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论坛精华贴欣赏-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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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就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人文社曾经给领导当过秘书的王之梁对我说：“‘文革’期间，红卫兵来造反，那时王任叔已经调离出版社，他们找到当时参与出版《金瓶梅》的副社长楼适夷，要他交待为什么出版这部大毒草。老作家兼翻译家楼适夷弯着腰，低着头，嗫嗫嚅嚅地说：“我有罪，这本书我们印多了！”
搞文学的人大都知道，中国的小说创作，过去在内容上基本是一些英雄传奇的故事、神仙鬼怪等等，只有《金瓶梅》才是由作家独立创作的写市民生活的长篇巨制。再说，我们影印这部书，是由于毛主席的指示，可是这些内情，能够跟那些十几岁的娃娃用三言两语讲请楚吗！所以，尽管七斗八斗，楼副社长总是避而不谈出版这部书有什么罪。
我接着要讲经过本社整理出版的那部《金瓶梅词话》了。我找到负责校点该书的戴鸿森同志。社长韦君宜曾说过，老戴是《金瓶梅》的专家。我知道他对潘金莲、李瓶儿、春梅、西门庆、陈经济的故事极熟，我想引他讲一些他当年校点该书的趣话。我是老广，老戴是江浙人，我用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遍话“呢个呢个”问他，老戴则讲一口道地的吴语。他“啥个啥个”地讲了起来。
大概在我们出版那部线装本的《金瓶梅》以后，毛主席可能觉得其中秽亵之处较多，只能作为内部读物。应该另外出版一部经过整理的《金瓶梅》，以便较多的读者能够读到这本书。不知在一个什么场合，他曾经跟周扬讲过这件事。周那时是中宣部的副部长，又是文化部的常务副部长，整天忙叨叨的。主席那次讲话，周扬并没有当作交代的任务去抓紧进行或者思想上也有顾虑。过了一年多，大概在60年代初，毛主席问周扬，《金瓶梅》的整理本弄完了吗，什么时候能够出版。周扬这才紧张起来，回来以后，他马上派中宣部出版处长包之静到人文社，要我们马上组织人力，尽快出版排印本《金瓶梅》。
“呢个呢个”我这时插话说，“为了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一部古典名著可以出版整理本、删节本或者改写本，这在我国是早有先例的，在解放以前，开明书店就出版过经过茅盾先生删节的《红楼梦》、经过周振甫先生节选的《三国演义》，称为洁本。《世界文库》曾连载过郑振铎标点、删节本《金瓶梅》。30年代在上海，也出版过施蛰存的标点本《金瓶梅》……”
戴鸿森同志接着告诉我说：“1961年周扬通过包之静向人文社交代这一任务，十万火急似的，要求很快完成。社领导与室领导相商，决定约请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左恭负责整理工作，同时指派周绍良、杜维沫、戴鸿森三人，专职审处左恭的整理稿本。
大约只三五个月，稿子便交来了。大家觉得他那种纯任己意删削、改写、不作说明的做法问题太多，怕行不通。于是，集体反复商讨，嘱戴鸿森单拟一整理方案，领导定稿后，打印若干份，征求几位权威人士意见，如齐燕铭、金灿然、王于野、吴晗等，他们都很快有了口头回应，表示可以。记得只吴晗同志有书面回函，表示支持和鼓励。
这样，社方再与左恭商谈，告诉他征求意见情况，送他那份整理方案，退还所交前半部稿子。左当时极表高兴，一诺无辞，同意据此方案，从头重行整理。
1962年下半年起，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先是“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接着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了1963年，又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文艺团体将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
等等，古典室日常业务趋于停滞、观望，无人胆敢再去过问有“淫书”
