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于昨天-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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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最坏的担心都应验了。伊拉奇卡不住气儿地唧唧喳喳，而且她“不是无对象”的，而是执拗地要求对方回答的，这样一来，娜斯佳就无法从谈话中退出来了。很快斯塔索夫也回来了，他高大，宽肩，眼睛是绿色的，娜斯佳这下可蔫了。对方有三个人，这对她来说显然是多了点儿。可是，伊拉奇卡不经意的一句话却使她立刻精神抖擞起来。
“……连正常工作条件也根本不具备。在彼市她还好在能利用节假日写点儿东西，在这儿可好，在我们这个莫斯科，平常连一分钟喘气的机会也没有。我们本指望丹尼娅能在5月份写完这本新书，拿到稿费，可这会儿还看不出什么时候能写完呢。早知道是这么个结果，我在装修上就该少花点儿钱才是。”
娜斯佳转身对塔姬雅娜小声说：
“你是不是就为了这个才拒绝写剧本的？”
“当然。书还没写完，我哪儿还有时间写剧本？”
“怎么，交稿期定得很死？”
“那倒也不是，出版商从不为我规定任何期限，他们知道我有工作，分不开身。可是需要钱啊。反正，他们为剧本付的没有一本书那么多，所以，假如我有两个月的合法产假的话，我也最好是用来写书。”
“可要知道你的出版商肯定也对根据你的书拍的电影感兴趣的。你的知名度一下子就上去了，这样，他们就可以加大印数，用你捞更多的钱了。”
“可那又有什么用？”塔姬雅娜几乎生气了，“这么多印数于我何益？我得的是印数稿酬，交稿时领钱。一次付清，一个戈比也多不了。他们在那儿印多少——与我无关。”
“怎么会这样！”娜斯佳很吃惊，“难道你就不能要版税稿酬吗？这不是很普通的做法么？”
“这还不够我头疼的呢，”塔姬雅娜皱着眉头说，“跑书市搞调查，看他们究竟印了多少……我又不是小姑娘，有时间跑跑转转、挥霍时间，我又没有个供我使唤的‘六条腿的’。而你要是检查的话，那就连印数的一半也拿不到手。我不想当一个被人一骗再骗的傻瓜蛋。要骗就让他们骗我那么一次好了，那也比经常受骗强。这样还不致那么讨厌。”
对这样的理由，娜斯佳是能理解的，她要是处在塔姬雅娜的地位，想必也会这么想。可是，由于此时此刻她并未处于自己女友的地位，而是她自己，所以，便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战斗。她很想拉丹尼娅上“素面朝天”这个节目，好从内部察看一下整个过程。
“斯塔索夫，你从前当过警察没有？”她大声问道。
“当过啊，”斯塔索夫点头道，“有什么问题吗？”
“是你夫人遇到了难题，而你却像伊利亚·穆拉美德这位二米高的笨蛋似的坐在壁炉上，等着海上天气转晴。你不是有机会检查出版她书的那些出版社吗？”
“问题不在这里。如果改用版税制的话，丹尼娅得的钱要多得多，可她很固执，说什么反正出版商是会骗人的，而她又没机会亲自监督印数。”
“你能不能为自己的妻子哪怕就帮一次忙呢？”
“娜斯佳，算了吧，”塔姬雅娜生气地说，“你所有的诡计都露马脚了。斯塔索夫，别听她的，她是在捉弄你。”
“我才不会捉弄人呐！”娜斯佳生气地说，“我是在关心你们的生活。”
塔姬雅娜叹了口气，放下匙子，温柔地挽起丈夫的手臂。
“我来给好轻信的人解释一下吧。我们的朋友阿娜斯塔霞想把我作为女作家捅到‘素面朝天’这个节目里，想让我通过这种方式调查某些细节。我拒绝了。现在，我们这位朋友阿娜斯塔霞又力图说服我们全家，说参加这个节目能给我们家带来不可思议的经济利益。按她的观点，我在电视上一露面，公众对我作品的兴趣便会上升。由于我并不相信这个童话，所以，我希望你，斯塔索夫，对我拒绝参与此事能够理解。”
弗拉基斯拉夫摊开了手，转向娜斯佳，说：“这我可帮不上什么忙，娜斯秋莎。我不能强迫丹尼娅做她不愿做的事。命运赋予我的权限只能有一次，而我在迫使她嫁给我，并随我迁到莫斯科这件事上，已经把它用完了。其他的我就无能为力了。”
