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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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生就喜新厌旧的脾气，对她不再理会。至于对待庄妃，多尔衮一则敷衍，一则命令宫中的太监使女封锁消息，不让庄妃知道。
之后，多尔衮因纵欲过度，在喀喇城围猎时得了喀血症，不日身亡。
多尔衮死后，平时怨恨他的大臣趁机上书攻击多尔衮，起初庄妃还从中调护，后来大臣得知顺治帝隐恨多尔衮，便放胆揭发，把多尔衮宠爱两位朝鲜公主的事告知了庄妃。庄妃大怒，才知道多尔衮时常出猎，原是为此，于是发狠说：“如此看来，他死得迟了。”至此，许多大臣罗列了多尔衮的罪状：收受贿赂，逼死豪格，引诱侄媳，私制御服，私藏御用珠宝等。顺治下诏，诛除多尔衮的党羽，追夺多尔衮家属所得的封典。
顺治就是在这样一位母亲的庇护下坐稳了皇位，长大成人，也是在这样一位叔父的权势之下战战兢兢地度过了少年时代。尽管在满族人看来叔娶其嫂并非大逆不道，但顺治还是感到深受其辱。顺治以后的行为和他在二十五岁就不明不白地结束了生命（一说出家当了和尚），与他童年、少年时代的经历不无关系。
对于维持朝廷的稳定和顺治帝位的稳固，庄妃的做法不能说没有作用。她抓准了多尔衮的特点，自始至终把他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最后，多尔衮还是因纵欲过度而死亡，说明庄妃对多尔衮的认识是极有眼光的。以此法来制此人，可谓深得其道。多尔衮死后，顺治已长，权力也不再集中在某个大臣手中，清朝的统治集团就稳固了。多尔衮始终没有篡权，这也是满清能够统一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来“和亲”，皆是以女嫁人，庄妃无女可嫁，即使有女可嫁也无济于事，那么，庄妃只好亲身委之了。以皇太后之尊而下嫁大臣，个中功过委曲，又怎样评说呢？皇太后下嫁多尔衮，虽清史不载，但史实如此，无可讳言。以满清风俗，本不足为怪，因此也不必讳言。我们所要看到的是，传统中国人维护权力的办法实在太多、太奇妙、太丰富了。在这些办法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中国传统观念的这样一个侧面：权力高于一切？
14改革者的结局
在古代社会里，中国的改革者似乎总没有好下场。
何以会如此呢？有些人把古代中国难行改革的原因归结为老百姓不愿改革，其实，这很不公平。古代中国的改革，往往是由当权者首先推行的，同样，也是由当权者首先阻止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不管老百姓是否愿意，是否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老百姓都要被动执行。当然，好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欢迎，不好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抵制，但无论如何，百姓的好恶很难影响到统治集团的态度。改革的失败，往往来自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
先从中国最早的变法者商鞅说起。
商鞅是卫国人，起先在魏国做小官，魏惠王没有重视他，他听到秦国招纳人才，就跑到了秦国。
秦国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它远处西北边陲，本来很小，名不载诸侯之籍，但它总是从其他诸侯国招纳人才，利用这些人才使自己的国家一步步地强大起来。在秦国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是由秦国本国的人才推动实行的，秦国这种开放的态度以及君主的进取精神，终于使秦国吞并了六国，统一了中国。
但在秦孝公这一代，秦国还不算很强大，东邻魏国就常欺负它，以至侵占了它的很多土地。秦孝公想使秦国迅速
商鞅戟/商鞅变法用的统一的量具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宋/王安石/商鞅
强大起来，就颁布了一道旨令来招贤纳士，凡能使秦国强大的人，封高官，裂土地。
商鞅好刑名之学，属于法家一派的人物，他琢磨秦国只有用法治才能迅速富强起来，自己到那里可能有用武之地，就跑去见秦孝公。为了弄清秦孝公的真实心理，他不敢一见面就吐露自己的想法，而是先试探性地进行交谈。前两次，商鞅给秦孝公谈儒家的帝王之道，结果秦孝公大感厌烦，昏昏欲睡。这样，商鞅就明白了秦孝公是要以法兴国，于是，在第三次会谈时，他抛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变法。这一下子把秦孝公抓住了，两人谈了三天三夜，也不觉疲劳。秦孝公当即任命他为主管变法的官员，进行变法。
商鞅为了取信于民，还先耍了一点小手腕，他在国都南门外立了一根木头，下令说：“谁若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他五十金。”那木头以中人之力就可搬动，而五十金之赏却非常之多，时人以为有诈，不敢搬运。后有一个粗鲁人见赏金很多，就扛到了北门，结果真的得到了赏金。商鞅借此在民众中树立了威信。
于是，商鞅分别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和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2年）实行了两次变法，内容包括：
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其他家须告发，否则连坐。
二，奖军功，禁私斗。凡有军功者，不论其出身贵贱，职位高低，均可按功升官，按功分封土地。各城邑之间不得相互械斗，违者以严刑处罚。
三，奖耕织，鼓励发展农业，增加人口。凡种地收产多者，可获奖励，反之，则抄没其家，罚作官奴。
四，轻罪重罚。如把灰倒在道上，就要在面上刺字涂墨。
五，实行县制，集中中央的权力。
六，承认土地私有，鼓励开荒。
七，统一度量衡，以便加强统一管理，集中财富。
在这些变法措施中，有两条极其重要，一是军功无等级，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二是承认土地私有，使秦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迅速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0年），秦国向魏国发动战争。在商鞅的策划之下，秦国大败魏国，收回了黄河以西的失地。商鞅因功大被封于商地，领有十五座城邑，号为商君。商鞅变法除了法令过于苛刻之外，基本上是符合百姓利益的，所以百姓并不反对商鞅。商鞅之败，在于秦廷内部的权力之争。
