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正午 - 隋唐五代的另类历史-第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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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运再昌……御历三九，适逢天幸……”（《旧唐书》）所有一切“盖棺”之论，基本同持一个观点：此人能为君二十几多年而不亡国丧身，恰恰因为有一大批忠臣良将鼎力挟持以及“天幸”罢了。如此一个皇帝越到后来越糊涂，越老越不是东西，简直都可以令他当一个“坏皇帝”的样板了。
尤其是经过奉天之乱以后，唐德宗被吓得肝胆俱裂，刚继位时的英果锐气一丝皆无，动不动就与臣下、诸子“涕泣相对”，而其四大弊政，也深深地为日后唐朝灭亡埋下最直接的引线——一是姑息藩镇，二是委任宦官，三是聚敛财货，四是亲昵小人。
先举几个他亲昵小人的例子。由于唐德宗本性猜忌刻薄，因而“小人易入”。大奸臣卢杞首先获得德宗赏识，此人深知德宗性格，多次借机离间德宗与群臣的关系。奉天之难后，虽然忠臣陆挚多被信用，仍然因直谏而使德宗内心不快。卢杞被贬外任后，德宗仍思念不已，并对李沁讲：“卢杞忠清强介，别人总说他奸邪，朕怎么总不觉得。”李泌倒是一语道破：“卢杞对陛下您言听计从。别人都说他奸邪，而陛下您惟独不觉他奸邪，这止是卢杞奸邪的关键所在呵。”同时，德宗又以能言善辩为取人的标准，谁能奉承他就把谁当忠心之人，以惬己之意为“忠臣”标准，小有违忤则耿耿于怀。非常奇怪的是，德宗一辈子都和无赖小人一见如故——卢杞、裴延龄、李齐运、王绍、韦执谊等人，常常相坐秘语，语笑款狎而不知倦，使“小人常得志”。由此推之，唐德宗本人其意就是个“小人头子”，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他身上“小人”磁场那么强，难怪大批小人皆磁附其左右。
至于财迷心窍、急于聚敛方面，唐德宗简直像得了失心疯一般。他先是下令搜刮富翁钱财。官员得令后，残暴如盗贼，检括登记长安富贾大户，压榨夺取，动不动就大刑伺候，以至于不少富商一下子因官府催逼交不出钱而上吊而死，然后，又立“僦质钱”名目，凡有蓄积财物者，都要把四分之一上交朝廷，以至于天下嚣然，天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赶至京师在路上拦住卢杞的马哭诉。接着，唐廷又对人民的住房收税，号为“间架税”，并出钱奖励人们互相告发，对那些不按实际房屋数目交税的人又罚又打。“愁怨之声，闻于远近”。奸贼卢杞被贬后，另一个贼臣裴延龄也因为善为暴敛、乱加杂税深为德宗所信用，令民间生计更苦。泾原兵士在长安叛乱时，对民众大呼的口号就是：“大家别害怕，我们不夺‘僦质税’，不收‘间架钱’”！到了德宗后期，更是开立“宫市”，与小民争利，其种种深弊，可从白居易《卖炭翁》中可见一斑。
唐玄宗时，宦官高力士是深受倚重，但此太监毕竟是个忠臣，又知道谦抑之道，对国家危害极少。到了唐德宗时代，宦官成为掌握朝廷的一支重要势力，而且积弊至深。泾原兵士叛乱，正因为宦官白志贞的禁兵一个没来，差点让德宗成为乱军俘虏。按理说应该“惩前毖后”，谁知道后来他更加宠任太监，而且这些公公们掌握的军队越来越多，以至于其后数位皇帝皆由宦官拥立。太监们还在各个军区充任监军，干扰军事。奉天之乱后，唐德宗外表好象十分信任大将忠臣，内心却十分猜忌这些宿将勋师，并把神策军兵马使这么重要的禁军统领位置完全由太监掌握。而且，到了德宗后朝，各地节度使以及重要军镇的将师都出自神策军，皆为太监统军的“门下”，只知报公公们举荐的恩德，不知朝廷的存在。至此，刑赏恩罚的大柄不在人君而在那些宦官。尤其是在讨伐吴少诚时，大太监推荐常给自己送金银财宝的韩金义为为四面行营招讨使，又派数十太监为监军，十七道唐兵皆受这些庸才小人节制，致使官军屡战屡败，死亡无数。“德宗为唐室造祸之至，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范祖禹），诚哉斯言！
