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 作者:田本相-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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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为布景部长。１９１５年公演《一元钱》，又受到社会人士的称赞，南开新剧的名声更大了。１９１６年，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从美国留学归来，因他对戏剧的爱好，遂加入新剧团，并被推选为副团长。本年公演了张彭春创作的《醒》和《一念差》。１９１７年演出滑稽戏《天作之合》。１９１８年公演张彭春创作的《新村正》，此剧在京津两地均有演出，影响颇大。胡适当时就说：“天津的南开学校，有一个很好的新剧团，他们编的戏，如《一元钱》、《一念差》之类，都是‘过渡戏’的一类；新编的一本《新村正》，颇有新剧的味道，他们那边有几位会员（教职员多）做戏的功夫很高明，表情、说白都很好。布景也极讲究。他们有了七八年的设备，加上七八年的经验，故能有极满意的效果。以我个人所知，这个新剧团要算顶好的了。”①胡适对南开新剧团的评价，并不过誉。如果说，把春柳社等作为南方新剧运动的代表，那么，南开新剧团则是北方新剧运动之翘楚。
南开新剧运动的坚持和发展是有理论作为指导的。张伯苓开始倡导时，“仅在藉演剧以练习演说，改良社会，及后方作纯艺术之研究”。②他认为舞台、学校、世界是联系一起的：“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备场也。”③另外，同他的教育思想有关，他认为“不单是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参加课外活动，从这里面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从戏剧里面可以得到做人的经验”。④而在新剧理论建设上，以周恩来的主张最进步最有力。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不但在政治上是一个反封建的民主斗争的学生领袖，在推进南开新剧事业上也是一个中坚分子。他以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务实精神，参加编剧、布景和演出等工作，同时，更是一个新剧理论的倡导者。他于１９１６年写的《吾校新剧观》，①实是中国话剧史上一篇具有开拓性的历史文献。首先，他把倡导新剧同“重整河山，复兴祖国”的伟大目标联系起来。他说：“是知今日之中国，欲收语言文字统一普及之效，是非藉通俗教育为之先不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舍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惟新剧乎！”他认为新剧可以开民智、进民德；借新剧的效用，“施之以教，齐之以耻，生聚教训不十年，神州古国，或竟一跃到强国之林，亦意中事也”。他又指出，旧戏流弊甚多，多导淫毁俗之作，改不胜改，“较之新剧实利少而害多”，如果任其发展，则世风日下，损害国家之精神。所以，从振兴祖国出发，力倡新剧。其次，他对“新剧之派别”进行了分析，对那时趋向堕落的文明戏作了剀切的批判。他说：“演者、编者，类多率尔操觚之士，数时练习，便自登场。情节之未合也，言辞之支离也，布景之未周也，动作之失措也，均无暇计及。藉一二之滑稽辞句，博观者欢迎，间复加以唱工，迎合社会心理”。他批评得切中要害，一针见血。他还说：“上焉者刺取时政，发为激烈之词；中者描写村妪冬烘，供人喷饭。至若言儿女之情，不脱遗花打樱之窠臼；壮英雄之气，难忘天霸、薛礼之身份者，又下乘矣。以此而言新剧，与新剧真正之主旨，相去日远。”在他看来，不清除文明戏这些积弊，不改革文明戏，“新剧”是不可能称为新剧的。其三，他认为在世界戏剧的潮流中，虽然各种流派很多，但以写实剧最为发达，“现代写实剧者，乃最近七八十年之戏曲，其意在不加修饰而有自然实际及客观之趣味。此种剧旨，更为锐进而成空前之发达”。他认为南开新剧“于潮流中已占有写实剧中之写实主义”。显然，他是倡导写实主义的。