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论坛精华贴欣赏-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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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中史料进行研究，韩南与冯沅君的撰述却不相同，如果说，冯沅君是从文学社会学或文献史料学的观点出发，那么韩南则更多是以小说修辞学和创作心理学的视角予以观照，可谓各擅其长。
自1976年至今，《金瓶梅》源流研究同样取得可喜的成果。在溯源研究方面，其主要景观表现为中青年学者推波于前，老一辈学者助澜其后。一些中青年学者融故出新推出总结性的研究专著，有蔡敦勇的《金瓶梅剧曲品探》、周钧韬的《金瓶梅素材来源》、孟昭连的《〈金瓶梅〉诗词解析》等。韩南的《金瓶梅探源》迟至八十年代始被译介至中国，周钧韬的《金瓶梅素材来源》一书即是对韩文的全面发挥。周将素材来源归纳为宋明史实、《水浒传》、话本拟话本、戏剧剧本、民间散曲小调等五类。至于该书修撰体例和目的则正如作者所说，“按《金瓶梅》的回目顺序排列，将《金瓶梅》抄录、抄改的文字一一指出，并与原始素材加以比勘，以求弄清楚作者抄录、抄改这些原始素材的目的动机及其他情况。每回中的每一个考证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金瓶梅》原文；二、原始素材；三、考评。”周著中的“考评”就素材来源加以研究分析，探讨《金瓶梅》作者的思想倾向、审美趣味、艺术才能、《金瓶梅》成书过程、时代背景等问题。纵观周著有两大特色：一为考证全面，周著以30万字篇幅，考证了250个问题，来源无分大小，均收录其中；二为论述独到，除对他人的研究成果予以确认和补证外，在属周个人成果中，所论大多切中肯綮，发见深义，又不失公允之度。此外，老一辈学者也在这一时期撰写了许多很见功力的溯源考证文章。如吴晓铃的《〈金瓶梅词话〉引用宋元平话的探索》和王利器的《〈金瓶梅词话〉与宝卷》都于史海勾沉，探幽发微，考证出许多有价值的新内容。
和溯源研究相呼应，这一时期的《金瓶梅》探流研究，也开辟了一方较为开阔的研究领地。其内容包括：《金瓶梅》续书研究、《金瓶梅》对《红楼梦》和其它明清小说的影响研究、《金瓶梅》的外文译介研究等等方面。《金瓶梅》的续书最直接地体现《金瓶梅》的深刻影响，《续金瓶梅》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种。黄霖、王汝梅、周琳、周钧韬等学者都对《续金瓶梅》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作了分析评价，周钧韬的《〈续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认为：“《续金瓶梅》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皆成败参半，其成功的一面，使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其失败的一面，又使它终难成为一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上乘之作。”是为的论。
《金瓶梅》作为中国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对包括《红楼梦》在内的许多明清小说产生深刻影响。新时期学者所进行的《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研究，上承民国学者研究之余绪，进一步拓展思路，把这种影响研究具体为两书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叙事模式等的比较分析，其主要成果有孙逊、陈诏的《〈红楼梦〉与〈金瓶梅〉》、蔡国梁的《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卢兴基的《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寻找小说史的一段轨迹》、祁和晖的《青出于蓝——论〈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王平的《〈红楼梦〉〈金瓶梅〉色空观念之比较》等等（详见拙文《〈金瓶梅〉与〈红楼梦〉比较研究述评》，载《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2辑）。