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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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饭，又集合。走了许久，天亮时走到了船营中心小学校。解放军战士把着大门。在院里又编队，又分班，又举班长。我们这八九个人，我指定陈震寰为班长，他比较能办事。我们这一队共100人，10个班，被安置在一个大教室里。教室地下铺着谷草，分成十块、一个班一块。我们这个班在中间一块。我看到墙上有黑板，还有批评与表扬的文字。这里没有大伙房，是由区政府给米，给柴，发动老乡煮饭。晚上吃的是高粱米小豆干饭，炖白菜豆腐，很好吃，颇有家乡风味。
院里有许多送饭老乡，我看无人监视，就与他们谈了起来。先从东西贵不贵谈起，谈到黄金，国民党，共产党，路条、户口，以至到沈阳好走不好走？最后我问他：“明天你还来不？”“不一定，我们轮班往这送饭。”我计划利用这个老乡，决定明天进一步做工作。
这是尉官解放团，有1000多人，年龄都在30岁以下，很少有四十岁的。新一军的京剧团，新七军的政工队，与我在一个屋子住。这些人小孩子一样的脾气，不是吃就是唱。他们把美式大衣卖了，到街上吃大炖肉。长春吃不到猪肉，吉林的猪肉一万元一斤，便宜。大门站着战士，凡是请假就可以出去。解放团内只有几个干部，忙不过来，许多军官在大门口一挤就出去了。站岗的年轻战士阻拦不住。后来，根本也不请假了，秩序特别乱。
过了不久解放团成立一个小卖店，卖香烟、麻花、烧饼、花生米、鸡蛋、糖块……应有尽有。据说成立这个小卖店是为了便利投降人员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这个学校作了解放团，损失了很多用具，用小卖店的盈利作为将来补修的费用。担任售货员的都是小学校的男女教员。
解放团内不但有尉官，也有尉官的眷属。有眷属的尉官住在一个大屋子，一个家眷一块地方。这些眷属们不断的吵闹、打架、女人埋怨男人：“我说不来吉林，你说到吉林有办法，有什么办法？住没住的地方，站没站的地方，这成了讨饭的。放好日子你不叫我过，叫我跟你受这个罪，你真害人哪！”
“我早就叫你到沈阳，你不去；我要到沈阳工作你也不愿意，就舍不得长春。都是你这个倒霉的娘儿们，把我给坑了，你还埋怨我。”
接着就是打、骂、哭、闹，这样的事晚上特别多，吵的各屋不能安睡，解放团干部对这样的事也无可奈何，不知劝男的还是劝女的。
没有家眷的排连长，到街上买一只鸡、买一斤肉，没有锅，便把头上的钢盔翻过来当锅用。炖鸡炖肉，喝上半斤白酒，酒话就来了。
“当了半辈子军人，从来没叫人缴过械，这回可好，一枪没放，什么也没看见，全给人家了。真丢人！好歹打几枪，再缴械也是那么个意思，心中难过呀。”
“难过啥？凭这一块，到哪不是当兵？共产党不要咱，咱回家种地。”
10月20日，早晨起床，我到厕所去，无意中遇见了好几个熟人。
“督察长也到这来了？”
“我现在改名吴国栋了，是新七军辎重营的少尉书记，告诉别的朋友，别叫督察长了。”
“好了，好了。”
这样的事一天发生了七八次，我心想糟了，知道的人多了。
晚上，我把陈震寰、李继先、苗可成等人叫到院子，他们都是我从沈阳带到长春的，是可靠的部下，我对他们说：“这里不是久居之地，必须尽早作决定。你们没有关系，我要马上离开吉林。你们明天早饭后出去，找社会关系，没有社会关系到饭馆、车站找小贩，打听好到沈阳的火车要不要路条？我先到沈阳再转到北京。”我接着指示他们，“吉林有多少部队？警察对户口查的严不严？报户口有什么困难没有？都要打听清楚，在可能内收集一切情况，做到对环境了如指掌。”
陈震寰说：“昨天到街上遇见警备司令部一个参谋，原来他在长春，我与他是朋友。明天我找他想办法。”
