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的故事 [美]埃里奇.西格尔-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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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为什么按道理上说我应该十分快乐，而事实上我却并不是那么快乐呢？
找伦敦医生研究，自然首先应该研究这个问题。
“这不是我心情压抑的问题，大夫。我心里才舒畅呢。我乐观得很。玛西和我……我们俩……”
我停了一下。我本想说：“我们俩经常互诉衷情。”可是要欺骗自己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彼此也不大谈心。”
对，我是这么说的。我这是说的心里话，尽管话听来好像挺矛盾的。这不，我们晚上不是常常要在电话上叨叨个半天吗？──电话帐单也可以作证。
话是不错。不过说实在的，我们真正又谈了多少心呢？
“我真快乐，奥利弗，”这不能说是倾诉衷情。这只能说是一种感激的表示。
当然，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对。
有关男女之间的关系种种，我毕竟又能懂得多少呢？我大不了就是有过个老婆罢了。可是眼前的这种情况却又似乎不大好去跟詹尼相比。因为，要说我跟詹尼，我只知道当初我们俩曾经深深相爱。我当时哪里会去加以细究呢。我没有把我的感情放在精神分析的显微镜下去仔细检查过。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我跟詹尼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那样感到无比幸福。
可是怪也就怪在詹和我的共通之处却偏偏要少得多。她对体育运动不但不感兴趣，而且还讨厌透了。我在电视里看橄榄球比赛，她却宁可躲在对面角落里看她的书。
我教了她游泳。
我却始终没有能教会她开车。
得了吧！难道做夫妻就是教这教那，学这学那？
怎么不是呢！就是要教，要学！
可这也不是指游泳、开车或者看地图什么的。也不是指教人怎样点煤气灶──我最近想重新开创这种局面，就碰到了有人点煤气灶还得要我现教！
我这是指双方要经常保持对话，从中了解自己。要在通讯卫星里建立新的线路，好多一些途径传送你的感情。
詹尼当初常常要做恶梦，一做恶梦就要把我闹醒。起初我们还不知道她其实已经身患重病，她做了恶梦，常常会心有余悸地问我：“奥利弗呀，我要是生不了孩子──你还会不会那样爱我？”
一听她这话，我并没有不假思索地就去对她好言劝慰。相反，倒是我的内心给触发起了一连串从来也没有体验到过的复杂的感情，我真没想到我的心底里原来还蕴藏着这样一些感情。是啊，詹，你是我心爱的人，你要是不能为我生个孩子，这叫我的自尊心怎么摆得住啊。
不过我们的感情关系却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相反，正是由于她老老实实抖出了自己内心的不安，引出了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这倒使我看清了自己原来也并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好汉。看清了自己原来也并不真正能以极明理的态度、大无畏的气概，来承受万一生不了子女的现实。我当时对她说，那我还得她来扶我一把，不然我可要受不住的。正是由于我们看到了自己不见得就是那么完美，我们对自己的了解从此也就大大深了一层。
我们俩从此也就愈加亲密了。
“哎呀，奥利弗，你倒是个不吹牛的。”
“这说明我是个狗熊，你该不高兴了吧，詹尼？”
“哪里，我才高兴呢。”
“怎么？”
“因为我可以放心了，你是不会吹牛的，奥利弗。”
