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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

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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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住里边一个监号。
  这是伊通公安局看守所。五间监房,我们占了一半,那一半伊通公安局用。这儿的犯人说话我们能够听见。这儿看守所的制度与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犯人一动就要报告,“报告,我咳嗽!”“报告,我小便!”“报告,我换一换腿!”“报告,我擦鼻涕!”“报告,我找虱子!”“报告,我扣裤钩!”……一天的“报告”,彼落此起。看样子都是乡下人,或者是地主恶霸之流,长得土头土脑。王所长对我们说:“你们彼此之间不要叫名字,叫号,叫人知道你们是谁不好。”
  我叫尚传道为希贤,他叫我梦龄。
  我们来一班战士,看守所只有王所长一人,我们一切活动与伊通公安局的犯人隔开,只有吃饭在一个锅里煮。高粱米饭,白菜汤。千篇一律。
  有一天,我对王所长说:“这菜里的盐太少,咱们自己买点盐,再买一点辣椒末。”
  我们自己刷碗,扫地,晚饭后烧炕,各组轮班摊勤务。白天看书,晚上下象棋。坐在土炕上开“口头宴会”:这个饭馆子有什么名菜?那个地方出产什么好吃的?糖醋鱼怎么样做?锅贴鸡怎么做?你一句我一句,很有意思,津津乐道,臭味相同——对于旧的东西都那样留恋,对于吃喝玩乐的生活都不愿放弃。没有人反对开“口头宴会”。
  到这之后没有材料可写,也没有人找我。我利用这个机会跟崔毓琛学俄文。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毛主席的《实践论》,由杨文昌负责领导。杨文昌是大学副教授,后来参加了军统,他是北平组的组员。解放后自首于北京,后来到了长春,在东北大学任副教授。他到长春报告过公安机关,因此他被捕后,公安局对他予以优待。他的理论知识很丰富,马列主义也有所体会。他领导我们学习,大家很有心得。
  到这里没几天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情。张伯桥是中统局长春区的总务科科长,北平大学毕业,英文很好,国文也不错。他参加中统日期并不多,后来兼“长春特秘处”的调查组组长,由他收集情报杀害了一些地工人员。被捕后他始终认为自己必然被处死。每天老是摇头叹息,1949年在公安局把他案子结束了,1950年春把他解到长春监狱。大概考虑他是个危险人物,于是又把他解回公安局看守所。
  早在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反动派要抓一个共产党的地工人员,这个地工人员是张伯桥的朋友,他把他掩护起来,救了他。解放以后,这位地工人员在察哈尔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充主任委员,知道张伯桥在长春被捕,便给长春公安局来了一封信,证明“一二?九”运动张伯桥有功,并给张伯桥汇来一百万元钱。这样一来公安局给他宣判有期徒刑10年。可是他心眼小,到了伊通,天天两眼望着屋顶乱想。我也想不到他会肇生意外。人人都不能设想的事情,在一个晚饭后发生了。
  有人对王所长说:“我们手指甲、脚趾甲都长了,请借把剪子,剪一下。”
  这个要求不成问题,王所长向马伕借了一把剪马鬃的剪刀。这个剪子比较大,王所长叫大家传着使用。轮到我们小组,先由徐克成用,然后张伯桥接了过去,他拿着剪子往脑盖上乱戳!不一会儿血流了下来……当时我在看报,他戳了几下我才发现,我上去把他的剪子抢了下来,我气得打了他两个耳光,骂了他两句。这时大家都过来了,一看,他要自杀,赶紧报告王所长。王所长把他叫出去并没有责怪他,就领他去了医院。从医院回来,张伯桥头上扎了雪白的大绷带。我们大家把他恨死了。特别是我,郭科长分派我当组长,嘱咐我“绝对不要出事”,将来郭科长问我,如何回答?
  王所长批评张伯桥:“你这样胡搞与你有什么好处?你这样做,自己受痛苦,对大家也不好。”
  “请求所长给我戴铐子,给我严厉处分。”张伯桥站起来说。
  “戴铐子就能解决你的思想问题?真的戴上铐子,不知你又怎么想了。什么也不用戴,你冷静地想一想,想通了再谈。”
  王所长把我找到他的小屋子,开始就问:“前天晚上,张伯桥出事时,你打他耳光了吗?”
