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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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毛泽东于1937年9月12日致电彭德怀，要他与周恩来一齐去南京陈辞。
德怀同志：
甲、同意你偕恩来去南京一行。
乙、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
丙、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现在蒋鼎文还在说刘师应速上前线。彼等用意，或者不明白使用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实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如果是这样，可见我们对此原则并未向他们有过彻底坚持的说明；或者他们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丁、你未回军以前，属我直接指挥，通知朱、任、林、贺。
毛泽东九月十二日
两天之后的9月14日，毛泽东致电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狠很地批评了蒋鼎文：“红军主力已上前线，多兵堆于狭地不合游击战使用，因此129师留驻待机是完全正当的。蒋鼎文身为军人不懂军事，还应加意学习我们的兵法，依照他的无知妄想是要打败仗的。”
蒋鼎文并不甘心。后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129师开赴华北，蒋鼎文乘机以陕北河防薄弱为理由，调所属骑兵2师进入陕甘宁边区。次日，蒋鼎文又令28师伪装成保安队，夺取了陕北七里镇等战略要地。毛泽东当日急令在山西的王震359旅回援陕北，蒋鼎文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1938年的清明节，蒋鼎文借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的机会，让张国焘乘他的小汽车叛逃到西安。4月22日，《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电令》。武汉失陷后，张国焘在重庆大坪戴笠办的别动总队特务训练班担任政治教官，讲反对共产党的课程，从此彻底脱离了中共。
豫湘桂战役
豫湘桂战役，日军一出手就打掉了蒋鼎文的司令部
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的1937年9月，就曾在给林伯渠的电报中，说：“蒋鼎文身为军人不懂军事，依照他的无知妄想是要打败仗的。”
仿佛要验证毛泽东的这个评价，在抗日战争后期，蒋鼎文由于狂妄无知，果然打了一个大败仗。
1940年冬，蒋鼎文到洛阳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副手是被河南人民称之为“水、旱、黄、汤”四大害之一的汤恩伯。能与水灾、旱灾、黄河之灾并列，汤恩伯的为人可想而知。
蒋鼎文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他与汤恩伯不和，但在对河南人民的横征暴敛上是一致的。
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从北平到南洋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首先进攻中原，发动了中原战役。
在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中，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
“蒋鼎文在河南省内，不仅剥夺了农民手中最后一点粮食，而且国民党军队还强行征用农民的耕牛以补充运输工具。河南是小麦种植区，耕牛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强行征牛是农民不堪忍受的。他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据估计，在河南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5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械了。”
“1944年，河南人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
在战役开始之前，蒋鼎文在洛阳召高级将领会议，对日军的企图、目的、兵力，以及进行兵力调整部署等问题，均未谈起，只是要求各集团军、各军官长把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等，尽快向后方转移。
会上，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将军主张主动出击的建议。而在蒋鼎文看来，自1941年5月中条山大血战后，日军与第一战区隔河相峙已达3年之久，日军未突破第一战区南岸防线，都是因为他部署的坚强防线，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而越雷池半步。因此，现在第一战区的防线没有必要调整，更不必大惊小怪地四处出击，只要稳坐钓鱼台就行了。
蒋鼎文集中4个集团军和其他部队，至少25万人马，迭次配备于约200公里的黄河南岸，广大后方几乎无机动兵力。更让人感到诧异的是，蒋鼎文竟然将自己的战区长官部置于黄河岸边的洛阳城。
这是一个很初级的错误。蒋鼎文想的很简单，以为这样便于在第一线指挥河防作战，自己同第一线将士安危同在，可以鼓舞士气。他混淆了指挥员与指挥机关的界限：高级指挥官本人亲临前线，与高级指挥部置于前线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指挥部被敌人打掉，指挥系统陷入瘫痪，数十万名将士在数百公里的范围内，如何统一协调的作战？
尽管蒋鼎文与汤恩伯有隙，大敌当前本应和衷共济。但当汤恩伯兵团在河南中牟、许昌地区与日军血战周旋，几乎吸引了全部日军主力的20天时间里，蒋鼎文的11个军却按兵不动，一直蹲在黄河南岸边，向北静待，坐等日军进攻。
末几，日军少部机械化部队渡过黄河，蒋鼎文的指挥部因离前线太近，有被日军包围的危险，便于5月6日就撤到新安。10日半夜，惊慌失措的蒋鼎文带着幕僚和参谋人员，从新安向西南撤退，通过洛宁进入了绵亘于豫西的伏牛山的深山密林中，眼睁睁看着日军大部队围攻孤城洛阳。
5月25日，洛阳陷于日军之手。至此，38天之内，在蒋鼎文的“指挥”下，国民党军丢失开封至撞关间约400公里、新乡至信阳间约350公里的广大中原地区。
总指挥部逃入深山，聚集在洛阳附近的河防各军群龙无首，乱做一团。渑池以南的翟涯小镇，竟聚集有国民党的3个集团军总部和4个军部！
在西撤途中，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将军在陕县秦家坡时一带的麦田里，被追击而来的日军乱枪当场打死，他的特务营也全部牺牲，同时遇难的还有第36集团军总部副官处长周鼎铭少将；步兵指挥官陈绍堂少将等高级将领多人。
豫中战役是整个豫湘桂战役的开端，此次战役中国军队的大溃败，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蒋鼎文的指挥不当。3个星期内，日军就实现了战役目标，通往南方的铁路也落入日军之手。