我和玛西之间的谈心就至今还到不了这种份上。她情绪不好的时候，心里发毛的时候，固然也会来向我倾诉。还说，有时候她去外地巡视，心总是放不下来，就怕我又找到了新的“意中人”。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呢。可是说来也怪，我们谈起心来，正话从不拐个弯儿反说，话到了舌头上，一个转也不用打，就都讲出来了。
原因，也许是由于我的期望值过高了。我太缺乏耐心了。尝到过美满婚姻滋味的人，清清楚楚知道自己需要的是怎么回事，缺少的又是怎么回事。可是对玛西一下子就提出那样的要求就未免有失公道了，要知道人家这辈子可连个……朋友，连个……可以信得过的朋友，都还从来不曾有过呢。
不过我还是暗暗希望她总有一天还会有再深一步的感受，觉得她实在少不了我。希望她说不定有一天会把我从睡梦中叫醒，问我一句类似这样的话：
“我要是生不了孩子，你还会不会那样爱我？”
二十六
“玛西呀，这个星期我可能要落得个眼泪汪汪了。”
这时正是早上六点，我们俩一起在机场上候机。
“这一次要分别十一天，”她说。“我们时而小别，要算这一次时间最长了。”
“是啊，”我应过一声以后，又笑了笑说：“不过我的意思是，这一回去示威游行，我很可能会挨上一颗催泪弹。”
“看你的样子真像巴不得挨一颗似的，奥利弗。”
她说在点子上了。在有些圈子里，挨点催泪弹的滋味被认为是一种“有种”的表现。她看出了我那种自负的心理正得不到满足哩。
“可也不要故意去惹那帮臭警察啊，”她又补上了一句。
“一定。我决不轻举妄动。”
她的航班上客了。匆匆一吻，我就转身而去，一路打着呵欠，去赶飞往华盛顿的班机。
我坦白说吧。但凡有重大的社会问题要我出力，其实我倒总是很情愿的。这个星期六，“新鼓动委员会”预定要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十一月反战示威大游行”。就在三天前，游行组织者有电话来想请我去，帮着他们去跟司法部的那班家伙谈判。“我们可真少不了你老兄哩，”负责其事的弗雷迪·加德纳当时还对我这么说来着。我起初还着实得意了一阵，不过后来就听出了他们的意思：他们看中我不只是因为我有法律方面的专长，而且还“因为我把头发一理，就挺像个共和党人的”。
谈判的中心是游行的路线问题。按照历来的传统，在华盛顿游行总是顺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要在总统官邸前面过。司法部里那一帮吃公事饭的却非要我们这一次的游行路线朝南边挪挪不可。（我当时心想：要挪多远？难道得挪到巴拿马运河不成？）
玛西每天夜里都得到我的电话详细报道。
“克兰丁斯特Ⅰ一口咬定：‘会不发生暴力行为才怪，会不发生暴力才怪。’”
Ⅰ理查德·克兰丁斯特：司法部高级官员。1972年继米切尔任司法部长。
“这家伙，他怎么知道？”玛西问。
“就是这话。我是这么问了他。‘呸，你怎么知道？’”
“你真是一字不差这么说的？”
“嗯……除了一个字其他就都是原话。反正他回我说：‘米切尔Ⅰ说的。’”
Ⅰ约翰·牛顿·米切尔（1913─）：当时的司法部长。
“嘿，米切尔又怎么知道？”
“我问了。他却屁也不放一个了。我一时真恨不得拔出拳头来就给他一拳。”
“啊，你倒挺沉得住气的。你不是说决不轻举妄动吗，奥利弗？”
“如果异想天开也算是犯罪的话，那我就得坐‘怔牢’。”
“那就好，”她说。
我们的电话费会不高得惊人才怪呢。
星期四下午，两名主教带领一大批神父准备在五角大楼外举行一场祈求和平的弥撒。我们事先接到了警告，说是他们搞这样的活动就要把他们逮捕，所以我们去了很多人，其中律师就有几个。
“发生了暴力行为没有？”那天晚上玛西在电话里问我。
“没有。那班警察才真叫客气呢。可是好家伙，却来了一帮子混蛋！说给谁听也不信的。他们对神父们的那个大叫大骂啊，我看他们就是在酒吧喝醉了酒都不会嚷得这么凶的！说真个的，我当时又想拔出拳头来了。”
“你揍了他们没有？”
“内心里是揍过了。”
“那就好。”
“我真想你哪，玛西。我多么想把你搂在怀里。”
“把这个想法也放在你的内心里吧。那班神父后来怎么样了？”
“我们只好到亚历山德里亚Ⅰ去帮他们打官司，设法把他们保释出来。事情进行得倒也顺利。咋的，你把话题又换了？我说想你，不好说吗？”
Ⅰ亚历山德里亚是首都华盛顿南边的一个小镇，属弗吉尼亚州所管。按五角大楼位于弗吉尼亚境内。