晚饭后，来了一个矮个的干部，不知什么职务，穿着布棉袄，给我们全体投降的尉官讲话，他说：“朋友们，”这个称呼第一次听到。接着他说：“蒋介石那个王八蛋，卖国贼，祸国殃民，把中国统治了20多年……”一听骂蒋介石，心里不是滋味。胜败军家之常，出口骂人不应该。以后的话我没有很好的听，最后他说：“据我们了解，从长春到吉林来的上校以上的军官很多，在这吃住不方便，受委屈。我们准备了招待所，现在只有几个人。不要害怕，我们希望你们到招待所去。”接着他又说：“你们这些人中还有隐藏武器的，希望今天当众缴出来，不加追究。如果不缴，被检查出来，那就不按朋友办，按敌人办了。”
经过一再说服，有十几个人把匕首、手枪缴出来了。
陈震寰他们到街上收集了不少情况，弄路条也不困难；吉林户口也好上；没有队伍在吉林，在吉林的都是地方武装，新入伍的战士；地方治安由吉林警备司令部负责；大街上的军风纪有执法队维持。但是陈震寰认识的那个解放军参谋今天没有见着。
我对陈震寰说：“这件事不要进行了，他会把咱们逮捕。自己送上门去，那可是智者所不取也。”
陈震寰问：“那怎么找路条？”
我说：“咱们找老百姓，花几个钱买一张，这样办比较妥当。”
《吉林日报》发下来了，每队两份。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区的报纸，报载：辽西战事，解放军逼进沈阳，士气旺盛，势如破竹。我一考虑，锦州解放，沈阳的国民党军队已成瓮中之鳖；长春解放，围长春的第一兵团再开到沈阳，沈阳危矣。东北全部解放，华北也要动荡，这么一来，我到沈阳已无意义。战争的进展比我走得快，我走投无路，徒唤奈何？
李继先从街上回来，对我说：“长春的人到吉林的不少，见面都问您，我说不知道。他们说，您来到吉林有人看见了。”
陈震寰说：“在街上遇见督察处总务科长陈哲，情报科长杨绍林，他们都在校官招待所。招待所在一个饭馆里面，一顿四个菜两个汤。他们还问您呢。”他又说，“听说共产党有宽大政策，不管有多大罪，只要坦白就没事。”
我告诉他：“听共产党的话，要从反面解释，不要一听就相信。我们搞工作这么多年，人家一说我们就相信，这样的人不配搞工作。”
晚上，我想找那个胖胖的，说话很迟钝，看之很老实的干部透问一些情况，特别是宽大政策。上灯时候，他一个人在屋中写什么。我先叫李继先进屋反映情况，说解放团里每天夜里有人赌钱，有人喝酒，有人骂共产党。接着又进去了两三个人，也是反映情况，我也跟着进去了，由纪律谈到生活，拐弯抹角的谈到宽大政策上去。
苗可成问：“干部，共产党真有宽大政策吗？有人说这是欺骗人的，有人说新民主主义不杀人，说列宁主义杀人。”
他对宽大政策做了解释，说：“这个政策是共产党毛主席制定的，决不欺骗人。我们干部都要按政策办事，不管过去有多大罪恶，只要老老实实地坦白，就可以受到宽大。相反，就要受到处分。解放吉林的时候，有许多人到政府坦白了过去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坦白得好，政府叫他回家生产去，不处分。这样的例子很多，慢慢的你们就知道了。”
我听了这些话，也有些作用，不过我与别人不同，自己的事自己知道。情绪始终忐忑不安，时刻提心吊胆预防着发生什么意外。有人看我一眼，干部在窗外一站，我都认为与我有关。夜里失眠，精神恍惚，偶然入睡，有时梦中惊醒，吓了一跳。
平素嫌官小，现在嫌官大。但是有人却在这个时候充高级伪官。有一些尉官冒充校官到招待所去，解放团里也有不少尉官原是班长或者列兵，他们在长春弄了一套美式服装穿上，冒充尉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士兵吃大灶，每天两顿粗粮；尉官每天一顿粗粮，一顿细粮，还有荤菜；校官是每顿四菜两汤；将官吃席，特殊招待。冒充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伙食。校官有冒充的，将官就没有冒充的了。
