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坛传奇作家:我的父亲张恨水-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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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竹子，夜风吹进竹叶子里，竹叶子飕飕有声。他抬头看着天，银河的星云是格外的明显，跨越了山谷上的两排巍峨的黑影。竹子响过了一阵，大的声音都没有了，草里的虫子，拉成了遍地叫着，或近或远，或起或落。虫的声音，像远处有人扣着五金乐器，也像人家深夜在纺织，也像阳关古道，远远地推着木轮车子。在巍峨的山影下，这渺小的虫声，是格外的有趣。四川的萤火虫，春末就有，到了夏季反是收拾了。山缝里没有虫子食物，萤火虫更是稀落。但这时，偶然有两三点绿火，在头上飞略过去，立刻不见了，颇添着一种幽渺趣味。他情不自禁地叫了句：‘ 魂兮归来’。”
果真是幽渺空灵，让人徜徉在川东山村诗境般的恬静中，耳畔回荡着秋虫曲，为书中的情节作了渲染，自然把读者带入到气氛的效果中。这美如画卷的描写，并不是离开情节而孤立地写景，而是为了更好营造氛围和渲染人物的情绪，例如李南泉搜索枯肠，在闷热的茅屋伏案构思时，他的文思被触发了：李先生把茶杯端在手上，看到山头上鱼鳞片的云朵，层层推进，缓缓移动，对面那丛小凤尾竹子，每片竹叶子，飘动不止，将整个竹枝，牵连着一颠一颠。竹丛根下有颗不知名的野花，大概是菊科植物，开着铜钱大的紫色小花，让绿油油的叶子衬托，非常得娇媚。一只大白色的公鸡，昂起头来，歪着脖子，甩了大红冠子，用一只眼睛，注视着那颤动的竹枝。竹枝上，正有一只蝉，在那里拉着“吱吱”的长声。
多么细腻的观察，多么出色的描写，寥寥数笔，就是一篇妙不可言的白话“晚明小品”。由于对这部书的偏爱，我曾经把它称之为“散文体小说”，并把这一想法说与父亲。父亲笑而不答，未置可否。父亲多次公开说过。中国的章回小说，是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它与西方小说各有短长，但是章回小说家也有些缺陷，父亲为此作了改良，并且是孜孜不倦，终其一生。他认为：一是缺少心理活动，因此他吸收了西方小说的长处，大量增写了人物心理活动。二是缺少写景，尤其是情景交融的描写，他在小说中非常强调景是为渲染人物感情而描绘。三是父亲从戏剧和电影中得到启发，借用“小动作”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我个人认为，《巴山夜雨》在这三方面的尝试，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是改革章回小说的成功范例。有些熟读父亲作品的读者敏感地认为，《巴山夜雨》和《山窗小品》两部书是“姐妹篇”诚哉，斯言！这两部书虽然一是小说一是小品文，但把二者印证的读，就如同嚼橄榄，回味无穷。
父亲写完了这部小说，就患了大病，一病3年，病愈后，虽也恢复了写作，但记忆力与能力都大大降低，远不能和病前相比了。根据《巴山夜雨》的创作，我有一个预感，如果他不得病，可能他的思想和文风都会有一个大的转变。
《巴山夜雨》在报上连载后，还没有出单行本，父亲就得病了。他去世后，我出于尊重、缅怀之情，用了数年的时间，亲自或请人帮助，把这部长达60万字的小说，一个字一个字地从报上抄了下来，本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作为父亲的手泽留为纪念。1986年因四川文艺出版社的敦请，交由他们出版单行本，把这部父亲病前“痛定思痛”的“压轴”之作奉献给当今读者，使之多结识一些文字之交，我也算是为父亲了结了一个心愿，感到异常欣慰。
第56节：病榻缠绵有3年（1）