周恩来的理论主张在南开新剧发展中起到推动作用，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南开新剧团编演的剧目，虽被人称为“过渡戏”，但较之那些庸俗不堪的文明戏，不可同日而语。其题材多取自现代生活，思想内容比较健康。如早期剧目《一念差》等反对官僚制度的腐朽，揭露官场之黑暗。而《一元钱》、《恩怨缘》等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艰难困苦的生活，同时，也揭露封建道德的虚伪，具有反封建的倾向。但是，不容否认，这些剧本也残留着旧戏的影响，在故事情节上或多或少地还看出旧戏的路数。思想内容也还不能从更彻底地从反封建立场上来观察社会现象。就拿《一元钱》来说，这出戏写一个叫孙思富的人，因债务累累，处境困窘，遂求朋友赵凯为他想办法。赵凯竭囊相助，孙思富出于感激之情，遂把自己的女儿慧娟许配给赵凯的二儿子赵安，孙得以渡过难关，家境逐渐富裕起来。而赵凯于１０年后病逝，长子赵平放纵挥霍未能继承父业，家道衰微。此刻，赵安已长大成人，就投奔孙思富，乞求岳父的帮助。但是，孙思富却蓄意赖婚，更不给予扶助，可谓忘恩负义。赵安因此愤发图强，锐意求进，终于又把家业振兴起来。这时，孙思富要打官司，不得不求赵安帮忙，这才深悔自己的过错，乞赵安谅解宽恕。此剧颇合“善恶昭彰”的心理，加之，它的台词写得新颖，没有那些俗不可耐的陈词滥调，布景又极别致，便受到观众的欢迎。但是，于剧情中，也可看到旧戏的影响。《一念差》主人公叶中诚因听信朋友的话，施计谋害李正斋下狱，叶中诚为了自己荣华富贵，却搞得别人妻离子散家败人亡。后来，叶中诚因受种种刺激，忽然觉悟过来，感到过去做的事太缺德了，受到良心谴责，于是便又把李正斋救出来。不料，李正斋却死去了。叶中诚便想把自己的财产分给李的妻子，遭到李妻的拒绝。此刻，叶中诚觉得自己山穷水尽，再也无法洗刷他的罪恶，就决心自杀。他先把为他出谋划策的那位朋友杀了，然后结果了自己。李正斋的妻子见到叶中诚已经死去，便说：“这种人世界上就很难得的了。”这出戏把导因于社会矛盾的事件，较多地归结于纯道德纯心理的因素，以所谓良心的发现和良心的谴责来解决矛盾，就显得软弱无力。“劝善惩恶”，匡正人心，是这些剧作的共同特征。这些戏，也并非全受旧戏影响，如《一念差》等就有着托尔斯泰的《黑暗之权力》的影响。应当说，张彭春的《醒》，特别是《新村正》更具有“新剧的意味”，它摆脱了旧戏乃至文明戏的影响。他把戏剧创作的新观念，导演、表演的新方法带回国内来，不愧是中国现代新剧的先行者。
张彭春，字仲述，因排行老九，南开人又称他为“九先生”。１８９２年生于天津，１９０８年毕业于南开学校，１９１０年参加“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的前身）第二届“庚款”留学考试，以优异成绩名列前茅。同年，和赵元任、竺可桢、胡适等７０人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克拉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艺术硕士和哲学教育硕士。１９１６年回国。在留学美国期间，他就对戏剧格外喜好，而且开始剧本创作。１９１５年２月１４日，胡适在《访张仲述》的日记里写道：“仲述喜戏曲文学，已著短剧数篇。近复著一剧名曰：ＴｈｅＩｎｔｒｕｄｅｒ——《外侮》，影射时事，结构甚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谓非佳作，吾读剧甚多，而未尝敢自为之，遂令仲述先我为之。”由此，可看出张彭春在美国已对戏剧有深入的钻研了。他回国后，南开学校校刊也报道说：“先生于此道久有研究，且极热心，从此吾校新剧前途，自必更放异彩。”①南开师生对他寄予厚望。
未曾料想到，他一主持南开新剧团事务，为上演剧目问题，便同他的胞兄张伯苓等人进行了一场小小的争论。新剧团团长时子周主持编写的剧本《一念差》，作为南开校庆的公演剧目，张伯苓已经批准。可是，张彭春却持反对意见，这样，就引起了争论。当然，张彭春认为自己的《醒》剧是可以公演的。经过几次聚商，决定两剧同时排演。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１０日两个戏同时试演，由严范孙和张伯苓等人进行评判，结果是《醒》被否定了，认为此剧“情旨较高，理想稍深，虽写实述景历历目前，可以改弊维新，发人深省，无如事涉遐高，则稍失之枯寂，似与今日社会心理不和！”。②对《一念差》的意见，认为只要再增加一幕即可以公演。张彭春则被邀请参加指导《一念差》的修改工作。
