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 作者:田本相-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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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兰州到敦煌，真是一段艰苦的历程，汽车在没有路的路上行驶，除了偶尔碰到油罐车、器材运输车和骆驼商队，一路上都是荒无人烟的漠野，只有祈连山伴随着他们。有时碰上大风沙，沙子钻进车里，搞得脸上是沙，身上是沙，眼里也是沙。
到敦煌已是秋风飒爽的季节，此刻，张大千刚刚离去，常书鸿还没有到来，迎接他们的是一位老喇嘛。怎能想象，这荒凉的沙丘竟是当年的佛教圣地，又怎能想象在这沙土中还埋藏着稀世的珍宝。
在一片流沙之间，有一个小小的绿洲，在两个山沟之间，还有一道溪流。这里竟能看到白杨、白桦，格外葱绿，充满生机。残留着层层楼阁的寺院遗迹，还能依稀辨识出上面的贴金彩色。千佛洞就在一条狭长的山冈上。三危山巍然屹立，更增添了敦煌的神奇色彩，这一切都使曹禺感到惊异。
曹禺不是画家，也不是考古学家，当他走进洞窟，便被那些绚丽的色彩震惊了。从北魏以来，已经过去了１５００年，而那些壁画的色彩仍然那么鲜艳。洞窟里十分宽敞，中间一个大龛，其中供着罗汉，两个菩萨在龛外，神态自若的菩萨在凝望着，显得安详而慈悲，四壁是半裸体的菩萨和飞天。这些，使曹禺目不暇给，他在伟大艺术珍品的面前，惊叹着艺术家的非凡想象力和创造力。祖国，这个概念，从来没有像今天变得这样深厚宽广，这样有血有肉，这样和他的心一起跳动，和他的血液一起涌流。
戈壁滩夜晚的风在呼号，他的心是热辣辣的。他曾对我谈起这次西北之行：
这次西北之行，我回来后虽然没有写出《李白和杜甫》；但是，这是我一生中最伟大最难忘的一次旅行了。我是深深地体会到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必要了。我一生中后悔的事情太多了，我本该可以写西北之行，我却没有写，我只是写剧本，是太不够了，我写得太少了。①他从西北回来，终于未能写成《李白和杜甫》，连一幕也没有写出。
《三人行》和《李白和杜甫》的夭折，无疑，表明他陷入一个创作危机之中。１９４２年完成《家》的改编之后，一年多过去了。在抗战期间，掀起历史剧创作的浪潮中，他要尝试写历史剧，但是，他却在历史剧创作上搁浅了，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从某种意义上悦，作家写完一部作品之后，当他酝酿新作时，都面临一次小小的危机。但曹禺写历史剧的夭折，在他的创作道路上，不只是一次“小小的危机”，而是带有一种阶段性的重大的创作危机。
一个作家最苦闷的是写不出作品来，像曹禺这样的作家，他是决不肯仓促成篇的。他宁肯拿不出作品，也不迁就自己。他总是要超越自己，也要突破前人的窠臼，这样就显得每部作品问世都历经着严重的危机。而且，他又是一个起点较高的作家，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就为自己竖起了一座高高的界碑。这同起点低的作家的创作道路是不同的，一个由低坡爬向高坡的作家，人们总是以欣慰的眼光来看他的：“啊！又前进了！”而起点高的作家，他已经站在一个高度上，再爬高，自然难度更大，每一次攀登都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时，他若出了一部次品，人们就会明显看到他的失败。所以，对起点高的作家来说，他所承受的舆论压力，较之一般作家要沉重得多。但是，曹禺是不简单的，继《雷雨》之后，《日出》、《原野》、《蜕变》、《北京人》、《家》，每一部剧作出来，都有新的探索，新的面貌，都是一种艰难的自我超越。虽然，不能说他是笔直上升，但从《雷雨》的高度，他却是在坚忍不拔地朝着高峰迈进，这是一段十分艰苦的创作历程，他毕竟一步又一步跋涉过来了。《三人行》和《李白和杜甫》的创作夭折，使他遇到了未曾遇到的另一种性质的严重危机。他所熟悉的生活矿藏，在写完《家》之后，是不是已经没有可再挖掘的东西了呢？每个作家都有他的一个“生活库存”，鲁迅的“库存”就是他的鲁镇，老舍的“库存”就是他的北京四合院的市民，而曹禺的“库存”，就是他熟悉的自己的“家”，以及和他的“家”同类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没落的封建家庭。他转而去试探历史剧，是不是透露了这“库存”告罄的消息呢？不是他没有才华，他的才华依旧。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其实，对历史题材的把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现实的把握，但又怎样沟通历史题材同现实的联系，并能发现新的美学新大陆呢？好像，他是遇到了麻烦。