唐德宗初即位，锐意削藩，但自从奉天之乱后，如丧肝胆，对藩镇务求姑息，矫枉过正。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赶走节度使刘士宁，德宗竟授李万荣为留后，此种姑息，简直就是鼓励臣下叛篡，致使后来的仿效者越来越多，唐廷威权丧失几近。同时，他还爱耍小聪明，自己亲自择任各个藩镇的副手和参佐之将。但藩镇头子往往用计除去这些人，大太监们以权谋使唤这些人，谁也不会真正向德宗效“愚忠”。最过份的，当属德宗纵宠浙西观察使李锜之事。李锜本来只是个常州刺史，由于向大太监李齐运孝敬了大笔金银财宝，就为李太监荐给德宗，升为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李锜掌握“天下利权”后，对下刻意搜刮，对上不停上贡，朝廷权贵遍受其贿，逐渐骄纵无所忌惮。他对自己所辖官员任意杀害，贪污公款无数。浙西平民崔善贞到京城告御状，德宗不仅不相信，反而大怒，派人把崔善贞用木枷铁锁锁上，送交李锜处理。“（李）锜闻其将至，预凿坑待之”。崔善贞囚车一至，连枷锁也不脱，被李锜手下兵士踹入土坑中活埋。“远近闻之，不寒而栗”，真正的是钳天下之口而长奸臣之威，让这些贼臣愈加骄暴，日后个个迭相叛逆。
由上种种，皆可以看出，唐德宗的过失，也可用罄竹难书四字来表达，一点也不冤枉他！
夕阳无限好——元和君臣的削藩大计
公元805年春正月，虚弱不堪的唐德宗在宫内的病榻上接受诸王、亲戚朝贺。人来人往，拜舞不休。眯着昏花的老眼，德宗力挺老衰残躯，竭力四顾张望，就是不见太子李诵来贺。一问，宦官小心翼翼地告知：“太子有疾。”
本来就病入膏肓的唐德宗闻言，“涕泣悲叹，由是得疾，日益甚”。屋漏偏遭连雨。自己马上撤手而去，皇储眼看也要灯尽油干，老皇帝急忧苦恨，一齐攻心。几天后，唐德宗就“崩”了，时年六十四。
大臣卫次公、郑絪等人宣遗诏，一身孝服的皇太子李诵被众人搀扶，于宣政殿继位，是为唐顺宗。看见一个穿穿大白孝袍的人歪歪斜斜地半倚半躺在龙椅上，禁卫军将士不少人将信将疑。众人在殿外踮脚窥视，仔细打量一番，见座上人果然是李诵，大家喜极而泣，互相祝贺说：“真太子也！”
这位唐顺宗，在位仅一年就病死。虽然这个唐朝皇帝的名号几乎不为人所知，但他为帝时，在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程异、韦执谊、陈谏、韩晔、凌准等人支持下，进行了所谓的“永贞革新”。此次急功进利的改革非常短命，仅仅持续短短146天。“永贞革新”，改革内容看上去不错：削减宦官兵权、裁撤冗官、免减百姓租赋、撤去“宫市”等等。由于上述内容无一不涉及当时“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领头的“二王”又属志大才疏、自以为是、偏躁寡恩之辈，“改革”很快就被太监俱文珍等人粉碎。
唐顺宗继位八个多月后，因病不能言语，退称“太上皇”，让位给儿子李纯――－唐宪宗。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改革者”，一般均无好下场。“二王”先被远贬，后均赐死；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也被流放到荒远小州做司马，即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几位政治家一生坎坷蹭蹬，但中国文学史却增添了许多首脍炙人口的优美、凄丽诗篇，尤其是刘禹锡、柳宗元两人，佳作连连，如明珠美玉，熠熠闪光。“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柳宗元）诗人不幸诗坛幸。正是这样的失意、幽愤，才使得诗人写出那么多真切感人的绝妙好辞。
特别是刘禹锡，大才子自称是汉景帝儿子中山王刘胜的后代（其实是汉化的匈奴后代）。他被贬二十余年，老而弥健，熬死了唐朝五代皇帝，终年七十二。刘郎气锐，连白居易都钦推他为“诗豪”。宝历二年（公元826年），白居易因病从苏州罢归，刘禹锡从和州罢归，两人相见于扬州，留下了两首感叹身世的千古名诗。白居易曰：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醉题刘二十八使君》）
刘禹锡酬合：
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闻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很想有一番作为但身板不争气、又因误用庸人而时刻悔恨在心的的唐顺宗病逝，年仅四十六岁。
元和天子初发威——平定西川