病榻缠绵有3年1949年的5月下旬，晚饭后，父亲给两位读初中的哥哥补习英语，讲着讲着，突然他啰哩啰唆，口齿不清起来，而且越说越困难。两位哥哥越听越觉得不对劲，抬起头来看父亲，只觉得他晃悠悠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两位哥哥急忙把他搀扶到睡榻前躺下，谁知父亲一躺下，就昏迷不醒，人事不知了。两位哥哥吓坏了，立即大叫，全家人看到父亲危急的样子慌作一团。还是母亲沉得住气，立即打电话请一位和父亲有10年之交的张大夫火速赶来。张大夫很快来了，检查了父亲的身体，说很危险，可能是脑溢血，要立即送医院。母亲赶紧派了家人，把父亲抬到离我家最近也是当时最好的中央医院。经检查，确诊是脑溢血，生命危在旦夕，随时有可能停止呼吸。经过医生的及时抢救，父亲昏迷数天之后终于醒了过来。但是他的记忆力受到很大破坏，除了只认识母亲，连家里人也不认识了，说话也相当困难，仍有生命危险。那时，母亲怀着3个多月的孕，她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住在医院里，昼夜陪侍父亲，父亲的吃喝要一口一口地喂，父亲的便溺也都要在床上方便，母亲不厌其烦地为父亲擦洗身子。苍天不负苦心人，奇迹终于发生了。父亲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死亡的威胁，他活过来了！
父亲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才回到家里。他的陡然病倒，使家里的经济来源断绝了，平素又没有什么积蓄，母亲很着急，又得瞒着父亲。于是她变卖了自己全部首饰，给父亲看病，并维持着家用。
父亲的这场大病，固然是他一生伏案挥毫，绞尽脑汁有关，但埋下的病因，却要从他“自愿”辞去北平《新民报》的职务说起。许多没有见过父亲的人，总是从“书如其人”来推测，以为他长于辞令，精明强干，洞察世事皆学问的人，其实大谬不然。生活中的“张恨水”是一个寡于交游，憨厚老实，木讷少言，略显“土”气，不善于周旋的书生。所以在他的朋友中，曾有人戏言，在谈笑风生的朋友群中，“谁最不像张恨水，谁就是张恨水。”事实确实如此，父亲虽然倚马才高，万言立就，但是在生活中，却充满着天真，常以诗人的浪漫情怀去对待世事和人际关系。“知夫莫若妻”，母亲就常打趣父亲是个十足的“书呆子”，用书本来套生活，是“猴吃麻花———满拧”。父亲尽管已是蜚声国内外，但他自视平凡，从来都没有特殊之处，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及道德熏陶，以真诚待人，不把名利置于心上而淡泊自甘，以为别人也像他一样，这是他的缺点，自然也是他的优点。报社本是个复杂的场所，父亲虽然办报有方，但却不善处理人际关系，更不懂得报社内部的权力之争。此时总社派来了副经理曹仲英先生和总编辑王达仁先生。
第57节：病榻缠绵有3年（2）
王先生年轻活跃，很想有番作为。父亲当时的职务是《新民报》协理、主笔兼北平社经理。虽然北平《新民报》在父亲的惨淡经营下，受到北平市民的喜爱，数年间其发行量一直居北平各大小报之首，亦是《新民报》五社八报之冠。仅以此而论，可说是成绩斐然，为《新民报》立下了汗马功劳，理应受到嘉奖，然而事实却不然，他得到的是一个相反的结果。既然总社派来了人，新任总编辑王达仁先生又很想有番作为。父亲再任职，就有些不识时务了，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父亲于1948年秋，辞去了北平的《新民报》的职务，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北平《新民报》，结束了他奋斗30余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报人生涯。从此，我再也没看见过他坐在大餐桌前，编辑稿件或安排版面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在北京刚解放不久的1949年的春天。当时北平的《新民报》还完全由王达仁先生主持，3月2日至4日，王先生在该报用了3天的时间发表长文，给父亲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把父亲说成似乎是“国民党在新民报的代理人”。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使父亲受了很大的刺激，对他的精神及身体都影响很大的。虽然后来真相大白，王达仁先生也亲自登门向父亲赔礼道歉，请求原谅，但那已是后话，是父亲大病数年后的事情了。
就在父亲家中养病期间，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北京隆重开幕，父亲被邀为代表，而他却因病未能出席。会后大会派人来看他，并送来了一套约50本的“大众文艺丛书”。同月，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不久，被文化部聘为顾问，有了份固定的工资，使家庭生活有了基本保证。