“噢，你们这些孩子们啊，”娜斯佳沮丧地说，“我给你们个生意，而你们……伊拉，恐怕就只有你能理解我是对的了，是吗？”
伊拉奇卡温柔地一笑，从斯塔索夫面前端走脏碟子，然后，把一盘馅饼推到他面前。
“说实话，我也反对。钱，当然需要，但不能用这样的代价。”
“可这又有什么不同呢？！我怎么啦，要丹尼娅作出什么不可思议的牺牲了吗？天呐，不就是去一趟电视台，浪费一个半小时就完事大吉、打道回府么。有这么多说头？”
“是得说一说，”伊拉反驳道，“斯塔索夫，你甚至都没搞明白我们说的是什么事，因为你整天都在班上。而我总是在家里，‘素面朝天’节目我是每期都看的。我不喜欢乌兰诺夫的作派。从前他多么迷人呐——简真令人倾倒！如今都成了个怪物，就是敌人我也不愿让他落在这头怪物的爪子下。你们大家大概都忘了丹尼娅就要生孩子了吧，得注意不要让她精神负担过重。可与下流无耻的乌兰诺夫这头怪物会面，除了坏情绪，不会给她带来任何好处。他会侮辱她，把她踢进泥里，她会崩溃、难受，这对孩子不好。所以，如果你们想知道我的意见，我反对。”
娜斯佳悒郁地盯着杯里的咖啡渣。她一无所获。可要知道她从一开头就确信她能毫不费力说服塔姬雅娜。问题出在哪儿？问题是否在于她对自己老友的妻子还太缺乏了解，无法找到适当的理由，找不到能打开她个性之谜的那把钥匙？还是因为她寻找必要借口和钥匙的能力已彻底丧失了，因为她本能地竭力想要尽量少说话，把与他人交际的时间缩减到最少最少的缘故？难道这个冬季承受的压力对她的职业水准有了影响？可怕。可必须做些什么。连说服一位女作家上电视都办不到？而且，她要说服的这个人，不是一位陌生的不认识的作家，而是认识了已经整整四个月，而从斯塔索夫的讲述里，已经知道她一年半载了的人了呀。如果连这么简单的任务也完不成，那这个人注定会一事无成。
“好吧，”她忧郁地说，“我明白了，你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上电视的了。可我又该怎么回多罗甘话呢？”
“多罗甘是什么人？”好吃醋的斯塔索夫顿时警觉起来。
“一个制片人。想根据丹尼娅的小说拍电影，因此请她写剧本。”娜斯佳解释道。
“我已经都告诉他了，”塔姬雅娜有点生气地说，“我得写完那本书。书一天不写完，我一天不能写剧本。如果你的那位多罗甘还是不甘心的话，这事我们可以以后再谈。”
娜斯佳决心不再固执己见了。归根结底，她之所以需要多罗甘这个借口，不过是为了把塔姬雅娜作为女作家推到乌兰诺夫的节目中去而已。而如果丹尼娅拒绝的话，那娜斯佳也就没必要为电影制片人的利益而固执己见了。
为了礼貌，她又坐了大约20分钟，才起身告辞回家。
我和卢托夫大约是在一个月以前认识的，当时奥克桑娜·邦达连科正在做一个有关心理咨询中心的节目。近几年此类咨询中心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每个缝隙里冒了出来，涌现出一大批心地善良、自学成才的心理学家，想要帮助那些沦落入沉重生活处境中去，而又想要同自己那已冷却的过去一刀两断的人。老实说，那期节目的特邀嘉宾，就是这么一个中心的经理，而卢托夫是作为一种有效的道义支持，陪他一起来录像的。
在录像开始前，我和往常一样，用了大约40分钟，与客人和他的陪同聊天，奥克桑娜款待他们吃冰淇淋加咖啡，而我呢，则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与之“建立联系，联络感情”。到了该进演播室的那一刻我才突然明白，即我对那位嘉宾丝毫不感兴趣，倒是那个陪同——他中等个，头发已经全秃，鼻子微弯，眼睛是深陷的、灰色的——反倒把我给迷住了。在整个录像过程中，我所想的就只是一件事，那就是这男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在录像机前的演说刚一结束，我就请他俩再喝点咖啡。