《金瓶梅》对其它明清小说的影响也引起部分研究者的注意。如《肉蒲团》、《儒林外史》、《歧路灯》、《林兰香》、《东游记》、《醒世姻缘传》等，也都有学者揭示并论证《金瓶梅》给予的影响。正如前文叙及，早在几个世纪之前，《金瓶梅》即远渡重洋，被译介到日本和欧洲，几个世纪的广泛流传使它成为世界性名著，但对于外文译介的情况进行介绍评述，则是新时期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才得以充分开展的。在这一方面，以王丽娜《〈金瓶梅〉在国外》和《〈金瓶梅〉在国外续述》二文为代表，文中对《金瓶梅》在英、法、德、俄、匈、日、朝等国的翻译和研究情况作了较为全面和扼要的评述，有助于中国学者了解国外的《金瓶梅》译介动态。
回顾《金瓶梅》文献学研究的百年历程，许多研究者呕心沥血，矻矻以求，在作者、版本、源流三大问题的研究中，取得极为丰赡的第一手资料，以扎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论证，彻底否定了一些陈见谬说，澄清诸多谜团，使有关《金瓶梅》的文献背景呈现出较为明晰的景象，同时也把金学研究的许多论题提到时代应有的学术高度。但我们也应看到，在《金瓶梅》文献学研究尤其是作者研究中，由于少数学者不甚求实的治实态度和较为单一的治学方法，从而得出一些草率的结论，并引发无谓的论争。对此，老一辈学者徐朔方曾作谆谆告诫：“《金瓶梅》考证要实事求是”，“金学研究不必太热，研究工作最需要的是冷静的探索”，这种告诫将是有益的。在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文献研究中，面对学术思想更新和理论的多元化，需要细致缜密的材料考证，也需要研究方法的创新，我们在《金瓶梅》文献学研究中，应该结合对于文本的剖析和小说文化内涵的思考，使文献研究与文本、文化的研究得以相谐并济，从而进一步拓展金学研究的新视界。
《文献》1999。04
李宝雄：《金瓶梅》作者应是王世贞
《金瓶梅》作者已成为历史悬案，甚至有人将这一问题列入“中国文化之谜”，李时人先生称其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笔者受吴晗先生的启发；经反复研读原著；发现小说中不仅多处有作者的暗示，而且作者就是王世贞。
一、小说中至少隐含王世贞“弇州、息庵居士、九友斋、王元美、藏经阁”等五个名号1、小说中人物孟玉楼的结局隐含王世贞的号“弇州”
孟玉楼是西门庆第三妾。清张竹坡认为孟玉楼形象地体现了《金瓶梅》作者自己的苦衷，曲折地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社会处境、对生活的认识和处世哲学，因而说孟玉楼是作者提供给世人的一剂处世之方，体现着作者的学问经纶。而笔者认为孟玉楼的结局更暗示出《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
小说第九十二回“陈敬济被陷严州府”，写孟玉楼在西门庆死后改嫁李知县之子李衙内，李知县在清河县三年任满；升迁到浙江严州府做了通判；因而孟玉楼随夫及公去了严州。因陈敬济干扰，孟玉楼只好与夫李衙内回原籍北京真定府老家去了。让孟玉楼由浙江“严州”，归宿北京“真定”，我以为这一情节暗示了作者。“严州”隐指王世贞的号“弇州”。“真定”即确定。由“严州”到“真定”即是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弇州”，应该“真定”无疑。也就是说，作者借用地名“严州”与“真定”两词的音（严与弇音近）和义；“严州”用以暗示“弇州”；“真定”用来强调“弇州”。
要认识理解这一点，须从小说总体上予以把握。对整部小说的内容、人物、情节、结构、艺术技巧诸方面全面地加以考核就会发现，孟玉楼结局的情节安排与小说整体情节发展似乎完全不合拍。无论是为孟玉楼，还是为了下文陈敬济妻死家破，流落街头，都没有必要非得让他们去一趟浙江小县“严州”不可。而且孟玉楼改嫁李衙内接着就去了“严州”，到“严州”仅“三天”就回“真定”老家去了。笔者读到这一情节，百思不得其解，觉得与整部小说所体现出的高超的艺术技巧大异其趣。对此，张竹坡早已慧眼识得，他在《金瓶梅读法》二十九有语云：“陈敬济严州一事，岂不蛇足哉？”此言甚切。然而这一露骨的“蛇足”其实别具用心，实乃精心策划的一个暗示作者的“机关”所在。
2、小说中人物“杏庵居士”暗隐王世贞别号“息庵居士”