  “我没打。”我笑了。
  “你当个小组长,就有打人的权利吗?你再打人,可要犯错误。这件事不发生别的组,偏偏发生你这小组。你还笑呢?”
  “这样的人我没办法,以后再别借剪子了。”
  “这是剪子的问题吗?是思想问题。你怎么学习了。”
  我很佩服王所长,他只有20几岁,山东小伙子,一个文化不高的干部。这二年他进步很快,对待张伯桥这件事,我认为一定会砸上镣或戴上铐,可是他没有这样办,而是和风细雨的教育了几句。使大家对王所长深加敬服。我内心说,这样的处理比戴上铐更起作用。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干部倒是不简单,我自愧不如。这一件事使我们16个人,进一步感到政府对我们的温暖与宽大。
  收复平壤的消息传来,大家很高兴。我在监号对大家说:“咱们庆祝平壤解放,改善生活,自己拿钱买肉,大家赞成不?”
  异口同声的赞成。于是我向王所长请示,并得到了王所长的同意。我们16个人,买了12斤肉。我和尚传道出的钱比较多。利用这个机会吃了一顿肉。由于肉少人多,感到还没解馋。
  过了几天,于审讯员把高洁和胡泽雨接走了。又过了几天,宋所长把李寓春等8个人也接回了长春。最后只剩下尚传道、李中候、徐克成、崔毓琛、杨文昌和我6个人。
  快过新年了,战士们要开新年晚会,叫我给编节目。我给他们编了一段快板,几个小调。每天晚上我到他们的屋子去教他们,他们那屋墙上挂着武器,从不防备我。有时他们买吃的也给我吃。王所长也在屋。大家说笑,也不回避。我感到政府对我很相信,思想上非常轻松。
  我对尚传道说:“过新年,咱们再买几斤肉炖一炖。这回由我做,保险比上回炖得好。”
  大家都同意,由尚传道、杨文昌和我出钱买了五斤肉,还打了半斤酒,二斤花生米。打酒是我向王所长请示的:“我不喝酒,他们要喝一点,就给他们买半斤吧?我保证不会出事,张伯桥那样人是少有的。过年了,半斤酒不多。”这样,我们便买了半斤酒。
  12月31日下午,我到大厨房炖肉,杨文昌烧火。炒了两个菜,一锅大炖肉,吃的大米饭。这个新年我们过得很好。事后我才知道王所长没有过好,一个战士对我说:“你们吃得好,你可不知道老王生了多少气!你到厨房去切肉,手里拿着菜刀。这里的看守所所长给老王提了意见,人家说犯人怎么能到厨房拿刀?老王说这些犯人都是比较进步的。人家又说,无论怎么进步也是犯人。这么一说老王就生气了。”不是咱们那儿的看守所,只好听着。我们大伙也感到不痛快。这个年过的……
  我感到很难过,觉得对不起王所长。一个犯人要求吃肉喝酒,太过分了。我回到屋一说,大家都感到怪我们自己。大家决定,今后除了买书,其他东西一律不买。

  顽固者

  新年过后我们都回到了长春公安局。
  一天,郭科长与大家谈了一会儿,又单独把我留下。他问我:“尚传道⑤写了三百页的材料,是谁叫写的?”
