对外国人的运动，是韩国派间谍帮秦国修渠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秦王下了一道“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当李斯还未离开秦国，在临近边境的时候，他给秦王上了一道奏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