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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

曹禺传 作者:田本相-第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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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过一点东西,常是写不好。写不好,可以列举很多原因,但主要的还是因为自己不真知道,不深有所感。

  一个剧本总是有“理”有“情”的。没有凭空而来的“情”和“理”,“情”和“理”都是从生活斗争的真实里逐渐积累、孕育而来的。真知道要写的环境、人物和他们的思想感情,很不容易。只有不断地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体验和思索,才能使我们达到“真知道”的境界。

  对环境、人物的思想没有理解透,甚至不太明了就动笔,是写不出很动人的作品的。不很动人的剧本里常有两种现象:一种是“理”胜于“情”,作者的精神仿佛只围着一个抽象的“道理”转。戏里没有什么情节,没有什么人物,没有多少生活的真实感。“道理”纵好,也是不落实的。

  剧本总是为着一种思想才写的,古往今来也没有一个剧本不包括某一阶级的思想的。但作品中的思想并不就是某一个人物说的台词,也不全是指某一种曲折的情节所显示的倾向。一个剧本的主题有时可能用一句话概括起来,有时可能是某一个人物所说的一句台词,有时也可能在人物的互相辩论中表现出来。但不管怎么说,一个剧本的“理”似乎不能限于这一点。这“理”可以说是通过真实的人物,巧妙合理的结构,生动真实的语言,环境的气氛,以及作者无处不流露的深厚的情感,合在一起,透露出来的统一的思想结论。剧本的“理”只有一个,是统一的。这个统一的“理”是该渗透在人物的塑造里,情节的安排里,以及丰富多彩的语言里。“理”是整个剧本的“灵魂”。人何曾见过“灵魂”,但人的一进一退、一言一行之间往往使人感到它的存在。因此“理”是我们读完剧本后油然而生的一种思想,仅仅依赖剧本的某一部分、某一个人物、某一段精辟的语言,是不能得到这种结果的。

  这些,是他在心中想了很久很久的问题,他自己在创作《明朗的天》、《胆剑篇》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更看到许多剧本急于表现某种抽象道理,写得枯燥乏味。他说,“我们有时把‘理’看得太简单了,抓住有修养的同志一句话就用,抓住书本上的一段结论就用,以为有了这些,就可以随心所欲,发展成为剧本中的‘理’了。这里面当然有‘理’,而且常常是能启发我们的。但它未经我咀嚼消化,还不是我的。在它没有化为我的以前,总不能随便拿来,充作我的作品中的‘理’。作品中的‘理’总应该是作者从生活斗争中得来的,是下了很大的劳动,观察、体验、分析才能得到的。”他痛感概念化的弊端,把作品作为简单的思想传声筒。他说,“作者习惯于抽象地发议论,把‘想当然’作为‘当然’,把借来的思想错认为能生根发芽的思想,就铺张起来一种干巴巴的东西。这么办,首先不合创作之理,所以就容易写成概念化、简单化的剧本。”他把这些都归结为是“理胜于情”,其原因是没有“真知道”就写。此外,他又谈到另一种情况:“情胜于理”:与此相反,还有一种“情胜于理”的现象。这里说的“情”,也不是作者对事物的深刻体验里流露出来的,而是一种比较肤浅的对事物的感触。仿佛作者仅仅为一种“强烈”、却有点浮夸的情感所激荡,没有再进一步探索,就动笔了。这种作品使人感到作者急躁一些。实际上,作品所反映的,仅仅是作者对于生活的一点新鲜的感触,有时这一点感触甚至也不是新鲜的。

  我们踏进新的环境,便自然有新鲜的感觉,这点新鲜的感觉总归是很可贵的,它是创作过程的第一步,是引人入胜的东西。但它本身却不是什么“胜境”,不可据此立言立说,洋洋洒洒写下大文章来。新鲜的感觉不能代替更真实、更深刻的认识。创作还是靠把现实摸透。