他不能不摸索新的路子，他能不能寻求新的题材领城呢？《桥》正是他探索题材新领域的一种努力。
在抗战期间，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果夫）四大家族，在国难中捞肥了，形成了官僚资本财团。他们利用抗日的招牌，以超经济的极端野蛮的掠夺手段，集中全国大量的财富，实行全面的垄断：金融垄断，商业垄断和工业垄断。工业垄断的方式是援助官办工业和吞般民营工业。四大家族官办工业的两大系统是资源委员会和兵工署。此外，还有四大家族的私营工业。这些官僚资本垄断的工业，在资本、动力和生产方面操纵一切。据估计，官僚资本占全部资本７０％以上。这种工业垄断绞杀着民族工业，在疯狂的食欲中并吞着中小厂家。这种现象吸引着曹禺的注意力，特别是孔祥熙，是四大家族中惹人注目的一个。
曹禺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他听到这方面的一些介绍，终于把它的目光转到这个领域中来。由于钱昌照的介绍，他深入到重庆附近的一个民营钢铁厂进行采访调查，不但亲自观察和了解了整个钢铁厂的生产过程，还深入了解到官僚资本并吞民族工业的残酷情形。一方面是爱国的民族工业资本家，在艰难岁月中惨淡经营着，挣扎着，特别是一些爱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渴望把自己的知识献给抗战的伟大事业；而另一方面，却是官僚资本的渗透、并吞和压榨，这使得曹禺不免愤慨起来了。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又催促他拿起笔来。他曾对我谈过《桥》的产生过程：《桥》是经过调查的。重庆有家私人钢铁厂，只有老掉牙的贝斯麦炉，我经过钱昌照的介绍，在那里呆了两个礼拜。这个戏主要是写民族资本家同官僚资本家的斗争，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写的官僚资本家的形象是孔祥熙。孔祥熙的势力很大，他是蒋介石的连襟，把钢厂并吞了。沈承灿这个人不错，后来，他被人害死了。我很想把它续起来，搞了很多材料，但没搞成。这个戏在写作中受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我对工人不了解，第一次去工厂，做了些调查，也还了解不够，但对工程师这样类型的知识分子，我有过接触，还比较熟悉。《讲话》传到重庆，那时，我不能全部弄懂，但是，我觉得应该反映现实斗争，应当去写工人农民。①
为什么把它起名为《桥》，我的意思，桥是一种象征，如要达到彼岸的幸福世界，就需要架起一座桥来，而人们不得不站在水中来修建桥梁，甚至把自己变成这桥的一个组成部分，让人们踏在他们身上走向彼岸世界。在发表时，我在剧前引用了弥尔顿的诗句：“给我自由去认识，去想，去信仰，B且本着良心，自由地讲， 于一切其它的自由。”可能也许有些朦胧，但在我心中我觉得我应该去追求什么信仰，而我所要的自由，无疑是向着那个不自由的现状。②
这出戏只写出两幕，便迎来了八年抗战的胜利；不久又接到访问美国的邀请，不得不半途搁笔了。《桥》发表于１９４６年４月，刊登在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上。第１卷第３期登了第１幕，第４期登了第２幕第１景，第５期登了第２幕第２景。
《桥》环绕着私营工业懋华钢铁公司，被官僚资本并吞摧残的过程，揭露了官僚资本的罪恶，提出了一个民族工业的出路问题。同时展现了有才干的爱国知识分子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徒具热情而毫无作为的悲愤。