在接下来的长沙守卫战中，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鉴于蒋鼎文的长官司令部被敌打掉，使一战区陷入大混乱的教训，为防万一，决定将第九战区长官部转移到长沙以南约二百公里的耒阳。蒋鼎文也算从反面给中国军队上了一课。
蒋介石对第一战区失守郑州、洛阳，兵败豫中，极为震怒，责令蒋鼎文辞职，撤了汤恩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和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之职。1944年7月初，交割了司令长官职务的蒋鼎文回重庆，到军事参议院坐了冷板凳。不久，蒋鼎文索性脱去陆军二级上将的戎装，去商界赚大钱去了。
蒋鼎文称毛泽东为“当代中国三大伟人”
蒋介石虽然削去了蒋鼎文和汤恩伯的军权，可毕竟是自己的嫡系。不久汤恩伯就在军界另有任用。而蒋鼎文既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而且又是穿过黄埔系的黄马褂子，也必定会找个机会，重新启用。
果然，在解放战争中期，徐州的“剿共司令”顾祝同因升任参谋总长，原职位空缺，蒋介石便又想起了蒋鼎文，要他继任徐州“剿共司令”。这次蒋鼎文倒是颇有自知之明，自忖并非刘伯承、粟裕的对手，干脆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顾祝同也以蒋鼎文日嫖夜赌，挥霍无度，已不堪重用为由，劝蒋介石另选他人。
最终，“长腿将军”（言其善于逃跑）刘峙被选中。刘峙遇事迟疑，本不堪委以重任，但以蒋介石的用人标准，终究忠信可靠。刘峙更加无能，以至于有后来的徐蚌会战之败。
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蒋鼎文大概是跨入商界，跳出军界圈外的缘故，对老对手毛泽东有了重新的认识，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即解放战争时期，突然在美国发表谈话，声称蒋介石、毛泽东、陈嘉庚为“当代中国之伟大人物”，异想天开地鼓吹，为了中国的前途，此三人应“携手合作”！
陈嘉庚何许人也，能与毛泽东、蒋介石并列？
陈嘉庚是一位爱国华侨，对祖国的抗战贡献很大，在海外华人中影响力极大。他老人家曾公开抨击美、蒋勾结，阴谋策划发动中国内战，并曾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抗议，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蒋鼎文小传
●蒋鼎文，字铭三，1895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14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学堂。1921年5月，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部副官。1924年5月任黄埔军校教导团营长。1925年后任国民革命军副团长、团长。1927年任南京警备团团长、浙东警备司令兼第1军第1师长和宁波市公安局长。1929年在蒋桂战争中升任第2军军长，参与指挥“围剿”中央苏区。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受到沉重打击。1933年率兵15万镇压福建事变，后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西安省主席、第1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1944年因对日作战失利，引咎辞职。抗战胜利后，弃官经商。1948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49年3月去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74年1月2日在台湾因病去世。
毛泽东点评蒋介石
“我做的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
――毛泽东点评蒋介石
“一拉”蒋介石抗日――“二推”蒋介石抗日――“三打”蒋介石抗日――蒋介石一邀毛泽东赴渝――蒋介石二邀毛泽东赴渝――蒋介石三邀毛泽东赴渝――蒋介石夜探毛泽东如临大敌――蒋介石对三邀毛泽东的举动后悔不已――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炮弹语言”――“不能跟着美国乱说”――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晚年情怀――毛泽东与蒋介石共同的心愿――蒋介石先生小传
在国共两党长期的交往中，毛泽东与蒋介石可以说是“打交道”最多的，他们是一对“冤家”，也是一对“老朋友”。他们二人作为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曾各率大军兵戈相向，也曾面对面谈笑风生、共商国是。其实，自从他们踏上政治舞台起，就开始了相互合作与斗争，并终其一生。其中斗争占了大部分时间段。他们二人的这种“交往”，不但影响着两党两军的命运，而且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陕北窑洞，毛泽东说到：“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用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
“一拉”蒋介石抗日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立即发起直罗镇战役，一举歼敌一个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步步进逼，两广地方实力派也在酝酿反蒋，这一切都威胁着蒋介石的统治。于是，南京国民党当局便策划与中共进行谈判，并派人到陕北传递这一信息。
来而不往非礼也。蒋介石既然派来代表向中共转达了愿意谈判的信息，毛泽东也决定与蒋介石直接对话，努力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勘你们，井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
蒋介石收到这封信后，心中难免不受触动：他于7月10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公开宣布了此信，真乃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会上立即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反过来又影响了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在报告中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比他在国民党五大上所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显然又进了一步，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在与日本驻华大使谈判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还是第一次。
接着，毛泽东又采取迂回策略，致信蒋介石的妻弟、国民党财政部长、亲英美的宋子文向蒋介石传出了中共中央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