唐顺宗永贞元年九月，诏立李纯为皇帝，顺宗自为“太上皇”。新皇帝刚刚“出炉”，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病死，行军司马（参谋长）刘辟自称留后；不久，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因溵水大败，惧而入朝，唐廷迫令其“致仕”（大文豪余秋雨创造性地把“致仕”译为“当官”，实为“退休”）。不料，他的外甥杨惠琳拒不接纳朝廷派来的官员，上表称当地将士“逼臣为节度使”，想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唐廷让他名正言顺地为霸一方。
宪宗初登大宝，还真忍了几个月。为了稳住刘辟，唐廷任他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军区常务副司令，未予正职）。至于夏绥方面，由于杨惠琳勒兵抵拒，宪宗先拿他开刀，下诏天德、河东两军进讨。河东节度使帐下阿跌光进、阿跌光颜（兄弟两皆是步落稽部落胡人，后赐姓李，即李光进、李光颜）勇猛善战，屡败杨惠琳叛军。不久，叛军窝里反，杨惠琳被手下军将所杀，“传首京师”，其时为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夏绥平定，是宪宗打击藩镇势力的首次告捷。
至此，唐宪宗把目光转向他刚一登基就向朝廷叫板的蜀地地头蛇刘辟。
剑南西川节度使原是韦皋。朱沘叛乱时，韦皋力挺唐廷，平叛有功，被当时唐德宗拜为大将军，加检校礼部尚书的荣衔。此后，他又多次打败吐蕃，深入敌界，捕虏甚多，因军功得兼中书令，封南康郡王。顺宗即位后，加韦皋检校太尉。当时，王叔文、王伾当政，韦皋派属下刘辟携大量金宝入京城“活动”。刘辟私谒王叔文，自恃有钱有兵又是藩镇官属，他对王叔文说：“太尉（韦皋）派我向您致意。如果您能让我掌领剑南三川之地，一定会予酬谢；如不留意，在下也不会忘怀”。听刘辟话里话外，含有威胁之意，时为唐顺宗心腹的王叔文大怒，差点杀掉刘辟。
刘辟逃回西川，添油加醋一说，韦皋恨王叔文入骨。他当即向顺宗、太子李纯各上表章。一方面他向顺宗直言应传位给太子，另一方面他又向当时为太子的宪宗“表忠心”，指斥王叔文、王伾乱权。“（韦）皋自恃重臣，远处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动摇，遂极言其奸”。本来韦皋是派刘辟拉关系，见王叔文“不识抬举”，也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指斥王叔文等人“奸邪”。反正天高皇帝远，当朝权臣也奈何不了他韦皋。所以，宪宗能够及早继位，韦皋也确实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没多久，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韦皋就“薨”了。老韦专治蜀地二十一年，虽为唐朝藩属，实则土皇帝一个。但这韦皋是个政治老手，月月向朝廷进贡珍宝奇货，遍贿当朝大臣，又极其优待手下军士，“丰贡献以结主恩，厚给赐以抚士卒”，如此巨大的开支由何而来，当然是加重赋敛，“卒致蜀土虚竭”。而且，韦皋属下的官吏皆是幕僚、私人，从不让这些人到京城作官，怕他们泄漏自己在蜀地专治跋扈的所作所为。所以，有样学样，韦皋一死，刘辟就向中央叫板，鼓掇“诸将（为刘辟）表请节钺”。
当时，唐廷“不许”，并派袁滋为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前去接收蜀地。路上，唐廷又以袁滋任西川节度使，征刘辟回朝，给他一个“给事中”的官职。刘辟不受征召，“阻兵自守”。袁滋也是个软蛋，逗留“不敢进”。宪宗一怒之下，贬袁滋为吉州刺史。怒归怒，当时夏绥杨惠琳蠢蠢欲动，唐廷只能委任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刘辟既得旌节，志益骄，求兼领三川”。朝廷当然“不许”。
狂妄的刘辟胃口大得出奇，既然朝廷不予，他就来个“自取”，发大兵包围了东川节度使李康所在的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最终攻陷城池，活捉了同为一方节度使的李康，并以自己老友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
刘辟出兵前，手下也有忠于朝廷的官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