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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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埃和工会的工作人员，还有各省委、省苏领导干部，人员庞杂，文化素质
参差不齐。为了搞好教学，帮助学员们实实在在地提高马列主义水平，董必
武费尽脑筋，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设置了一系列适合苏区革命战争和工
作实际需要的课程；同时，他还很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经常把有着丰富
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中央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陈云、朱德、任弼
时等请到学校来上课。这种现身说法的教学方法，给学员们以巨大的鼓舞和
教育。

不久，校长任弼时调往湘赣苏区，校长由博古兼任，党校的实际工作全
部落到了董必武一人身上。

博古来党校后，要求改变教学内容，要以苏联共产党党史为中心，将中
共党史、中国苏维埃革命史压缩下去。董必武反对说，中国人不研究中国的
革命史，不研究本国的具体实际，怎么能搞好中国革命？

董必武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刚正不阿。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执
行的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受到排斥。当有的学
生受人煽动准备攻击毛泽东军事路线时，他教育学员要明辨事非，不可盲从，
从而使一些学员避免了因思想幼稚而可能产生的偏向。

对受“左”倾领导者排挤、打击的干部，董必武总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
去对待，从不人云亦云。原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因拥护毛

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受“左”倾领导的打击，被撤掉了职务，调任党校
教务长。董必武没有歧视他，多次同他亲切交谈，耐心开导，鼓励他大胆工
作。罗明为难地说：“我这个犯有路线错误的人当教务长恐怕不合适，我的
水平也不胜任。”董必武说，遇到困难不干，就是战场上的逃兵。共产党员
干革命，越是困难越要干。我们当干部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沉得住气，要
有“三顶”精神，即要顶得住表扬，顶得住批评，顶得住困难。董必武的话
言辞恳切，充满着共产党人的革命乐观主义，使罗明肃然起敬。从此，他放
下思想包袱，积极协助董必武工作。

董必武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抵制，引起了临时中央“左”倾领导人的
不满和忌恨，诬蔑他“图谋不轨”，让他作检查。董必武义正辞严地驳斥了
这些不实之词，说：“我图的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我宁愿不做党校校长，


也要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他那崇高的风范，赢得了苏区党员干部的
敬仰。

董必武身为党校校长，又是德高望重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受到党
校学员和教学工作人员的普遍敬重，但他从不以此摆老资格，居功自傲，相
反，他时时处处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兢兢业业地为党的事业忘我工
作。有一次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党小组组长李宽和考虑董必武工作忙，没有
通知他参加。第二天他知道了，就找到党小组长说：“宽和同志，昨天过组
织生活怎么没有通知我？我也是咱们小组的一个党员呀！”党小组长解释说：
“您的工作那么忙，又常到中央开会，我就没有通知您。”董必武听了，十
分严肃地说：“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首先是个党员，工作再忙也要过组织生
活。不参加党的活动，那算什么党员。”在下一次党小组会上，他对上次没
有参加组织生活的事，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并恳请大家对他的工作提出批评
意见。

1934　年1　月，董必武出席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
大会，被选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和苏维埃政府中央

执行委员。同年2　月，被任命为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长。

1934　年10　月，年已半百的董必武离开瑞金，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征途。

毛泽东的先生徐特立

徐特立进入中央苏区时，已有50　多岁。他中等偏矮的个子，头发斑白，
有点秃顶，门牙脱落，戴一副老式眼镜，走起路来有些摇摇晃晃。观到毛泽
东时，毛泽东仔细地打量着自己年轻时的老师，用亲切的湖南口音爽朗地说：
“徐老呀，我们又碰到一块来了！”徐特立风趣地说：“润芝，我虽然头发
白了，但我还是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新战士，你可要让我多为革命做点工作
哟。”

当时，恰逢第一次反“围剿”战役取得胜利，红军俘虏了许多敌军官兵，
毛泽东和朱德就请徐特立去担负教育俘虏的工作。

这给从事教育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经验的徐特立出了一个新课题。但他
并没有畏难。为了摸清这些俘虏兵的情况，以便对症下药地进行引导教育，
徐特立来到俘虏兵中间，逐一调查询问。他态度和蔼，耐心细致，很快赢得
俘虏们的信任，有什么话都愿跟他说。几天下来，徐特立发现，这些人大部
出身贫苦，为国民党当兵打仗或出于谋生考虑，或出于强迫无奈，被俘后有
的气恼，有的悲观，情绪相当低落。

徐特立当即把负责看守这些俘虏的同志都找来，告诉他们说：“这些俘
虏兵原来都是穷苦人，只不过被国民党欺骗愚弄了。对他们的教育不能简单
粗暴，要采取交朋友、谈心和民主讨论的方式，真诚坦率，平等相待，通过
我们的热情诚意去开导、启发他们，使他们了解共产党，信任共产党。”

徐特立的教育方法很快取得了成效。不少俘虏兵原来沉默寡言，士气消
沉，经过一番和风细雨式的开导、启发后，他们纷纷主动

找徐特立和看守的同志谈心，吐露自己的想法、认识，而徐特立总是笑
咪咪地听着，从来不厌烦。他抓住每一个机会一点一点地加以启发、开导。
后来，这批俘虏大都成了“解放战士”。离别之时，这些特殊的学员恋恋不
舍，含泪和徐老告别。