在作家的人物画廊中，又增添了新的人物。如果说何湘如这样的官僚资本家、沈蛰夫这样的民族工业家，我们还可以在现代文学的作品中找到他们的面影；那么，沈承灿、吴天长、古恭宪这样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群像，还是不曾多见的。特别是沈承灿，这是一个具有刚毅性格和进取精神的人物。他留学美国，掌握了专业知识，聪明能干，有一种献身工业的事业心。作为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他还呼吸着时代的进步空气，在他“心灵深处藏着一种永不磨灭的爱自由、爱真理的天性”。作家写他脚踏实地，不尚清谈，即使面临极度困难，仍然充满务实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一定要把钢炼出来。他希望“看见第一次列车在四川第一条铁路上开行”。为了事业，他宁肯同他心爱的人容熙暂时分手。他尊重工人，他批评古恭宪不应当轻视“庄稼人”。他认为只要告诉他们，教他们，接近他们，他们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工人。他说：“我们必须跟领班合作，跟工人打成一片。”他在一次事故中，身负重伤，表现了一种忘我牺牲的热情。显然，这是一个探索真理、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形象。曹禺倾心塑造这样一个在时代潮流中前进的工程技术人员形象，不但是他的一个发现，也寄托着他当时渴望进步、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
从艺术上说，他也有新的探索。在《桥》以前，还没有一个剧作家把工业题材搬上舞台，虽然，他所反映的钢铁厂是很落后的，但在那时却是现代化的中国钢铁工业了。这出戏写得颇有气势，把一个大工业的规模和背景描绘得很有气魄，宏大的场面和火光熊熊的炼钢情景，被作家生动地展现出来。他写了生产技术，但又不仅仅是介绍生产技术过程，而是通过钢铁生产的细节来写人物性格，展开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令人惋惜的是，这出戏没有完成，但他在这样一个新的题材开拓中，仍然显出了他的艺术才华。
从《桥》可以看到曹禺对黑暗的统治是越来越愤慨了，而对现实生活的思索也越来越深刻了。但是，也应当看到，《桥》又回到类似《蜕变》的路子上。当他又一次逼近“现实”，他在艺术上就粗糙起来，不如他过去的一些杰出的作品，这倒是很令人费解的。
曹禺传第二十四章 赴美讲学
第二十四章 赴美讲学
“号外，号外，日本鬼子投降了！”
报童的呼叫声，嘉陵江上的汽笛声，加上鞭炮声，锣鼓声，在山城上空回荡着，市民都涌向街头，在繁华的街道上簇拥着，欢跳着，整个山城沸腾了。
八年，八年啊！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和平终于胜利了。这是多么来之不易的和平呵！曹禺把一张报纸看了许久许久，眼眶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胜利，本来是在他意料之中，他始终坚信胜利这一天的到来；但是，胜利的消息传来了，又使他感到突然了。他兴奋的时候，却往往是沉默的，他又陷入一种不可名状的沉思之中。
和平了，胜利了，人们渴望着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诞生。人们对这和平和胜利怀着多少殷切的期望和光明的幻想啊！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这是一个给山城人民带来希望的日子，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到重庆来了。曹禺听到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后，心想，“毛先生来了，这下可好了！”他把毛主席来渝，看作是和平、团结、光明和民主的象征。
８月２９日，重庆《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毛主席的谈话：“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曹禺看到毛主席的谈活，深表赞同。他以为国共谈判，真能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去做，一定会迎来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最难忘记的是９月的一天，在周恩来副主席的亲自安排下，毛主席在上清寺会见重庆文化界人士，曹禺也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