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 作者:田本相-第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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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后悔不该写戏，害了读者，害了观众。
在铁狮子胡同３号，我住着三间房子，有一间书房，抄了，封了。在我们大院门口张贴着“反动学术权威曹禺在此”的对联。我多少年不抽烟了，是斯大林逝世那年，我一下子就把烟戒掉了。这次又抽起烟来了。抽的是九分钱一盒的白牌烟，抽着抽着就放炮，是很次的烟。我抽得很凶很凶呀！那时，只给生活费啊！我觉得我不配要钱。我也许是疯了，我老岳母剥下的白薯皮，我都吃。老岳母说：“你这是干啥？”天天叫我检查，就知道骂自己，我不敢说自己是反革命，因为反革命是特务啊！
迎接不完的外调，我就怕外调。记得有一个小红卫兵来审问我，是为了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杨朔的《雪浪花》的评论。他问我，你为什么说只有共产党才是铁打的江山。我一下子还解释不出来，我说是很巩固的意思。他说，你的解释是反动的。就这么一个小孩子，整整折腾了一个下午，他说，下次还要来。那个年月，连小孩子也像着了魔似的。①还有令人恐怖的事。他家有一个老式的电话机，挂在墙上，一个受话筒，一个传话筒附在机身上，电话铃露在外边。一天，全家正要吃饭，大约是下午五六点钟的样子，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方瑞接的，要叫曹禺来听电话。他接过电话，说：“我就是曹禺。”紧接着电话里就传来连珠炮似的叫骂：“你这个王八蛋！你个狗日的！你他妈的……”“不准你放下电话；你要放下电话，就砸烂你的狗头！”从电话里还传来一群人的哄笑声。从打电话人的口音，知道是天津人，足足骂了一个小时，搞得全家人吃不下饭。到了第二天，仍然是那个时候，电话又来了，还是那帮人，又足足骂了一个小时。第三天，第四天……天天这样折磨着他。方瑞不要曹禺去接电话。这样一个人换一个人地骂，什么道理也不讲，祖宗八辈地骂大街，实在欺人太甚了。经常这样，他们也终于想出了一种抵抗的办法，把电话铃用棉花塞住，再打来电话，铃就不响了。这样，他们又怕找上门来，但终于没再找上门来。曹禺说：有一段，我住在家里，不敢出房门。大院里也是两派在骂，夜晚也在斗走资派，一天到晚，心惊肉跳，随时准备着挨斗。我觉得我全错了，我痛苦极了。我的房间挂着毛主席像，贴着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跪在地上，求着方瑞：“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吧！”真不想再活下去了，好几次都想死去。我想从四楼跳下去，我哀求着方瑞，让她帮着我死。方瑞说：“你先帮我死好不好？”我真是太脆弱了，还有老人，还有妻子，还有孩子，又怎么能把她们抛下。每每看到妻子的病弱的身体，看到孩子……还得痛苦地活下去。
晚间，是写不完的外调材料，我懂得这不能马虎，不能写错啊！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但是，你写出来，如实地写出来，就骂你不老实，逼着你，打你！记得上海来一些造反派，让我写外调材料。他们不满意，就让我读“最新指示”，我念了三遍都念错了，又是打又是骂。“滚蛋！走！”“明天再写不出来，饶不了你！”①本来他就有心脏病，神经衰弱，哪能经得起这样的精神折磨。文艺界的朋友，一个一个落了难，一个一个被揪斗，老舍先生自杀了，远在上海的老友巴金更是“四人帮”揪斗的重点。那种朝不保夕、度日如年的日子，使他痛苦极了。
说来也怪，等他被关进“牛棚”，和赵起扬等人关在一间破旧的澡堂里，渐渐地也熬了过来。居然，在没人看管的时候，在熄灯之前，几个“牛鬼蛇神”也能说说笑话，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互相慰藉着，鼓起生的勇气。方瑞拖着个病身子，挤着汽车，带着一些东西去看望他，这也给了他许多安慰。曹禺说：难为了方瑞，伴着我一起受苦。她依然是那样默默地把她的爱都贡献给孩子，贡献给我。她内心当然是痛苦的，但她外表上却很镇静。她每天都靠吃安眠药过日子，孩子又小，又有一个年老体弱的母亲，真是够她支撑的了！她也是我的精神支柱。北京人艺的造反派工人多，但工人讲理，讲人情。一个烧锅炉的老王，对我的两个孩子说：“你们没错，你们是中国的希望。你爸爸是个好人，懂得人情，你爸爸不会总是这样惨的。”在那时候，能听到这些话，对孩子，对我都是莫大的安慰。②１９６８年，整个社会掀起了所谓大批判的高潮。机关、学校、工厂、商店都在搞大批判。大街上是各种各样的小报、刊物，从刘少奇到基层党支部书记，都是批判的对象。曹禺也不能例外。这里有一份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文艺革命》编辑部编辑的《文艺革命》（１９６８年第５期）“打倒反动作家曹禺”专号。这是难得的一份历史资料，是吴祖光赠给曹禺的，在杂志上他还附了一封短信：家宝兄：