  “是我启发他写的。我的意思是,他到了公安局就吃小灶,什么罪恶也没有交待,应该自动的写一些材料,争取进步。”
  “难道我们没有图书目录吗?他写了一些图书目录!他读过这本书,读过那本书,这样体会,那样体会——卖弄自己的学问呢!一点罪他也没谈。这样的人给他机会反省,他也不认识自己。与你们差得很远。以后再不要启发他了,等他自己慢慢的认识吧。”
  在伊通时,我对尚传道说:“政府人员对你一贯很客气,从不谈话,也不找你,可是你也不找政府,这样下去不好。应写材料,请求谈话,交待问题,坦白罪恶,不这样主动的争取是不行的。每天只看一些书,写些日记,那是消极的。应当积极。”
  于是尚传道听了我的话写了一篇三百页的材料,名为“四十回忆”。主要是解放后,他读了一些经典著作的体会,摘引了许多毛主席的话,及马列主义的书名。写完给我看了一下,我感到他的认识太差,自以为是,但是毕竟是写出来了,我说可以,他就呈给了政府。结果受到了郭科长的批评。尚传道一直不知道这件事,还以为自己这份材料写得很好呢,其实不很好,或者很不好。
  接着郭科长又布置我到圆楼楼上的四号监房去做工作。
  有一天段克文⑥来了,他穿着一个黑布破棉袍,戴一个古铜色的旧毡帽,脚上戴一副镣子。我曾在长春见过他一面,那是1948年夏天,在长春督察处处长张国卿家中。我与他点了点头,没有谈什么话就走了。虽有一面的会见,我没有忘记他,他可能忘记我了,所以,他见我一点表情也没有,不认识倒好。
  段克文当过吉林伊通县县长,军统的外围,一贯是飞言浮躁,到任何地方都好出风头,夸夸其谈,有骆驼不说牛。一个没有修养的荒唐鬼。
  他进号之后,问这个问那个。我告诉了自己的姓名,他问我干什么的?我说小特务。他问:“在哪部分?”
  我说在督察处,他的下句话一定是:“你们处长张国卿我认识。”果然,他是这样说的。我笑了笑,他又说:“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也认识。”
  在他心目中这些高级特务都是他的朋友,他的长官。衬托他在反动派里也很有地位。他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也不知道督察处处长与督察长是什么关系。坐下之后,东张西望,他可能考虑为什么把我从十号监房迁到四号监房呢?我一看就知道他是潜伏后被捕获的,看他那套衣服,故意装穷,怎么瞒得过公安人员的眼睛?
  重新编组,我是四号的组长。给我这组调来几个人,都是现行活动的嫌疑。如苗佩然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职员,在口型科工作。其他如林宝华、杨绍时等也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嫌疑。
  开头一次会,我说:“咱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姓名、职业,好称呼,以便学习。”
  每个人都自我介绍了,段克文没有说他是军统,他只说:“我是吉林伊通县县长,在1947年只干了一个月,以后就退到长春,赋闲。”
  这么简单?不老实。我没有吱声。
  苗佩然说:“我在长影口型科,是翻译外国片子,对口型的。我每天早晨起来练习举砖,有几个人与我一起练。我说咱们成立一个砖头会吧,我当政委。就这样被捕了,其实我们是开玩笑的。”
  晚上开会,段克文胡吹瞎扯,什么罪也没有,并且还说:“我认识张学思,有人叫我杀张学思,我没有干。我们是小学同学,我怎么能杀他呢?”
  别人对段克文的事知道得不清楚,我说:“政府掌握全部材料,对于你段克文也不例外。你说这一套连我都欺骗不了,你还想欺骗政府!”
  我这样说他感到很惊讶,冷笑了一笑。
  段克文出去写了两天材料,回来直摇头,似乎有什么难心事。这小子一肚子诡计,两眼一翻,就生个坏道。我不理他。
  一天上午,于审讯员找我:“段克文在你那个小组吗?”
  “是的,表现不好,问题多。”
  “问题不少。他是不是军统?”
  “是军统,不是基干。他怎么交待的?”
  “他说,1946年在沈阳,由辽宁省主席徐箴介绍任东北统一接收委员会纠察队队长,以后就到吉林省当参议,又当伊通县县长,一直到长春解放。”
  “他这是胡说,欺骗政府,1946年他到东北统一接收委员会充纠察队队长,是军统东北特务头子文强介绍去的。没有这个关系,监察处处长冯庸是不接受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说徐箴介绍去的,那是想不提文强,躲避特务关系。在抗日时期的活动,他交待得也不清。他在小组会上说,他当游击副司令什么也没有干,这也是令人不能相信的。我看这家伙,不是交待问题,是来钻政府的空子。”我告诉于审讯员,先追他在东北的社会关系,到东北先找的谁?这样一追就使他破绽百出,现原形。
  第二天早饭后,提走了段克文,中午回来,他戴上了手铐,脚镣。一上楼,各屋的犯人都看他,他歪着脑袋,颇有不服之慨。
  我对郭科长说:“别看段克文不承认军统,但是用话一激他,就能承认。”
  郭科长说回头我自己审他。郭科长在晚饭后,把段克文提到看守所。段克文上铐下镣站在屋中央,我在看守所里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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