恶名的《金瓶梅》的整理出版事宜了。估计此时左恭也已放下此事，两边不加问闻。直至“文化大革命”告终，劫后重理前事，方知左恭久已家破人亡，资料、初稿均无下落，连拿到那个方案后他做过些什么没有，也一无所知。所以“文革”以后，我们只得自己另起炉灶。
“本来我们这次校点是约请张友鸾先生承担的，他的条件之一是要我当他的助手。整理了几回以后，因为他手头上还有另一部稿子，分不开身了，打了退堂鼓。啥个啥个只好由我独立完成了。”
戴老先生的江浙话，我这个老广只听懂七八成。看着他讲得累了，我接着说，您老先生校点的《金瓶梅词话》在该书的校点说明上已经讲明，“我们的愿望是试图提供这样一个《金瓶梅词话》的整理本。
既方便于一般文艺工作者、古典文学爱好者的浏览、借鉴，也可以供研究工作者的取资基本上不致有失真之憾。”您是从校勘、标点，删节三个方面来做这个工作的。正像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所说：“好在我们如果除去了那秽亵的描写，《金瓶梅》仍是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也许‘瑕’去而‘瑜’更显。我们很希望有那样一部删节本的金瓶梅出来。”您校点的这本书我不但买了一套，而且细细读过，确是达到了郑振铎先生所提的要求，瑕去而瑜更显了。
而此书排校之认真，校对之精细，真真达到上乘之水平。人文社真不愧是名牌出版社。
我在上面只写到《金瓶梅》的整理，在这里我还应该再讲几句韦君宜社长在公开出版此书时的功绩。在改革开放之初，她有胆有识地一边在当时的出版总署呼吁，请上级批准公开出版本书；在社内，她又安排人力物力，为此书的出版作充分的准备。我们全社同志在背地里曾经亲昵地称之为“韦老太”的社长韦君宜同志，真是功不可没。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金瓶梅词话》两种版本的出版，皆与毛泽东同志有关。前一种影印本出版时，毛主席曾经亲自见到过；后一种出书时，事隔28年，主席已经过世了。读者们真应该感谢毛主席的真知灼见。
徐迅雷：秋水堂主与金瓶梅——读《秋水堂论金瓶梅》
金瓶梅似乎已经很遥远了——我说的不是那书，而是关于金瓶梅的书事。很长时间没有关于金瓶梅的什么新闻了。倒是远在美国波士顿的秋水堂，瞬间就把金瓶梅的时空拉得这么近——因为秋水堂主刚刚在国内出了一本《秋水堂论金瓶梅》。
秋水堂主笔名是宇文秋水，本名就是田晓菲。这个５岁开始就写得一手好诗的天津小女孩，她孩提时代的诗集上我的书架似乎还是昨天的事情，今天她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师了。这样的人生经历让谁见了都要眨巴眨巴眼睛：１４岁被北京大学破格录取，１９８９年毕业，１９９１年在美国得了英国文学硕士学位，１９９８年成为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丈夫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特级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比较文学研究，洋名是斯蒂芬·欧文，中文名字是宇文所安。
鲁迅先生当年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说，《金瓶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秋水堂主田晓菲在她的《秋水堂论金瓶梅》中，更是将《金瓶梅》的价值列为《红楼梦》之右，认为“归根结底，《红楼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小说’，而《金瓶梅》才是属于文人的”；“《金瓶梅》里的人物，男男女女，林林总总，我个个都爱——因为他们都是文字里面的人物，是写得花团锦簇的文字里面的人物，是生龙活虎的人物”。
田晓菲对《金瓶梅》的爱是“成人之爱”，因为她小时候的最爱是《红楼梦》，不知读过多少遍了，甚至成为了彻底的“红迷”，而读《金瓶梅》还是她２３岁那年在哈佛读书时“为了准备博士资格考试而勉强为之的”，直到五年之后，她重新开始读这部奇书，“当读到最后一页，掩卷而起的时候，竟觉得《金瓶梅》实在比《红楼梦》更好”。这真是“缘分天注定”，人长大了，缘分的果实也成熟了。
是什么击中了成人田晓菲的心，使她重新完全认识了一个至爱的崭新的金瓶？这支击中灵魂的箭是：慈悲。