变法之初，有许多旧贵族就激烈反对，原因很简单，其中的一些条令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关键的还是那两条：军功无等级和土地私有。但因秦孝公的支持，他们还不敢怎么样，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旧贵族势力就诬告他谋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遂在秦国无容身之地，为什么呢？因为商君之法规定，住店要有证件，而作为潜逃之人的商鞅哪里有证件，只好跑到魏国，魏国人要杀他，他只好又跑回自己的封地，在封地组织了一支军队，抵抗前来逮捕他的旧贵族的军队。但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被擒。商鞅遭受的刑罚是“车裂”，即把他的四肢系在马车之上，让马车把他的躯体生生撕开。其刑罚之酷，令人发指。
商鞅虽死，其法还在。秦国并未因此衰落下去，而是一直沿用商鞅之法，一直发展下去，在一百多年之后统一了中国。宋朝的王安石变法虽无商鞅变法之激烈，王安石的结局也比商鞅好得多，但其法反复，新旧两党的交替罢黜任免，却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提出并推行了一些变法措施，诸如在青苗农贷、农田水利、省兵置将以及向中央集中财力等方面有所变革，这些措施，确实是根据宋朝当时的社会积弊而提出的，其用意和动机无疑是良好的。实施的效果虽不能尽如人意，但毕竟有一些积极的成果。但在朝廷内部，特别是一帮大臣之间，围绕新法形成了主张变法的王安石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的旧党，这两党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斗争。
两党交锋了好几个回合，一会儿新党上台，贬斥旧党，一会儿旧党上台，抑制新党，再加上势利小人投机钻营，使得新旧党争几乎完全变成以废立新法为幌子来进行争权夺利的权力斗争。尤其是新党中的章椁等人，更是残酷迫害司马光的旧党一派，好多人被流放贬斥至死。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对于新法真正的利弊得失，哪里还有人去考虑？
新法时兴时废，完全成了党派权力之争的借口和由头，已无实际意义。最后，新法还是被完全废除。
早在新法被完全废除之前，王安石就被迫隐居。他还算是幸运的，没有遭受太大的人身迫害，得尽天年。但后人对王安石却颇有微辞，如无聊之人作了一篇《拗相公饮恨半山腰》被收在“三言二拍”之中，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喷头，糟蹋得不成样子，足见其对变法所怀的刻骨仇恨。
由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党争实在太能说明问题了，那就是中国的变法绝非坏在老百姓的手里，宫廷内部的争权夺利才是使变法夭折的主要原因。
最有意思的改革恐怕当数“百日维新”（又称“戊戌变法”），这场变革对中国的影响之大，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忽视它。
但这场改革的主角光绪皇帝是一位没有权力的改革者。通过分析“百日维新”的失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到底失败在什么地方。
同治皇帝在年仅十九岁时病亡，其母慈禧太后怕立了同治帝的儿子当皇帝自己会失去权力，就选中了醇亲王四岁的儿子即位，这就是光绪帝。
光绪的父亲是慈禧的丈夫咸丰帝的弟弟，因此，光绪就是慈禧的侄子，而光绪的母亲又是慈禧的亲妹妹，因此，光绪又是慈禧的外甥。光绪即位时年仅四岁，大权完全操于慈禧一人之手。
光绪帝像
慈禧教光绪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叫他畏惧自己，二是让他学习。慈禧对光绪管教很严，企图把他培养成自己驯服的工具。她让光绪叫自己“亲爸爸”，不让称太后，并经常训斥教导，可谓“教子有方”。
至于学习，光绪却十分主动，十分好学。他认真完成宫廷规定的学习科目，不仅在上课时间努力学习，就是在假期和课外，他也从不停止，总是手不离卷，口不离经史子集。有时，慈禧让他去看戏，他表面上答应，但到戏园子遛了一圈之后，就又回去学习了。连慈禧太后都称赞他“可谓好学”，宫廷内外，交口称誉。
在老师翁同龢等人的悉心指导下，光绪于十多岁就精通经史易理，能写出一手好文章，而且在文章中经常表露出宏图大志，尤其令他老师等人惊讶的是，他还能时不时地提出一些深刻的见解。由此，翁同龢等人断定他将来必是一位有为皇帝。
清德宗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光绪十六岁，按照传统，光绪“亲政”，慈禧太后也作出姿态，“撤帘归政”。但实际上，朝廷的军政大权仍把持在慈禧的手里。
光绪“亲政”之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企康有为像
图瓜分中国的关键时刻。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帝国主义得陇望蜀，势在彻底灭亡中国。尤其是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彻底看清了中国与世界的局势，认识到不变法就要亡国的必然趋势。于是，首先在知识分子中间掀起了一股倡导变法的热潮。
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社会的一次大举措。《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怒，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一千二百多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拒和、迁都，是为“公车上书”。这次上书，不仅使清廷的顽固大臣感到震惊，还使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看到了中国人的觉醒，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因清廷等级森严，“公车上书”的奏章没有送到光绪的手里。康有为等人十分气愤，在二十多天后，又写了一篇万余言的长篇奏章，经过辗转反复，光绪终于看到了这篇奏章，光绪对康有为提出的许多观点十分赞赏，并发出“上谕”，实行新政改革。当然，这种“上谕”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如果用来罢一个人的官或是杀一个人的头则可，要想改变积年陈旧的封建官僚体制，实行所谓的新政，那就如清风吹泰山一般无济于事。
康有为见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又于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愤然上书。在八九年以前，康有为就曾向光绪上书，一直如石沉大海，他想起多次上书的经历，心中十分愤慨，在此封奏章中，他措辞激烈，指出日本国会及报纸天天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