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6-廉耻观的历史-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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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往往对这种测试的史料很感兴趣。“会议”（congrès）这个词直到1677年2月18日之前还没有公共辩论的意思，那时的“会议”（congrès）是指被怀疑性无能的丈夫要在医生和稳婆面前证明对他的指责纯属污蔑。这种作法引发了一系列丑闻之后，才在1677年由巴黎市政厅宣判为“无效且不名誉”而被取消。这个词很快有了现代定义：大臣们在NIMERGUE议会大厅讨论问题，不过讨论的不是性无能，而是指其它方面的无能。这种提法由于历史原因含意不清，所以用的很少，直到美国人借用这个词用于他们的议会：十八世纪末，“会议”这个词剔除了原来的含意又回到法国。语言历史学家听到政治家们召集“会议”（congrès），达成共识，艰难地“接生”出一项新政策时便会忍俊不禁。
至于这种测试的方式，只要读一读吉。德。索里亚克写的《伟大的外科学》（1363）这本书中的描述就可以了。他对称作“前会议”的描述有点想当然，因为在十四世纪时这种测试还比较少见，直到十六世纪才多起来，与此同时“会议”这个词开始使用，这倒是始作俑者始料不及的。观念已变，还要沿用毫无意义、已经走样的老习惯，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医生为法官，稳婆参预其间。两口子被拘在一起呆上几天，稳婆陪着他们，给他们生上火，身上膏上油，让他们聊天，爱抚，拥抱。然后稳婆把看到的一切转告医生，医生了解情况后，再把实际情况向法庭陈述。不过，医生要小心上当，因为这种事情会经常弄虚作假。拆散上帝所结合的人要冒有很大风险。”
事情会不会真的如此简单，很值得怀疑。妻子既然状告丈夫性无能，无力为她破身，一定会准备下诸多理由，而绝不会乖乖地听稳婆的话。而作为丈夫，在众人嘲笑的目光下被带到家中或公共浴室中，在稳婆眼皮底下，顶多在床前拉一道帘子去完成人们命令他完成的任务，如果无力完成，只好退还嫁妆而且再也无权享受合法的婚姻，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具备超人的爱才能顺利通过考验。
1611年，当这种“会议”（congrès）方兴未艾时，塔热罗给我们留下了富有风俗的描绘。夫妇二人“一丝不挂”，被单独放到一张带有天盖的床上，两口子在炽热的行动中进行着令人“忍俊不禁的争吵”，床边有稳婆在站岗放哨，而医生把守着门口，而且，这场戏“还不能不点蜡烛，因为长辈的眼睛在旁边盯着呢”。
塔尔曼。德。雷奥不会放过对这种测试的描写，1658年，他曾亲眼目睹曾轰动一时的兰哲侯爵的诉讼。下流玩笑、恶作剧、不怀好意的好奇一样不少地统统加到年青（20岁）的侯爵身上，妻子也未幸免。当值的稳婆中间，有位八十岁的波滋夫人，真是花样百出：“她一会儿一趟，自己看完之后马上跑去告诉专家们：‘真可怜，他不行啊’”。大家都知道她指什么！经过四个小时的奋斗，男的认输投降。经过这场导致婚姻破裂的失败，侯爵的名字成了性无能的象征，当地叫卖无籽瓜吆喝的是：货直价实的兰哲……年青人的祖母临终前给他另起新名字。这个事件轰动了全巴黎，结局却颇具讽刺意味：LA泰里涅侯爵不再使用兰哲这个名字，他结了婚，与第二任妻子生了七个孩子！然而，这种“会议”（congrès）却没因此而取消。
应该指出，尽管医生负有完全责任，却无意介入夫妻的私生活。夫妻隐私在这点上得到了尊重，因为作丈夫的在稳婆面前行房事不会感到难为情，但是女人在男性面前干那种事却会脸红。因此，首先对“会议”（congrès）发难的是以女性廉耻观的名义发动的。只要丈夫通过医生的初诊，女方便可免于检查。1600年，在阿尔根顿男爵的不育事件中，尽管男爵自己要求进行“会议”（congrès）审查，但医生的认可已然足够。塔热罗宣称对女性检查是“不道德的行为，是对女性廉耻观的侵犯，是丑陋的，是应该避免的”，因为女人身上没有比这种忌讳更值得尊重的东西了。他认为应该取消“会议”（congrès）审查，代之以更为“道德的和合理的对男性的检查，除非女方自己要求，一般情况不能强行对女人进行审查”。同时，他很狡猾地指出一个女人自称是处女（既然丈夫不能为其破身），但又不顾一切廉耻非要做这种令人羞辱的试验是有悖于常理的。
