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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水云集-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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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七十八岁了,在我兴趣与精力集中下,若是健康情形还好,在新条件下我至少可望还工作五六年。我举个大家会感兴趣的例子:在商朝,大约是公元前十六世纪,从新出土文物中,就知道女士们的头发是卷的。因为材料多,我研究是用新的方法来做,先不注意文献,只从出土的材料来看问题;不谈结论,先谈实物,以向各部门提供最新资料。这只算是为其他各研究部门打打杂,作后勤工作,说不上什么真正研究的成绩。现在在国外的朋友以及在台湾的兄弟们,希望各位有机会回去看看。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有所谓《二十五史》,就没有人注意现在从地下发掘的东西,比十部《二十五史》还要多。那些有兴趣研究中国文化史、艺术史与工艺史的朋友,都值得回去看看。任何部门都有大量的材料,存放在各省博物馆的库房里,等待有心人来整理和研究。这大多数都是过去文献上从没提到的,我们也只是进行初步的探索。但这工作明显需要大量的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朋友来共同努力。这种研究的深入进展,十分显明是可以充实、丰富、纠正《二十五史》不足与不确的地方,丰富充实以崭新内容。文献上的文字是固定的,死的,而地下出土的东西却是活的,第一手的和多样化的。任何研究文化、历史的朋友,都不应当疏忽这份无比丰富宝藏。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本身的事情太多了,再加上最近十年的动乱,许多工作有点来不及注意处理。直到最近几年才给予它应有的注意。在座中大约有研究明清史料的。仅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尚有一千万件历史档案有待整理和研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同事说,光是这方面就需要有一百个历史研究员研究一百年。大家都知道敦煌、龙门、云岗三个石窟,是中国中古以来的文化艺术的宝藏。其实还有更多的史前和中古近古的壁画出土,将来都会逐渐公诸于世的。照过去的习惯,我们多以为对汉唐文物已知道了很多;但从新出土的文物来比证,就发现我们从前知道的实在还太少。例如在文献上虽常常提及唐代妇女的服饰,但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实并不明确。因为文献只有相对可靠性,不够全面。那么现在不甚费力就能分辨出初唐(武则天时代)、盛唐(杨贵妃时代)与晚唐(崔莺莺时代)妇女服饰基本上的不同。所以这些研究从大处说,不仅可以充实我们对于中国民族文化史的知识,从小处说,也可以帮助我们纠正对许多有名的画迹、画册在年代上的鉴定。这也就是我虽快到八十岁,根本没想到退休的原因。我希望最少能再作十年这种研究,而且将来能有机会拿文物研究中一些专题向在座各位专家朋友请教。刚才金介甫教授对我的工作夸奖似太过了,我其实是个能力极低的人,若说有点好处,那就是揪住什么东西就不轻易放过。这是金岳霖教授对我的评语。我也希望再用这种精神,多研究个五年、十年。至于我的文学作品,应当说,都早已过时了。中国情况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它变化得太快了,真如俗话说的:“三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我的一切作品,在三十年前就已过时了。今天只能说,我曾在文字比较成熟的三十年代前后,留下一些社会各方面的平常故事。现在已是八十年代!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因为社会变动太大,我今天之所以有机会在这里与各位谈这些故事,就证明了我并不因为社会变动而丧气。社会变动是必然的现象。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的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动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够保留下一些东西。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我总相信:人类最后总是爱好和平的。要从和平中求发展、得进步的。中国也无例外这么向前的。听众问:“请问沈老,您最近出版的第一部大作,可在什么地方买到?”沈先生答:最近在香港印行的是有关服饰的。这部稿子在文革期间几乎被烧掉。书名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当时周恩来总理给我的一个任务,在一九六四年就完成了。有二十多万字说明,四百多张图片,从商朝到清初,前后有三千多年。不久将来或许将有英、日译文本了。但里面应用的材料可能太深了点,不大好懂,在翻译中将有些删减。我倒希望有些版本能不删减,可作为研究资料用;许多问题还有待讨论。我的第二个文物集子也在进行中,到底是用断代好呢?还是分类好?现在还没决定。这工作现在来做,条件实在很好,也得到相当多的经费,给了两个副研究员的名额,但助手选择也并不容易,他必定要知道历史,知道文物,必须具有各方面的知识,还得有文学和艺术知识,才能综合资料,提出新的看法。这种人员的训练很不容易。资料分散在全国各地,一切东西都是崭新的。举例来说:过去我们以为铜器上的镶金银是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现在知道在商朝就有了。另外,我还对于中国使用镜子用了点心,二十多年前编过一本《唐宋铜镜》。镜子,过去也以为是春秋战国产物,现在出土的商朝镜子就有七、八面,三千三百年前就有镜子了。又如马王堆出土的花纱衣服,一件只有四十八克重,还不到一两。象同样的文物,中国近代出土的实有万千种。工艺上所达到的水平,多难于令人设想的精美。许多工作都在进行中。我们大家对秦始皇墓中的兵马俑都很感兴趣,在中国,类似的新文物有很多很多。另外朱洪武第十七太子在山东的陵墓,大家以为是明朝初年的,其实也并不全是,我们搞服装的从大量殉葬泥俑就知道,当差的服装多半还照元朝的官服,牵马人的服装又是照宋朝的官服。原因是中国历来各朝代常将前一朝代最高贵品级的服饰,规定为本朝最低贱人的服饰,表示对于前一朝代的凌辱。又如北朝在洛阳建都,力求华化,帝王也戴“漆纱笼冠”,一直沿用下来,但到了唐朝,漆纱笼冠都是较低品级的官吏服用。这就是我说的,我虽“不懂政治”,但这些涉及政治的问题,却不能不懂一点。(幸好只懂得这么一点点,要懂得稍多,这时我也许不会到这里来谈话了。)  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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