我记得奥克桑娜曾经吃惊地瞥了我一眼：以前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我们的客人（我甚至连他们的姓氏也没记住，可见我对他无所谓到了何种地步）在录完像后不知为何一言不发，显然，他以为自己已经为祖国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人们再不会对他有什么要求了，倒是那位卢托夫与之相反，和我活泼地谈了起来。在我眼里他是个心地很善良的人，但最重要的，是他拥有一种许多人称之为魔力似的东西。我根本无力抵御他的魅力，他冲我一笑，我也便如傻子一般不由自主咧开嘴唇还他一笑，感到自己无上幸福。不知为什么我没命地想要赢得他的赞扬，跟他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在课堂上回答自己崇拜的老师提问的小学生。
节目剪辑好后，奥克桑娜和往常一样，邀请咨询中心经理审片，这一来，我便焦急难耐起来，像个小男孩：是他一个人来，还是又是两人一起来。看见他俩是一块儿来时，我高兴得宛如一个在电报局旁边终于等到了自己恋人的年轻人一般。而这一次卢托夫更令我欢喜不已。实际上，我是把嘉宾无礼地推开让奥克桑娜和导演去管，让他们去看结果、修改样片去好了，对我来说已经不会再有别的要求了，喏，至于说再写那么一小段话的事，这不归我管，就让导演去管好了。我像乞丐纠缠路人一样缠住了卢托夫，尽量让自己显得聪明而有教养，我发现自己居然不时结巴起来，心惊胆战地观察他的眼神。
我觉得卢托夫似乎也对我有好感，因为他讲起了上次录像时没有讲过的与咨询中心有关的详情细节。对那些详情细节我并不怎么感兴趣，但他几次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即哪一个人有了我这样的资质，到他们那儿工作要比在前景暗淡的电视节目里工作，更有益也更有趣，他所说的“我的资质”，是指我善于与人平易近人地谈话，善于让人们以为实际上他们要比他们自己以为的那样聪明和有趣得多。
“跟您说话以后，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会提高一大截的，”他说，“对于我们中心的顾客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帮助一个人用他人的眼光观察自身，这就是我们用来为他开门的那把钥匙，使他有机会自己走出困境。”
“我是否可以把您的话当做邀请我到您那儿工作的建议呢？”我开玩笑道。
卢托夫此时看了我一眼，然后一点头。
“是的。可是，假如您想离开电视台而成为我们集体中的一员，您就得采取我们的生活方式。您或许根本不会喜欢那种生活方式的。”
当时，也就是一个月以前，我还活着来着，而维佳和奥克桑娜也曾活着，我那时还爱着维佳，因此，卢托夫的提议并未让我动心。可是，这位秃了顶的、鹰钩鼻子的男人，却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我。我会怀着极大喜悦把我所有的腻友统统赶跑，只要能让我得到一个如卢托夫这样的朋友。这人聪明、安静、可靠，不会因种种琐碎之极的问题来烦你。他身上有一种气质……就是用语言也无法表达。
录像播出以后，我和他有了第三次见面。老实说，当我得知卢托夫想要和我见面时，我颇感震惊。维佳·安德烈耶夫的办事方式令我们的客人很难产生在节目播出之后仍想与我们一会的愿望。也许，这些人都对我们的感情既感激又厌恶吧，所以，接到卢托夫的电话令我困惑不解。当然，坦白地说，也令我高兴。我猜到他想对我说什么，但即使如此，我也愿意从他嘴里听到这句话。不知为何我总觉得，从如卢托夫这样的人那里，即使是批评，甚至是最不光彩的批评，我也乐于接受，简言之，我同意和他在那个地点见面，也就是我和维卡喜欢去喝咖啡、几天前我在那儿见过她和她的那位情人的咖啡馆。
使我吃惊的是，对于节目，卢托夫只字未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