而男人的廉耻观呢？直到十七世纪，从来就没有得到重视过。而且很少有男人对此有所要求。好像这一时期，他们急需证明自己的阳刚之气，却又显得底气不足。兰哲第一次做鉴定时，他的两个朋友赛维涅夫人和 拉瓦尔丁夫人就把马车停离在做鉴定的场所两个门口远的地方等着他，兰哲满足了医生的好奇心之后就去找她们，“在街道尽头就能听到她们的笑声”。赛维涅夫人思路比较敏捷，事先就对他说：“您的官司输赢全靠您裤挡里的那话儿了。”
塔热罗作为医生第一个提倡男人应该拒绝“会议”（congrès）或者拒绝证明自己是否具有勃起功能，在这一点上“廉耻观”起码还是要有的。可惜，他所谓的廉耻观有些含糊不清并且有局限性，他仍然主张只对男性进行检查。而且他很孤立，只主张禁止当时流行的由接生婆对男性进行检查的作法，尽管如此，也没得到法学界的支持。但是他却为男性廉耻观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1677年，拉莫瓦翁取消“会议”（congrès）之时，也不是从维护男性廉耻观为出发点的。这位总检察官强调“会议”是一种“滥用而不是一种好方法，是反风俗、反宗教和有违天性的，这种作法既没有法律依据，也不合教规。甚至毁掉了能够澄清事实的老规矩。他希望取消这种取证不准确的作法，因为其动机不健康，称谓也对法律缺乏尊重，并有悖于我们信奉的高尚宗教，是对廉耻和神圣婚姻的彻底否定。”
不要搞错，廉耻观与丈夫并无关系。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会议”（congrès）是取消了，但要证明男人的“勃起”、“坚挺”和“天性动作”，甚至要检查“射精”，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使罪恶的手淫合法化！我们这位知耻知廉的检察官拉莫瓦翁在撤消“会议”（congrès）十年之后还在谴责皮埃尔 LE GROS因过于矜持未能有效地完成新测试方法。那是因为在测试中间，他看见父亲和妻子的代理人后面跟着两个不认识的医生冲进他的房间，絮絮叨叨地对他讲了不少注意事项。廉耻观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羞愧引昝。
这些与女性关系越来越少的单方检测把另外一种形式的廉耻观提到日程上来了。这就要求医生的笔录必须更为准确；诊断更为仔细。1692年元月22日由四位专家对亨利。勒胡斯所做的检查报告便可证明：我们发现其生殖器官很弱，与大多数人不一样，主干部分中间弯曲，射精管松弛，较长，睾丸里面充满了不洁的粘液。其原因是从母胎中带来的体虚而致。由此，我们认为患者不能插入，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把精液射入应该接受精液的子宫以传宗接代。结论：他患有不可治愈的性无能。”
报告写于1692年，结婚是在1683年……长达9年……9年之中无能的丈夫躲在德国、丹麦不露面，不敢面对妻子和医生。“他缺乏澄清事实的勇气，”记录原文中就是这样写的。
无疑，一个例子尚不能构成男性具有廉耻观的充分理由。人们总认为男人只要法院传讯就随时可接受测试。不过，对测试勃起功能颇有微词的律师、教士开始准备借口男性也有廉耻观而要发难了。1713年SEMELIER神父认为“这种诊断有许多不妥之处”，1739年，发生了十八世纪一起最轰动的诉讼，那就是状告雅克。弗朗索瓦。米歇尔的性无能的案子，西门大律师为其辩护时表现出少有的热情：“不管什么样的阳具，尽管坚挺，被加朗若（原告律师）左看右审，弄来弄去也不可能立即恢复到放松状态。这个号称带有布尔日大教堂圣喻的家伙还有脸自吹自擂自己有能力也有一只相当灵活的手可以激活一位有廉耻之心的男人的想象力，在他面前展现一片美妙的前景吗？”如果是在上一个世纪，这样的辩词引起的只能是一片嘲笑和嘘声。