《醒》于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刊登在《南开英文季报》上，据记载，是用英汉两种语言同时刊出的。③可惜，至今我们还找不到这个剧本。但是，从排演报道来看，称赞此剧“颇多引人入胜之点……获此良辰，聆斯妙剧，佳音佳景，而极其妙矣”。④看来是一部写实主义的剧作。至于它被否决的理由，也并不能完全得出什么结论意见。引人思索的，是张彭春和张伯苓、时子周等人的争论，究其原因，还在戏剧观念上的分歧。从张彭春对《一念差》的批评中也可看出，他是接受了欧美正在风行的现代戏剧观念，在创作方法上追求的是现实主义，企图打破旧剧的束缚，也企图冲决文明戏之羁绊。这点，从他稍后些写出的《新村正》体现得更充分些。
《新村正》写于１９１７年，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在天津公演，同年１２月发表于《英文季报》上，仍然是以英汉语对照刊出。１９１９年５月，又刊登在《春柳》杂志上。这个剧本的发表和演出，不但在南开新剧史上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即使在中国话剧史上，也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剧作。
《新村正》写的是辛亥革命成功后，发生在中国农村的一段故事。恶霸地主吴绅，欺压百姓，无恶不作。革命成功后，他本该受到惩处，但是，他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反而当上了“新村正”，有些像后来鲁迅写的《阿Ｑ正传》中的人物，那时旧时官僚又“咸与维新”了。此剧主题比较深刻，它不仅揭示了帝国主义势力在农村与豪绅相勾结，造成农民的贫困破产，并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同时，它还反映了农民起而抗争的必然性，暗示出斗争力量壮大及其光明前景。在京津一带上演后，像鲁迅、周作人、胡适等都看过演出，陈大悲、宋春舫等人撰文评论，给予很高评价。《新青年》、《晨报》、《每周评论》、《新潮》、《春柳》、《新民意报》等都发表剧评和报道。宋春舫说：“我今天看了这本《新村正》，觉得非常满意。《新村正》的好处，就在打破这个团圆主义。那个万恶不赦的吴绅，凭他的阴谋，居然受了新村正。不但如此，人家还要送‘万民伞’给他。那个初出茅庐、乳臭未干的李壮图，虽有一腔热血，只能在旁边握拳顿足，看他去耀武扬威呢。这样一做，可把吾国数千年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两句迷信话打破了。”①南开校友高秉庸说：“《新村正》把社会上的一切罪恶，一切痛苦，都完完全全的表现出来，绝没有一点修饰，这就是重实际。编剧的人，用冷静的头脑，精细的眼光，去观察社会，将它的事实，一桩一桩地写下来，让人去细想，自己不加一点批评，这就是客观的批评。”②由此可见，作者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另外，演出的布景也是运用现实手法。据当时评论说：“……天色蔚蓝，以竹为篷，糊以纸，涂以青，而以蓝色之电灯反映之，如真天然，而鲜丽之色盖有加焉。有古井一，井围为淡黄色，若经久剥蚀之。麻石旁有贫妇一，浣衣且汲水……既汲而出，水则盈桶，何技之巧而竟如斯也！”③从《新村正》的创作和演出，可看出彭春先生完全是借鉴外国戏剧而进行艺术创造的。他在美国期间，正值欧美小剧场运动蓬勃发展之时，易卜生的戏剧也正在欧美大陆上风行，而欧洲著名导演、也就是小剧场运动的创始人德国人马克斯·赖因哈特，无疑都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写《新村正》较胡适的《终身大事》还要早些。而就其思想和艺术来说，较之《终身大事》还要深刻得多。可以说，它是中国现代话剧史的先驱作品。而就戏剧艺术的整体把握来说，在当时也是杰出的一个。
１９１９年，张彭春再次去美国留学。任中国教育委员会秘书，华盛顿会议天津代表，于１９２２年获得哥伦比业大学哲学教育博士学位。在这次留美期间，仍勤奋钻研戏剧。他曾应洪深邀请，创作了一部名为《木兰》的剧本，在纽约上演两次，观众颇多。回国后，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