小说在九十三回“王杏庵义恤贫儿”中写了一个人物叫“王杏庵”：“清河县城内有一老者，姓王名宜（张评本为“宣”，这里从词话本），字廷用，年六十余岁，家道殷实，为人心慈，仗义疏财，专一济贫拔苦，好善敬神。……老者门前搭了个主管，开着个解当铺。每日丰衣足食，闲散无拘，在梵宇听经，琳宫讲道。无事在家门首施药救人，拈素珠念佛。因后园中有两株杏树，道号为杏庵居士”。清张竹坡认为王杏庵与孟玉楼两人其实是作者一人的“自喻”，认为王杏庵是孟玉楼形象的继续。我进一步认为，这个“杏庵居士”暗隐王世贞的别号“息庵居士”（王世贞有一部作品叫《艳异编》，其小引自题名为息庵居士，此名只在此用过）。如果说“王杏庵”是作者“王息庵”的化身，似乎更像。王杏庵姓、名、字合为“王宜廷用”，寓意即为“王氏适宜朝廷任用”，切合王世贞身份。此一老者“好善敬神”、“梵宇听经”、“琳宫讲道”、“拈素珠念佛”，又与笃信佛道的王世贞生活习性相合。
“杏庵居士”确实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作者的社会理想。这一形象是整个《金瓶梅》中少有的几个“正面人物”（张竹坡评点：李安是个孝子，王杏庵是个义士，安童是个义仆，黄通判是个益友，曾御史是忠臣，武二郎是个豪杰悌弟）之一，他不厌其烦、苦口婆心的搭救、资助、劝慰流落街头、衣食无着的浪荡公子陈敬济，但陈敬济不思回头，无奈，王杏庵只好把陈荐给任道士出家，并亲送陈到庙。
王杏庵是个转瞬即逝的人物，但其“为人心慈”、“仗义疏财”、“济贫拔苦”的性格却是非常鲜明的。而且对陈敬济这一恶人尚且如此的予以拯救，正体现了作者创作《金瓶梅》，力图唤醒噩噩世人的良苦用心。
此外，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清代谢颐《第一奇书序》。谢颐认定《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的根据就是《金瓶梅》与《艳异编》之间的联系：“其细针密线，每令观者望洋而叹。今经张子竹坡一批，不特照出作者金针之细，兼使其粉腻香浓，皆如狐穷秦镜，怪窘温犀，无不洞鉴原形，的是浑《艳异》旧手而出之者，信乎为凤洲作无疑也。然后知《艳异》亦淫，以其异而不显其艳；《金瓶》亦艳，以其不异则止觉其淫。”可见《金瓶梅》与《艳异编》不仅在内容上有相通外，其艺术功力也相伯仲。那么《艳异编》作者署名“息庵居士”，《金瓶梅》暗署“息（杏）庵居士”，或许内中有其必然原因。
3、西门庆结拜“十兄弟”隐藏王世贞别号“九友斋”
小说中（张评本与万历本大同小异）写“十兄弟”先为：西门庆、应伯爵、谢希大、祝实念、孙天化、吴典恩、云理守、常峙节、卜志道、白赉光。而其中卜志道历来论者认为是“不知道”之意，含有不存在的意思。小说在叙述完十兄弟之名（第一回）就说卜志道死了（从情节上说，卜志道的死是为花子虚入伙十兄弟作铺垫），因而小说中十兄弟一开始就实为九兄弟。
从后文看，拉进花子虚（第一回）后又凑足十个人，但花子虚不久（第十四回）也死了。因而说十兄弟其实仍是九兄弟。而且花子虚的命名也类于卜志道，分明是说“子虚乌有”，不存在者也。在庙中结拜，隐含“斋”。据此，我以为结拜十兄弟隐藏王世贞别号“九友斋”。
另外，《金瓶梅》中西门庆新修花园中那个“玩花楼”也似乎隐含王世贞“王元美”（玩即王元，花楼含美）的名字；王世贞有“藏经阁”书房，西门庆有类似的“藏春阁”。小说第八十九回描摹永福寺时提到了“藏经阁”。
二、《金瓶梅》结尾诗明确昭示作者确为“大名士”
明代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有多种传说，但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大名士”的说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金瓶梅词话》丁巳年本《廿公跋》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明世宗嘉靖）时一巨公寓言”，对此，后世多有人质疑，甚而有人提出《金瓶梅》更像下层人所为。其实《金瓶梅》第一百回（张评本）全书结束有一首诗，在高度概括了小说主要内容及及主要人物形象的同时十分明白的告诉读者，作者确为“大名士”、“巨公”：
阀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
西门豪横难存嗣，敬济颠狂定被歼。
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
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
这首诗起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金瓶梅》为“阀阅遗书”，即作者系“阀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