第三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巩固发展阶段。1931
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毛泽东找到富有办学经验的徐特立，围绕着如何发展苏
区教育问题进行了彻夜的深谈，并把发展苏区教育的重任交给自己尊敬的老
师。徐特立欣然接受了这一重任。为了制定切合苏区实际及适应革命战争需
要的教育措施，徐特立不辞辛劳，深入兴国和于都等地，详细调查，细心研
究。很快地就掌握了苏区群众的文化状况：百分九十以上的农民不识字，劳
动妇女几乎全是文盲。针对这种情况，徐特立认为发展苏区教育首先要开展
扫盲运动。为此，他亲自起草扫盲运动方案，在兴国办了一个九十多人的训
练班、培养了一批扫盲骨干。他还经常深入到各区乡，指导和组织成立扫盲
协会、识字委员会和识字小组，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学文化，并规定每人识
字三千就算脱盲。在徐特立的大力倡导下，苏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
出现了“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马伕教马伕，伙伕教伙伕，
识字的教不识字的”的扫盲局面，深得毛泽东的赞赏。

1931　年11　月，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徐特立当选为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主
持中央政府教育部的工作。

凭借多年的教育工作经验，徐特立认为，在中央苏区这样经济文化落后
的地区，要普及人民教育，首先要培训出一批人民教师。于是他亲自抓了苏
区师范学校的建设。1932　年3　月，徐特立在瑞金天后宫举办了师资培训班。
这个师资训练班的全部教学工作由徐特立一人承担，一切教材由他一人动手
编写，一切课程由他一人讲授，一切问题由他一人负责处理。他与学生同甘
共苦，自己种菜、

煮饭、摇铃、扫地，参加熬硝盐。

不久，这个师资班发展为列宁师范学校，先后为苏区培养了六百多名教
师，学员毕业后分派到各县、区、乡创办列宁小学，使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
如竟相开放的烂漫山花顽强地发展起来，“创造了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

徐特立到苏区之前已经名重教育界，受到人们尊敬。到苏区时，他已是
年近花甲的老人，但他仍然处处以普通战士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生活朴素，
廉洁奉公。当时，每创办一所学校，都是千辛万苦，白手起家。为了解决办
学所需要的经费，他带头节衣缩食，把自己极其微薄的伙食津贴拿来补充经
费。自己则经常吃白菜、萝卜、辣椒之类，穿的是粗布衣服，与普通老百姓
一样。但在工作上，他却是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他当校长时，有的教员常
把半截粉笔丢掉，他却不声不响地捡起来留给自己上课时用。在教学上，他
言传身教，耐心细致，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编写的教材，把识字学文
化与掌握革命常识相结合，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如列宁小学国语教材是
新编《三字经》：“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
一不平，大家鸣。。”

在苏区主持教育工作期间，徐特立处处提倡并坚持实事求是。他要求教
育部的工作人员，做任何事情，都要先作调查，摸清情况，然后制订切合实
际、行之有效的工作方针和方法。他常告诫周围的工作人员说：“不调查研
究，不注意情况，不和群众打成一片，即不能生活。几座山，几条路，几家
人，哪条路好走，哪些村子可住，都要调查，不然敌人打来就没有办法。”
他自己深入到各县、区、乡进行调查研究，进行面对面的指导，从不随意发
号施令；对于边远山区的工作，他就通过书信往来，在详细了解情况后才发


表自己的意见。

徐特立就是这样一个处处以身示范、为人师表的革命楷模。谢觉哉曾赋
诗颂扬他是：“孔子不足高，墨翟差可比。”徐特立不愧为

中央苏区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

红军长征时，徐特立以58　岁的高龄，编在总卫生部的干部休养连，随队
长征。

红色法官何叔衡

在中央苏区，有一位老者，他年近花甲，稀疏的头发和浓密的胡子衬托
着一张威武、善良的脸，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充满着丰富情感。毛泽东说
他是“感情一堆”，萧三则称他是一头不辞辛苦的“牛”。在苏区的群众中
则广泛流传着他执法严明，裁决准确的故事。他，就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何
叔衡。

1931　年秋，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何叔衡根据党的指示，经香港、广
东等地辗转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瑞金。时值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
立，何叔衡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不久，又兼任内务部代理部
长和最高法庭主席。面对一个个重大任务压过来，何叔衡二话不说，一一愉
快地接受下来。他说，有毛泽东领导，担子再重也能干好。

在这众多的工作中，何叔衡对工农检察工作是特别细心和重视的。他召
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发动大家分头下去摸底，检察各种贪污浪费、违法乱
纪、偷税漏税、失职渎职的行为，调查落实各种检举、控告材料。他自己也
背上随身携带的三件宝：布袋子、手电筒和记事簿，深入到各县、区、乡进
行调查研究。白天，他和群众边干边谈；晚上，召集干部群众座谈会，发动
大家反映情况，检举揭发干部中存在的贪污腐化行为。

一次，各路人马纷纷返回检察部，汇报下基层调查的收获。根据自己了
解掌握的情况及工作人员的汇报，何叔衡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县、区苏维埃政
府存在着命令主义、强迫主义作风的问题，有的干部存在吞没公款、多吃多
占、贪污腐化现象。何叔衡认为，这些

问题如不及时克服，将直接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于是，他随即将这
些情况向毛泽东、项英等领导作了汇报，引起了他们的高度注

意。

1932　年2　月1　日，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八次常务会议。会上，何叔衡将了
解到的情况作了全面汇报，有事实，有根据，并提议：中央政府要对那些执
行上级命令和国家法律疏忽懈怠的现象和一切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
这项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接着，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五号命令，要
求各级政府对工作中存在的强迫命令问题及干部中的贪污腐化现象进行一次
严格的检查，及时消除政府工作中的不良现象，并责成工农检察部具体抓这
项工作的督促、落实，处理检查出来的各种问题。人民委员会的指令发出后，
何叔衡又一次率领人马深入各县、区检查落实。对那些初犯或情节不甚严重
的，何叔衡尽力进行争取教育，对那些不称职的干部，坚决撤销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