与此同时，他的老友也都给了他无私的援助和深切的关怀。上海的《亦报》和《大报》，将父亲的旧稿在两报连载，使父亲有了一些稿费。当《亦报》把《五子登科》易名《西风残照图》连载时，因为父亲没有来得及写完，而报社不希望稿子半途中止，父亲在病中又不能执笔，左笑鸿叔知道后，便主动地无条件将书续完了。1956年该出单行本时，父亲已恢复了写作能力，便又重新续写，这续写部分先在《 哈尔滨文艺》杂志连载过，所以现在读者看到的《五子登科》则完全是父亲的手笔了。父亲恢复写作后，有了稿费，叫我带上在当时为数不菲的一笔钱，去交给左叔，算是酬谢病中的帮助和友谊。但是笑鸿叔说什么也不要，叫我原款带回，并亲自登门向父亲说明情况，父亲在无奈之中，请左叔在西单商场楼上西餐厅，吃了一顿西餐，由我陪同，所以我“蹭”了一顿丰美的俄式西餐。笑鸿叔及其他父执对父亲的友谊，使他感到很温暖和欣慰。
也许是心情好的原故。父亲的病情也逐渐好转。病后两个月，他便能“牙牙学语”；3个月时，竟能扶着手杖出门看望老友了。当他颤颤抖抖地亲自登门看望笑鸿叔时，笑鸿叔大喜过望，激动得热泪盈眶。
父亲到医院复查，大夫高兴得连连说：“张先生能恢复得这么快，这样好，真是奇迹！真是奇迹！”
当时，家中虽然经济拮据，但母亲省吃俭用，尽量为父亲创造一个良好的养病环境。可能是因为父亲有病吧，我们兄妹似乎成熟了许多，也更加和睦友善了。除了母亲给父亲做一些好吃的，我们每日都是粗茶淡饭，但却使我们懂事用功起来。在这样安静祥和的环境中，父亲身体恢复得令人吃惊的好，当他能够离杖走路后，便开始练习写墨笔字。他一生都在勤奋地学习，一个大半辈子笔墨耕耘的人，倘不写作，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病魔虽然没有夺去他的生命，但对他的身体和记忆力都有相当大的损害。脑溢血给父亲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不清楚，还要流口水，左半边偏瘫，行动极不方便。但是他没有被吓倒，
第58节：病榻缠绵有3年（3）
也没有后退，他以写作为生，只要有一口气，他就要写作。所以父亲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不屈不挠地向自己的身体挑战，和病魔作斗争，看书还不行，便先练写字。父亲让母亲买了许多小学生练习毛笔字用的大字本，每天在大字本上像小学生般地练习楷书，一切从头开始，认真地读帖，认真地写。只见他那不听使唤的颤抖的手，紧紧地握住毛笔，一笔一笔的写，那样认真，那样专注，上午定时写，下午也要定时写，终于，他能灵便地书写了，而且字越写越好，几乎恢复到了病前的水平。看到他在案头堆起来的一百多本习字本，我们真是感到由衷的敬佩。
1949年底，小弟弟出生了，这使父亲异常欣慰，也使他的病情更快地好转。1950年4月，北京市召开“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父亲以抱病之身应邀参加，从此，每逢市文联召开大小会，父亲都是风雨无阻，亲自参加，也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心情很愉快。
父亲虽然病情好转，但还是不能写作，家庭人口多，经济仍不富裕。母亲为了让父亲安心养病，不要他有任何思想上的负担，便卖掉了自己用私蓄买的北沟沿的大房子，又买了离原来住处不远的砖塔胡同43号，有意思的是那时买房不是用钱，而是用布，我至今仍保存的买房契约上写明，母亲是用“二厂五福布150尺”买下了砖塔胡同的房子，现在附录于此，留待民俗学家和北京史学家参考吧。母亲设想得很周到，父亲的书多，如果往远处搬，怕父亲嫌麻烦，又怕弄丢了书，砖塔胡同的房子虽然不太好，但还不至于使父亲感到不方便。后来，这小小的四合院经过母亲的整修，父亲又种了许多花木，显得非常美丽温馨，住进之后我们再也没搬过家，父亲、母亲都是在这小小的四合院中逝世的，我也在这四合院娶妻生女，这个处处显露温情的院子，给我留下了美好和绮丽的回忆。
母亲卖了房子，有了点钱，便常常给父亲做好吃的，让他补养身体，但是父亲从来也没有“吃小灶”的习惯，母亲给他买的营养品，他都与我们共享。以后母亲又另出一计，吃午饭时，不设父亲的座位，将他“逐出门去”，让他到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