此物可命子子孙孙永宝之。
祖光赠
１９８６．１０．１５可先看看这本批判曹禺专号的目录：打倒反动作家曹禺……本刊评论员响的什么雷？下的什么雨？
——批判反动剧本《雷雨》……红卫江中国赫鲁晓夫与《雷雨》……多奇志人妖颠倒，是非混淆
——剖析大毒草《日出》的反动本质……井岗松砸烂曹禺为蒋贼树立的“纪功碑”——《蜕变》……千钧棒
《明朗的天》是对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毒草……红艺兵工农兵奋起千钧棒，《胆剑篇》毒草现原形——全国一百多位工农兵来信综述……齐学东曹禺反革命罪恶史（资料）……人艺齐学江本刊资料组
这样的文章，人们已经淡忘了，年轻人更感到陌生，确实是值得“子子孙孙永宝之”的文字，不妨选其最短的一篇供读者赏析：
打倒反动作家曹禺
本刊评论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滚滚向前，涤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长期盘踞在文艺界的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个个被冲刷了出来。广大革命群众撕下了披在老舍身上的画皮，现在又把反动作家曹禺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曹禺是个什么东西？
早在３０年代曹禺就抛出了《雷雨》、《日出》等大毒草，极力宣扬阶级调和、阶级投降，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他是一个老反革命。
抗战期间曹禺又炮制过大毒草《全民总动员》、《蜕变》，吹捧蒋该死“德高望重”，“廉洁奉公”——他是一只蒋家门楼的叭儿狗。
抗战胜利后，曹禺炮制过大毒草《桥》，把美帝所豢养的“奴才”美化为能救中国的优秀分子，向美帝献媚取宠。后来又投入美帝的怀抱，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他是崇美、亲美的洋奴。
解放以后，他又炮制了《明朗的天》、《胆剑篇》等大毒草，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尤其是《胆剑篇》恶毒已极，它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猖狂地叫喊，“要揭地掀天，将今日的乾坤倒翻！”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为蒋该死反攻大陆呼风唤雨，为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他是刘、邓黑司令部的御用文人。总之，曹禺从３０年代到６０年代，一直利用戏剧进行媚蒋亲美、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共老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三开”人物，一句话，曹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
有恶必除，有毒必肃。反动作家曹禺罪大恶极，罄竹难书，现在是我们彻底清算他的时候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让我们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东风，奋勇前进，把反动作家打倒、批臭。
打倒反动作家曹禺！
彻底肃清曹禺的流毒！
这种不顾事实、造谣中伤的文字，同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的文章如出一辙。照这位“评论员”看来，曹禺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他的一切作品统统都是大毒草。