一些尉官到这以后，无忧无虑，把自己带的东西拿到大街上去卖，什么美式大衣、毛衣、毛毯、派克笔、手表、皮鞋等，老百姓都抢着买。把这些东西卖了，在街上又吃馆子又嫖妓女。回到解放团就赌博，赌输了就吵架，发牢骚，骂大街。各个屋子谷草满地，随地吐痰，随处小便。还有一些眷属把小孩的尿布，女人的裤子，挂了一绳子，五光十色，简直不像样子。可想而知，骤然间长春解放，长春的十万守军大部分到了吉林，给吉林添了很大麻烦。学校停课了，饭馆、旅馆都用作临时招待所，大街上小巷里都挤满了穿美式服装的官兵。这么多官兵每天要吃要喝，吉林人民政府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来安置这么多官兵的生活，可是这些官兵还感到不满意，有的士兵说：“我们的机关枪都给你们了，结果给我们高粱米吃，我们早知道这样，不来了。”由于闹得太不像话，政府叫新七军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到尉官解放团讲话。我借故有病，没有去听陈鸣人讲话。见到他不好意思，不见面好些。
在这遇见了许多熟人，如督察处的督察王士廷、张致温，长春站第二组组长邱明瑞，长春站的司书齐一文，军统特务孙国，李雄飞，邹盛文等，还有一些面孔很熟，我叫不上来名字，他们都能叫出我的名字。见到了这么多的人，我已经知道没有秘密了。
25日晚上，我与陈震寰、苗可成、李继先在院中研究了多时。关于我走的问题，找路条、上火车都已不成问题。他们的意见还是叫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犹豫，我提出要向共产党自首。他们都说那是危险的事，虽然有宽大政策，并没有见过例证；再说督察处的人不比别的人，北满杀人唯一的特务机关就是督察处，尤其是我，他们说：“万万不能那样做！”
我的理由是：
一、做件非常的事，军统特务像我这样的职务，绝不会有自首的，我开个先例，叫共产党看看。真的把我这个先例杀了，那好了，他们去宽大士兵吧，今后，谁还敢自首？潜伏也是死，自首也是死，宁愿逃跑或潜伏起来，也不自首。所以不一定杀我；
二、到沈阳、到北平都有被捕的可能，如果将来被共产党抓到，用小绳绑上，那就不够面子了。自己送上门去，该死该活来个痛快；
三、如果宽大政策欺骗了我，将来共产党就不会成功，而共产党又何必欺骗我呢？因此，我自首不会不按照宽大政策办事；
四、我到共产党那方面去，依我的特务工作能力，再来对付国民党那些特务——军统和中统我都有办法。给共产党做一些工作，可以得到意外的职位。
我又说：“大丈夫到必要的时候，要拿得起放得下，当机立断，慎之于事先，不必悔之于事后，有办法的人到任何时候也不至于糊里糊涂地把自己葬送了。”
苗可成的意思还是叫我再考虑一下，他说的也对，这不是赌钱，孤注一掷，输赢没有关系。他说这是赌命，不能输只能赢。我同意他的这个见解。
和他们谈了一会儿就散了，他们回屋睡觉，我一个人在院中徘徊。我想起了从前，1934年我19岁，在北平电话局当出纳员，学会了赌钱，学会了一些骗人的技术。不论打麻将或推牌九，我用这种技术都能赢钱。父亲是东北军官，自己是“少爷”，在外面招摇撞骗弄了很多钱。1936年在北京东方大饭店开了一个常房间，自己有包车，有各种衣服，我还是青帮家礼，在北京前门外人们称我“关二爷”，背地里称“小孩王”。因为钱来得容易，去得也糊涂，什么人找我借钱或求帮，一概应允，颇有侠义气概。要作上海黄金荣和杜月笙那样的人物。日子一久我成了赌棍，于是一些朋友看不起我了，渐渐和我疏远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同乡马博权从东北来。他在辽南与我哥一起搞义勇军。我哥当团长，被日本鬼子俘去，用开水浇死。他给我哥当团副，跑了出来，到了北平，继续抗日。他想在察北利用汉奸王英成立军队，打进去进行活动，把实力搞起来再拉到内地。他到饭店找我是下午两点，我还没有起床。他进屋一看：又是女人，又是鸦片烟灯，20岁的青年这样堕落，他很失望。马博权对我说：“你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