  反对虚夸浮饰之风,批评矫饰肤浅之情,是切中时弊的。在他看来,“情胜于理”,也是由于没有达到“真知道”,真情源于真知。他说:“生活的经历积累多了,才会对它产生深刻的情感。情感的反复体验一步一步加深了,才使我们有深刻的思索。”因之,他认为那些“情胜于理”的剧本中的“情”,“有的开始便不很真切,有的从头到尾仅是虚张声势。喊叫的声音太大了,‘情’和‘理’的声音太小了。这类剧本往往有些形似慷慨的文章,这些文章如流箭乱发,颇难射中思想的箭靶”。他接着说:“‘理胜于情’便干枯了,‘情胜于理’便泛滥了。前一种使人感到乏味,后一种使人感到茫然。”

  这篇讲话,以《漫谈创作》为题,发表在1962年第6期《戏剧报》上。虽不能说,他把自己多年来在创作上的思索全盘托出了,但却是他的肺腑之言,既包含他解放后创作的经验教训,也凝结着他对话剧创作的沉思。难得的,是他终于讲出了他想要说的话,敢于触及时弊。

  1962年,这一年他还写了《语言学习杂感》以及为青年剧作家讲的《读剧一得》等,都是写得有见地的好文章,毫无官样文章的味道,是在那里真正谈戏了。

  在广州会议精神的激扬下,他开始了《王昭君》的创作。月,在北戴河度夏期间,还在勤奋写作,他感到那种油然而生的创作欲望又回来了。






曹禺传第三十章 “从大地狱里逃出来”






第三十章 “从大地狱里逃出来”

  的确是好景不长啊!

  刚刚度过一段轻松宽适的日子,刚刚使过度紧张的神经安定下来,阶级斗争的弦又开始绷紧了,似乎又在酝酿着一场风暴的来临。

  他把已经写好的《王昭君》第一、二幕悄悄地锁在抽屉里,他再难以为继了。虽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浩劫即将来临;但他却知道再写历史剧就太不识时务了。

  他又不得不去写那些应景的表态文字。以他所处的地位,断然拒绝是他不敢做的,但更重要的是,接连不断地高举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以及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指示,又使他真的感到资产阶级思想泛滥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真的就在眼前了。他那本来不大的胆子,刚刚放开些,现在又紧缩起来了。

  1964年5月,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同志把他介绍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同志,要他去了解1963年河北省抗洪斗争生活,写河北省人民的抗洪斗争。他和于民、《河北文学》的刘俊鹏,还有李庆番等一起到天津、静海、衡水等重灾区,还到了邯郸、邢台等地,在乡下跑了一个多月。这次下乡一方面使他亲自看到许许多多抗洪救灾的英雄业绩;一方面也使他得以了解农村的贫穷落后的实际情状。他深深感到,解放十几年了,但人民的生活还是那么穷,少数农户真是过着衣不蔽体、食不充饥的日子,他心中难过极了。在下乡中,他对自己要求是很严格的,和农民同吃同住。他去访问下乡知识青年赵耘,就住在赵耘家里。李庆番回忆说:“夜里,我们五个人同宿在一条土炕上。这炕不过两米,宽只有一米多。赵耘夫妇和一个小孩睡在这条炕上,也许宽宽绰绰,我们五条汉子可不行。顺着睡挤不开,只好头冲外横着睡,这样又伸不开腿,只得斜着身蜷着腿。这还不算太难受,最叫人难受的是热炕头。他们外间屋里的锅灶连着炕,中午焖了一大锅饭,晚上又做了这五个人的饭,把炕烧得烫屁股。已是5月上旬的天气,虽不算太热,但人们已穿上单衣。我们几个人躺在炕上,燥得浑身热辣辣的,简直跟烙饼似地来回翻腾。曹禺同志有失眠病,夜里必须服用带来的安眠药水才能睡着。这一夜服了两次,特制的安眠药水也无特效了。”尽管这样,吃不好,睡不好,他的情绪也十分饱满。走到那里,别人送剧本、刊物给他看,剧团请他看戏,要求提意见,讲创作经验,“曹禺同志有求必应,从不让人失望。”①一个月的时间,搜集了不少材料,但他不知怎么写。他的心中是种种的错综交织的生活印象,是种种不得回答的问题,他理不出个头绪来。回来之后,苦恼了他许久,又只好交了个白卷。

  不知是谁传出了消息,江青得知曹禺有个写抗洪的剧本,她正想把话剧《战洪图》搞个京戏本子,就让人去找曹禺。曹禺说:

  我得知这个消息后,真是受宠若惊。我知道去了不讲话是不行的,那时,江青已经开始“露峥嵘”了。我想了一个提纲,在会上讲了一通。什么水一来,农村淹了,连藏在地窖里的地主也呆不住爬上来了。地主进行破坏啊!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啊!我就凭着我还能说,应付一下。会上的人听了也不感兴趣,后来就不再理我了。真是谢天谢地!①1965年,他还没能觉察到形势的严重。他还在正常地进行活动。4月18日,他参加了欢迎以龙泽修为团长的日本话剧团的活动;5月6日,陪同周恩来观看日本话剧团的演出;5月11日,陪同朱德再次观看日本话剧团的演出,并接见团长、顾问、编剧等人;8月13日,他参加了中日青年的联欢,与日本青年代表团成员会面,并与日本的戏剧工作者进行了交流。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7月间,他还陪同亚非作家会议代表在武汉观看了毛泽东畅游长江。此时此刻,他都没有想到灾难会降临到他的头上,降临到整个祖国大地上。

  但是,大地震终于到来了!首都在震撼着,红色恐怖的风暴铺天盖地而来了!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北京大学开始,席卷着大学,席卷着机关、团体、工厂,席卷着全国。

  距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远,文艺大楼的小礼堂里,像演戏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文艺黑帮”头目揪出来示众一次。小礼堂里挤满了人群。由几个红卫兵在台上吼着:“带田汉——”,于是田汉便被两个人反剪着双臂由后台拖了上来,按着跪下,身上挂着“黑帮分子田汉”的大牌子。就这样把一个又一个被拉出示众……那真是一个发了疯的岁月。整个中国似乎都在发抖。

  开始,北京人艺的“革命群众”对曹禺还是客气的,最先揪出来的是“党内走资派”赵起扬等,他还小心翼翼地写点不痛不痒的大字报揭发黑线,但他心中却在胆战心惊。他感觉到自己被揪出的日子也近在眼前了。

  他本来就胆小怕事,眼看火烧到自己头上,怎么能睡得着呢!每天下班回到铁狮子胡同3号的大院里,就快步躲进家里,再也不敢露面。夜晚苦熬着,睁着大眼,辗转反侧,非吃安眠药是不得入睡了。方瑞本来就患神经衰弱,眼看着曹禺那种惊慌不安的样子,她也没有安慰他的办法。这种时候,她能说些什么呢?她只有无言的告慰,默默地相对。方瑞是镇静的,尽管她的身体纤弱,但内心里却有一股倔强。这种镇静,对曹禺也多少起到一点安定的作用。当然,最终也是无济于事的。恐怖终于降临到他头上了。1966年12月的一个夜晚,他又平安地回到家里,都睡下来了,大院里异常安静。突然,一阵喧嚷,红卫兵闯进来了,不容分说,便把曹禺从床上拖了下来,呼叫着把他装进汽车,押走了。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活捉彭罗陆杨”的事件,曹禺也成为这事件中的一个小小的“俘虏”。

  他被押到中央音乐学院的礼堂里。尽管他作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同样感到突然。他被红卫兵的这次“革命行动”震昏了。他的思想、感情、神经,都似乎凝滞僵硬了,说不出一句话。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被绑架,他还从来没有领受这样的人生经验。似乎,心脏都停止了跳动。不知愤怒,不知悲哀,不知是日是夜,不知是冷是暖,不知是在人间还是在地狱里。

  周恩来知道曹禺被红卫兵抓走后,亲自赶到现场,看到曹禺和彭真等在一起。他对红卫兵说,“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就这样保护了曹禺,把曹禺放了。

  北京的晨曦,寒气逼人。他懵懵懂懂地回到家里。方瑞一夜未曾合眼,终于把他盼回来了。她眼里含着泪水。这是怎样的一种岁月啊!

  因为周恩来为他说了那么几句话,传到北京人艺,就起到保护的作用。他不是走资派,但是,“黑线人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却牢牢地戴到了他的头上。同样,也把他关进“牛棚”里,加入了北京人艺“牛鬼蛇神”的行列之中。曹禺是这样回忆这段生活的:“四人帮”统治的那段岁月,真是叫人恐怖,觉得自己都错了。给我扣上“反动学术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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