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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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丝毫揭露和打击”，攻击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人“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错误的在党员中号召改造中央，要求召开四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在此期间，王明发表了《两条路线》这本小册子（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成为新形势下“左”倾错误的总纲领。
　　1931年1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并使用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会议通过了米夫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决议案错误地认为，立三错误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右的实质，强调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在米夫的操纵下，会议补选王明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会后不久又升为政治局常委，掌握党中央的实权。
　　六届四中全会，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其结果就是接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第三次统治。
　　王明一派人的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坚决，气焰更盛，更多理论的装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其主要错误是：在政治上：第一，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们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强调在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提出“毕其功于一役”，即“一次革命论”，企图在民主革命阶段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规定了一系列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的“左”倾政策。第二，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夸大国民党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的口号。第三，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漠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低估农民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作用，主张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要求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斗争服从和配合城市工作，命令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第四，在策略上，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把中间阶级看成最危险的敌人，不承认中间阶级的两面性，不承认也不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采取“打倒一切”的策略。在白区工作中，拒绝利用合法斗争，不注意斗争的适可而止。
　　在军事上：他们同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相对立。在军队建设问题上，主张取消党委制，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打仗一项，忽视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否认敌强我弱，以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阵地战，代替我军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
　　在组织上：他们大搞宗派主义，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为贯彻其“左”倾政策，一方面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提拔到中央领导岗位，并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以实现“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目的。另一方面，对不同意他们“左”倾错误意见的同志，乱扣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以对待罪犯和敌人的斗争方式进行党内斗争。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错误的处理，造成党内极其痛心的损失。
　　在思想上：上述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其思想根源都是主观主义，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
　　六届四中全会不久，中共中央机关遭到敌人破坏，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经共产国际批准，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后被捕叛变）等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责，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政策。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首先，断送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大好形势。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独占中国的野心，悍然出兵袭击沈阳北大营我国驻军，侵占沈阳。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把东北军大部撤至山海关以内，只有一部分进行了抵抗。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在三个月内就占领了我国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开始向热河进攻。东三省的沦陷，使3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次年三月，日本在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州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政权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反蒋怒潮。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东北广大爱国军民组织抗日义勇军、救国军、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直接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各界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救亡运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遍及全国各主要城市。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改变了政治态度，要求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改弦更张”，停止剿共内战政策，一致抗日。国民党营垒也发生分化，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队将领，也反对不抵抗主义，有的违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投入了抗日。在这股抗日反蒋怒潮的冲击下，蒋介石在1931年12月15日被迫宣布“下野”，国民党的统治陷入混乱状态。面对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新形势，毛泽东等主张，在反日的口号下，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以团结广大人民进行抗日反蒋斗争。而“左”倾冒险主义者机械地搬用共产国际关于“国际关系的核心”，是“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对立”的公式，不承认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步骤，却认为是日本“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等脱离全国人民抗日要求的口号。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要求，他们认为是打着“爱国”的旗号欺骗人民，替已经失去人心的蒋介石效劳，“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拒绝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结果孤立了自己。他们还夸大说国民党统治已走向“总崩溃”，命令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以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在客观上促使国民党各派系在反共的旗号下拥蒋统一，蒋介石于1932年初重新上台后，疯狂地镇压抗日民主运动，使大好形势很快丧失。
　　其次，使白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他们在白区工作中，强调“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违背长期隐蔽、积蓄力量配合乡村斗争的白区工作方针，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拒绝利用一切合法斗争的可能。指令各地党组织经常地、无条件地在城市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乃至武装暴动，结果使党内许多同志做出了不必要的牺牲，党的组织被暴露并遭到严重的破坏。临时中央在白区无法立足，1933年1月不得不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最后，在革命根据地内推行“左”倾错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中央苏区，他们通过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即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即苏区中央局会议），全面否定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排斥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1933年2月，又通过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进一步打击了拥护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全面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造成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更大危机。
　　1933年2月至3月，蒋介石以50万兵力向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指挥下，灵活地运用了前三次反“围剿”中的经验，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优势兵力，在黄陂、草台岗战役中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都有了扩大。
　　1933年9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国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的形势是十分严重的。但是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左”倾冒险主义者对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们断定“中国革命危机已经到了新的尖锐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在博古、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10月初由上海到瑞金）的错误指挥下，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执行所谓“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贸然去攻打敌人的巩固阵地。当红军在广昌战役中遭受很大损失后，他们又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实行“分兵六路”，全线防御，用所谓“短促突击”去同强大的敌人拼消耗。根据地被敌军日益紧缩，红军完全陷于被动。
　　在反“围剿”两个月后，发生了“福建事变”，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将领在福建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不得不分兵去对付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毛泽东等同志提出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到外线作战，既能在军事上援助福建政府，又得以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意见，但未被采纳。到1934年10月，中央根据地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已不可能。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其它革命根据地也由于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结果，不得不先后退出原有根据地，被迫进行长征，以致革命根据地损失了90％，红军从30万减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30万减少到4万人左右。
　　二、遵义会议的召开及其伟大历史意义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1934年10月中旬，党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连同中央机关共8万多人，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进军，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又在军事指挥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在转移中消极避战，没有争取时间摆脱敌人，而是命令主力部队掩护着庞大的后方机关，形同搬家，行动迟缓，使红军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广大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连续突破了蒋介石重兵设置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的四道防线，在突破敌人湘江封锁线后，红军损失过半，减至3万余人。12月，敌人调集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准备堵截围歼，使我不能向湘西转移。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12月11日，红军在占领湘西南的通道城后，中央在通道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研究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多数领导人的赞同。会后，红军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扩大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方向，放弃了向湘西进军的原定计划，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议》，并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1月1日，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后，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明确决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根据地。接着，红军强渡乌江，7日占领了遵义。
　　挫折和失败加深了全党和广大指战员的疑虑和不满，经过反复比较，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而毛泽东代表的路线是正确的，因而迫切要求改换中央的领导。同时，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严酷事实教育下逐步改变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在占领遵义后于1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红军总部及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20余人。会议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评了博古在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的错误观点。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提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其退出苏区后遭到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的单纯防御路线”。“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改善军委领导方式”。鉴于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的错误尚未清醒认识，决议写上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是正确的”。这样，既不影响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路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