1677年，这种测试男子性功能的“会议”（congrès）被取消，这大概会让一些接生婆失业，她们不可能再给男人去做鉴定了。当时男性助产士越来越多，也会抢走她们一部分顾客。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接生婆在路易十四时期经历了一个转折点。接生婆一半是“正经”女人，一半又像不知羞耻的男人，被人称作“二尾子”，好像是无性人，对自己的性别毫不忌讳。医生、外科医生和教士则毫不怀疑接生婆的能力。因为既然“二尾子”在“会议”（congrès）盛行时期可以充当证人，那么她们在判断强奸、破三愿（苦修、贞洁和顺从）时说的话也应该很有权威性，她们还给妇女接生，给一出生就有生命危险的孩子命名……这些“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女人难道不可以称作“先知”和“学者”吗？
在此仅举一例便可说明某些证词之微妙。为圣女贞德恢复名誉时需要证明她是处女。贞德出道时曾宣称自己是上天所派，并以童贞之身为证，那时有两个稳婆曾验过其身，证明所说属实，但是她在名声不佳的军队中呆了一段时间，并且军队中还有吉尔。德。莱斯或贝都努瓦这样名声狼籍的当代唐璜式人物，她最后还能保持童贞之身吗？因为无法鉴定已被焚烧的尸体，吉约姆。德。尚布尔在卢昂监狱中曾照料过死前的贞德，只好以他的证词为准。他曾见过几乎裸身的贞德，触摸过她的胯骨，发现很窄，基本上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我们的圣女是童贞之身。这是最根本的证词，五百后之后，我们的民族英雄被册封为圣女而不是殉道者。不过，这样的证词与接生婆所要求的证词进行比较便发现有些经不起推敲。
前文已经列举了医生为一名男子所做的笔录，下面是一个接生婆为一桩强奸案所做的笔录。需要检查一下“生理器官是否还保持原来的样子，其气质、整体和比例是否还保持均匀和协调”。根据法律规定，一切“都要亲手摸过，亲眼看过”才算数。沃耐特留下一份最详细的笔录，是“巴黎市政府官方接生婆玛丽。米朗，克利斯朵夫莱特。雷恩和雅娜。波尔特…普来”对“三十岁左右的”奥丽沃蒂塞朗“仔细检查过之后”所做的报告，写于1672年10月23日 。可惜的是笔录往往重新写过，或做过大量删节。尽管如此还是值得全文录下。
“手摸眼看我们发现她：
胸襟破碎，耻骨蹂躏，会阴褶皱，人憔悴。香唇邋遢，干裂脱皮，小阴唇破裂，乳房裸露。胸部伤痕累累，阴蒂擦伤，阴道糜烂，处女膜破损，子宫开裂。
经过仔细检查，我们发现她有明显被……痕迹。”
有这样一份报告，说海岩镇上那个叫雅克。穆东的先生即使巧言如簧，也难以否认事实了。但是，考虑到受害人所受伤害，接生婆搞这样过于详细的描述，是否太过分了，谨慎从事虽说应该，但也没必要搞得如此详细。这是沃耐特的观点，当时不止他一个人对接生婆这种对受害人的肉体如此津津乐道而感到愤慨。
对女性进行法医诊断并不少见，在男人的性自由比今天更开放的时代干这种营生的接生婆很多。而男人主动要求作这种检查的却颇为罕见。诗人魏尔伦在妻子提出分居诉讼过程中曾主动要求进行生理检查，他的挚友埃德蒙。勒波勒梯叶也讲过这件事：“他向塞纳河地区法庭请求在复核调查中为他和蓝波做医学鉴定。他对我说，他和蓝波随时准备向艺术界证明，被告指控自己与年青朋友有同性恋的关系是毫无根据的。”LEPELLIER劝阻他的朋友不要对这种鉴定抱有希望，“因为法庭不会同意，并且无助于平息对他的诬蔑，也不能带来令人信服的、起决定作用的、无可挑剔的结论，而只能为这件丑闻增添笑料。申请从生理上讲无关紧要的鉴定只能表明被控方的真诚和坦然是不容置疑的，尽管这种想法并不正确。
魏尔伦自由主义的作品使我们明确无误地看出诗人的天真：尤其是埃德蒙的天真更令我们吃惊……作为医学和廉耻观并存的十九世纪，这种介入表明对这方面的医学鉴定是模糊不清的，尽管总有人主动要求进行鉴定，但最后的结果往往陷入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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