田晓菲说，“金瓶的作者是菩萨，他要求我们读者，也能成为菩萨……我请读者不要被皮相所蒙蔽，以为作者安排金莲被杀，瓶儿病死，春梅淫亡，是对这些女子作文字的惩罚：我们要看他笔下流露的深深的哀怜。”田晓菲的丈夫在序言里则说得更明确：“秋水的论《金瓶梅》，要我们读者看到绣像本的慈悲。与其说这是一种属于道德教诲的慈悲，毋宁说这是一种属于文学的慈悲。即使是那些最堕落的角色，也被赋予了一种诗意的人情；没有一个角色具备非人的完美，给我们提供绝对判断的标准。”正是这些人物在瞬间人性的闪现，让秋水堂主超越了一般的判断，“走向一种处于慈悲之边缘的同情”；正是今人在本质上与古人是一样的，所以田晓菲在洞彻之后非常平静地说：“我以为《金瓶梅》里的男男女女是存在于任何时代的，不必一定穿着明朝或宋朝的衣服……我们的生活中，原本不缺少西门庆，蔡太师，应伯爵，李瓶儿，庞春梅，潘金莲。他们鲜衣亮衫地活跃在中国的土地上，出没于香港与纽约的豪华酒店。我曾经亲眼见到过他们。”
评论《金瓶梅》的灵魂问题解决了之后，形式就很简单了：《秋水堂论金瓶梅》的目录就是《金瓶梅》的目录，只是绣像本与词话本两套一百回的标题叠加在一起———这是比较文学分析方法的自觉渗透。在秋水堂主看来，绣像本更加本质。前言中就两个版本异同的分析一节，日前刚刚见到以《世间两部金瓶梅》为题，刊于《读书》２００２年第１２期上。
《秋水堂论金瓶梅》刊用了田晓菲的一帧彩照，头戴博士帽，阳光从侧面打在脸上，美丽异常。正是这样的美丽女子，以她美丽的心灵和美丽的笔触，写下了她所知所感的美丽的《金瓶梅》。这样的《金瓶梅》，不禁让我想起她曾经写下的一首咏物诗———《古镜记》：
这是一面暧昧的古镜／明亮的花纹／曾经穿行此中，逐渐暗淡／逐渐泯灭，逐渐／归于黝黑的青铜／然而，如果拂去流尘，依然可以／窥见盘踞的蛟龙／古镜的悲哀／是无法拒绝／无论广笑———还是那一缕哀怨的烟视———／它只能收容／在许多寂寞的朝代里／它守候着她的守候……
田晓菲：漫卷红罗——写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之后
《秋水堂论金瓶梅》简介：与就连不更世事的少男少女也能够爱不释手的《红楼梦》相反，《金瓶梅》是完全意义上的“成人小说”：读者必须有健壮的脾胃，健全的精神，成熟的头脑，才能够真正欣赏与理解《金瓶梅》，能够直面其中因为极端写实而格外惊心动魄的暴力——无论是语言的，是身体的，还是感情的。《金瓶梅》里面的生与旦，往往充满惊心动魄的明与暗，他们需要的，不是一般读者所习惯给予的泾渭分明的价值判断，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强有力的理解与慈悲。《金瓶梅》直接进入人性深不可测的部分，揭示人心的复杂而毫无伤感与滥情，虽然它描写的物质生活并没有代表性，但是这部书所呈现的感情真实却常常因为太真切与深刻，而能够令许多心软的、善良的或者纯一浪漫的读者难以卒读。在不同版本所带来的巨大差异方面，《金瓶梅》也极为独特：虽然绣像本和词话本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已经进入现代的明清中国出版市场所造成的，但这种差异对于我们思考文本本身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许，我们只有在一个后现代的文化语境里，才能充分了解这种差异。作者已经死了，我们不能够、也没有必要追寻“原本”。正因为这部小说如此强有力，如此令人不安，它才会被引入不同的方向。秋水堂主采用了比较文学的分析方法，将《金瓶梅》两大版本——绣像本和词话本——从第一回到第一百回合细细对照解读，通过对当中差异的思考，要我们看到《金瓶梅》绣像本的慈悲，看到也许是《金瓶梅》最斑斓璀璨的一面。
刚刚写完一部书的感觉，好像失恋：不甘心这么就完了，怎奈万般不由人。
《金瓶梅》里面卜龟儿卦的老婆子，对李瓶儿说：奶奶尽好匹红罗，只可惜尺头短些。这样宛转的比喻，我很是喜欢。但是红罗无休无尽，也未免惹人嫌，除非家里是开布店的，像盂玉楼的第一任丈夫那样。
《金瓶梅》里面的人物，男男女女，林林总总，我个个都爱——因为他们都是文字里面的人物，是写得花团锦簇的文字里面的人物，是生龙活虎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我知道倘使在现实世界里面和他们遇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