他终于经受不住折磨而病倒了，住进了协和医院。孱弱的方瑞陪伴着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是一连串的噩梦，似乎他觉得生命就要这样地结束了。人的生命力是顽强的，一个一辈子追求希望，追求光明，而终于盼来光明的生命，他的心底的希望是不能扼杀的，他还是活过来了。
也许是因为他的病，也许是出于一种照顾，才把他放到首都剧场传达室里。每天接待来往客人的登记，打扫院落，这大概是最轻的劳动改造了。不久，从国外传出中国的莎士比亚曹禺在传达室打扫院子的消息。这样，给“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提供了“反宣传”的材料，于是，又把他安排到东城史家胡同５６号北京人艺的家属宿舍看守传达室，传呼电话，接收信件，掏大粪，倒垃圾。以后，又到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等地劳动改造。后来，曹禺同一位来访者谈到：我的遭遇还算好的。被关了几年，后来又劳改。劳动本来是很好的事，如果把劳动当惩罚、侮辱，那就不太好了。不只要劳动，而且跟家里隔离，甚至影响到孩子，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最后甚至会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对。因为他们成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您的最大罪状是什么呢？）反动呀！反动文人，反动权威，３０年代文艺黑线，腐蚀了许多年轻人……。真难说，我们写的东西最初出现的时候，还有人说过我们进步。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①
林彪事件之后，曹禺从劳改农场回来了。家里冷清清的，老岳母已经去世了。女儿万方找到自己的出路参军去了，只有方瑞和小女儿在家。方瑞的身体更糟了，每天都要服安眠药，经常躺在床上，似乎精神上也崩溃了。方琯德回忆说：我记得，曹禺好像是解放了，但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我去铁狮子胡同看他和表姐方瑞。他有病躺在一间房子里，方瑞躺在另一间房子里，那景象真是很惨很惨的啊！但是，那个时候，人们又能给他多少帮助呢？后来方瑞死了，曹禺像瘫痪了一样。他最亲爱的伴侣，终于没有熬过那最艰难的岁月，恨恨死去了。曹禺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有时，他一个人痴呆呆地守着空落落的房间，不思不想，守候着那无涯的暗夜。②方瑞是１９７４年去世的，她死后，床上撒落着许多安眠药片。是她糊涂了吃了过多的安眠药，还是她清醒地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很难判断了。在那失去亲人的日子里，曹禺六神无主，真像失去了灵魂一样。她把自己的青春、爱情和生命都给了他，就像愫方一样“把好的送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在动乱中，她默默地支撑着自己，点燃着自己，把苦痛留在心底，把镇定留给亲人。曹禺说：“在‘四人帮’横行时，她经常不断地探视我，在相对无言中，曾给我多大的勇气与耐力啊！但是她身体太衰弱了，没有等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到来，终于过早地离开我和孩子们。对于革命，我的朋友是默默无闻的。然而我将永远感激她。因为她通过我，总想为人民的事业尽一点力。”①
１９７５年，祖国的大地上曾出现过生机，邓小平复出了。曹禺也“解放”了。他还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时，流传着“四人帮”的“小道消息”。有时，他和两个女儿便跑到天坛公园里，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看看四周没有人了，每人就把自己听来的消息，讲个痛快！在这些小道消息中，既有着真实，又有着传递者加进去的嘲讽和愤怒。女儿们是不怕的，但是曹禺却很小心。在这里，他们父女的聚会，那真是难得的天伦之乐！
１９７６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头。
一年一度的春节来临了。但是，在北京每个家庭里，哪里又有春节的气氛呢！零零星星的爆竹声是不懂世事的孩子们放的。大人们哪里有这样的闲情！阴沉的脸孔，忧郁的心情，家家的大门都锁得紧紧的。
曹禺的家里冷清极了。他已搬到三里屯的一个单元住房里，只有小女儿伴着。早就从朋友那里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