到星期五，政府当局就翻了本。大概是因为尼克松先生作过了祈祷（少不了要借助比利·格雷厄姆Ⅰ），华盛顿顿时罩上了一派凛冽的寒气，还挟着冷雨。然而这并没有能阻止耶鲁大学那位奇才牧师比尔·科芬带队举行的一场烛光游行。说到这位牧师，那可真是个奇才，见了他我也真想去信教了。不瞒你说，我后来还特地到国家大教堂会听了他的讲道呢。我就远远站在大堂后边（教堂里人太挤了），可也似乎感染到了那种休戚相关的团结之情。这时候只要能让我把玛西的手紧紧抓在手里，我简直什么都可以舍得不要了。
Ⅰ比利·格雷厄姆（1918─），六、七十年代美国最著名的福音传教师。
就在我破例踏进教堂的时候，在杜邦广场上却有大批“易比士”
Ⅰ、“狂人派”、“气象员派”Ⅱ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蠢材糊涂蛋演出了一场令人作呕的闹剧。我这一个星期来极力要排除的那种种，在那里却来了个大宣扬而特宣扬。
Ⅰ即易比派分子。易比派全称为青年国际党，是起于60年代末期的一个松散的激进青年组织。仿嬉皮士，故称易比士。
Ⅱ60年代美国一个激进的青年组织。歌手鲍勃·迪伦所唱的一支歌里有一句：“即使不是气象员，也能知道风向。”气象员派的名字即由此得来。
“这帮王八崽子！”我在电话里对玛西说。“他们根本连个像样的主张都提不出来──就知道标榜自己。”
“这帮小子其实倒才是该你揍的，”她说。
“你说得对极了，”我话是这么说，心里却有些失望。
“你这是从哪里来？”
“刚从教堂里来，”我说。
玛西好听的说了一大套，意思却就是表示她不信。于是我就把科芬讲道的内容搬出来作证，她这才信了。
“嗨，你瞧着吧，”她说，“明天的报纸一出来，管保教堂里集会的报道只占半栏，广场上闹事的消息倒要足足登上三整版。”
悲哀的是，她这话说中了。
我怎么也睡不着觉。我过夜的地方虽说只是个蹩脚的汽车旅馆，到底还是条件不错的，而来参加游行示威的那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却只能睡地板和长凳，我心里实在感到不安。
星期六还是寒风飕飕，不过至少雨已经不下了。暂时没有人需要我去保释，也没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办交涉，我就信步走到了圣马可教堂，这里是游行群众的集合地点。
只见教堂内外尽都是人，有的还在帐篷里睡觉，有的在喝咖啡，有的就一声不响坐在那里，等候号令。一切都组织得井然有序，当局也派出了司法官员，以防游行示威群众跟警察发生冲突（也要防警察去跟游行示威群众搞摩擦）。还来了不少医务人员，以备万一出什么岔子。三十出头的人也不时可以见到几个。
在咖啡壶旁，有几个医生正在向一群志愿人员讲解万一来了催泪瓦斯该怎样对付。
人在感到孤单寂寞的时候，往往会觉得人家看上去像是特别面熟。有一个女医生，我看就挺像……乔安娜·斯坦因的。
我去倒杯咖啡，一声“哈罗”，她却招呼了我。果然没错，是乔安娜。
“你在教他们急救，我可别打搅了你才好。”
“没什么，”她说。“能在这儿见到你，真是高兴。你好吗？”
“快冻坏了，”我说。
我决不定是不是该跟她道个歉，因为我后来就一直没有给她打过电话。看来现在道歉可不是时候。尽管看她那和蔼的脸上像是带着些疑云。
“看你的样子好像挺累呢，乔。”
“我们是连夜驱车赶来的。”
“那可够呛的，”我给她送上咖啡，让她喝了一大口。
“你就一个人？”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该有五十万群众跟我站在一起吧，”我想我这样回答，是绝对挑不了眼的。
“对，”她说。
沉默了半晌。
“噢，忘了问你，乔，你家里各位都好吗？”
“两个弟弟都来了，也不知这会儿在哪儿了。爸爸妈妈有演出，留在纽约来不了。”
接着她又补上一句：“你也编在哪个组里参加游行？”
“可不，”我极力装出一副想也没想便脱口而出的口气。假话出了口，却又马上后悔了。因为我知道，我要是不这么说的话，她一定会邀请我去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