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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风云侧记: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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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欣赏龄官的艺术,加点了两出戏,但是她并不下死命令,只是说“不拘那两出就是了”,欣赏演员的艺术而加点两出,又特别指出“不拘”,这中间就不仅有鼓励,而且还有了爱护和尊重的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点戏的人是有气度而又有教养的。贾蔷为了卖好,也许为了表现自己的教习有功,也许是为了要让龄官露一手,可是这一下就表现了他的主观和不了解演员的特长和性格。至于龄官,那就刻划得更可爱了,她敢于在皇帝的宠妃面前“执意不作”“非本角之戏”,而“定要”演自己对工的戏,这种有主见而又敢于坚持的风格,是难能可贵的。 
  贾元春点戏只是《红楼梦》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但是我觉得这插曲很值得我们深思。 
  《长短录》从1962年5月4日开始同读者见面,几位作者写得都得心应手。这种专栏形式,也被不少兄弟报纸的副刊同行借鉴,先后出现类似的杂文随笔专栏,如山东有《历下漫话》、四川有《巴山夜话》、云南有《滇云漫谭》等等,也算是一时风气吧。到了1962年秋天,随着最高领导人忽然发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号召,又传来什么“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断言,顿时霜天晓角,飒飒西风,作者们下笔便不那么挥洒自如了。到同年12月8日发表了孟超的《美国钢盔与生产工具》之后,就无以为继,从5月到12月,七个月共发了三十六篇: 
  夏衍(黄似)九篇:《从点戏说起》、《草木虫鱼之类》、《也谈戏剧语言》、《联想》、《难忘的日子》、《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教子篇”补》、《历史剧的题材》、《力与巧》。 
  廖沫沙(文益谦)七篇:《“长短相较”说》、《小学生练字》、《还是小学生练字》、《郑板桥的两封家书》、《从“扁地球协会”想起》、《跑龙套为先》、《药也会变么?》 
  吴晗(章白)五篇:《争鸣的风度》、《谈写文章》、《论不同学科的协作》、《戚继光练兵》、《反对“花法”》。 
  孟超(陈波)十三篇:《为话剧青年一代祝福》、《张献忠不杀人辩》、《一代诗史当铙吹》、《白蚁宫的秘密》、《甘为孺子牛》、《漫谈聊天》、《何必讲“打”》、《陈老莲学画》、《谈“质”与“文”》、《谈从望远镜中看人》、《读陈亮词旁引》、《枫叶礼赞》、《美国钢盔与生产工具》。 
  唐(万一羽)二篇:《“谢本师”》、《尾骶骨之类》。   
 
污蔑演成闹剧(1) 
   
  我们“四清”工作组5月下旬离开罗家峪大队撤回北京时,已是满城风雨、电闪雷鸣。我一回到报社大楼,就遇到两件震惊的事:一是邓拓同志自杀,他面对种种无耻的污蔑和迫害,用生命维护自己作为一名老共产主义者的忠贞和人的尊严清白。二是在我们文艺部办公室里,偶然看到一份文章的清样,题目赫然是《长短录批判》。赶紧匆匆读了一遍,文章显然尚未定稿,但是口气极其严厉,同当时报纸上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调子几乎相同,等于是《解放军报》那篇点名文章的具体化。首先就将《长短录》定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和“三家村反党集团”在《人民日报》开设的一个“反党黑店”,目的是“歌颂资本主义之长,攻击社会主义之短”。其他罪名之多,数不胜数,现在还有些印象的,是“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旁敲侧击,瞒天过海的阴谋诡计,大干反革命勾当”。当时那几条编辑和写作方针一一被逐条指责:“表彰先进”是“表彰各种各样的反党分子,为他们树碑立传”;“匡正时弊”是“矛头指向党中央”,是“向党进攻”,要“匡正毛主席革命路线”;“活跃思想”是“矛头针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要“传播反动的封建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增加知识”更是“散布形形色色的反动腐朽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知识,毒害人民群众和青年”。报纸副刊请几位固定作者共同负责一个专栏被指斥为“报社内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相结合”,正常的编辑工作是“内外勾结,为反党分子大开绿灯的阴谋活动”。看到此处,我不免心惊肉跳,这两句话已经将《长短录》五位作者和支持它的报社领导以及我们文艺部具体负责的编辑人员,统统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大帽子了。不过不知为什么,这篇杀气腾腾的妙文一直没有见报,我后来一直懊悔当时不曾在乱中留下一张清样。 
  5月底,陈伯达带领一批人来夺了人民日报社的权,原报社的各级领导人统统靠边站。陈伯达将总编辑吴冷西、副总编辑胡绩伟和另一位副总编辑以及党委书记定为报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大家族”,对他们的批斗随即开始。有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将《长短录》作为“炮弹”,进行轰击。吴、胡二人站在台边,面向会场。主持大会的人声色俱厉地要他们交代炮制《长短录》进行反党活动的阴谋。 
  吴冷西不紧不慢地回答:“那个时期副刊杂文比较少,文艺部同志有个打算,请几位老作家共同写一个杂文专栏,可以保证数量和质量,编委会同意他们的想法……” 
  这算什么交代?“造反派”立即打断,不许他说下去。于是转而质问胡绩伟,要他老实交代如何利用《长短录》恶毒攻击江青的。 
  胡绩伟抬起头眨眨眼睛:“哪有这样的事哟!” 
  台上台下一时沉默,不知下面怎么进行,只见会场上有一位突然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以高八度的音调大声说: 
  “同志们,他们攻击江青同志是皇帝的宠妃!真是恶毒之至!” 
  会场仍然沉默,大多数人都不明白“皇帝的宠妃”的由来,在那样紧张的场合,站在台上的吴、胡二位是不是立即会想起是怎么回事,恐怕也难说。经手《长短录》具体编辑工作的姜德明和我,倒是听明白了这五个字的出处就是《从点戏谈起》那篇文章,但是突如其来的一炮,我们一时思想也跟不上:批斗者何以认定写贾元春就是“攻击江青”?怎么能将江青比作“皇帝的宠妃”?这么说,将伟大领袖置于何地?实在岂有此理。再说,文章中写贾元春虽是皇妃,却尊重小女伶,不摆皇妃架子,明明是赞扬她,把她当作正面形象,怎么反成了“恶毒攻击”?可见这些枪手们连文章都没有读懂,只看到“皇帝的宠妃”五个字,浮想联翩,如获至宝,拿来就放,以为具有巨大威力,足以将对手置于死地,不料竟成了哑炮。 
  这一炮没有打响,会场上另一位又站起来放了一炮: 
  “他们胆敢诬蔑我们党中央是扁地球协会!” 
  这颗炮弹具有学术性,却毫无杀伤力,会场上大约全都不知道所谓“扁地球协会”是个什么玩意。我旁边就有两位女同志低声嘀咕:“什么扁地球协会?没听说过。”原来这是《长短录》中廖沫沙的一篇《从“扁地球协会”想起》。说的是英国伦敦有一个叫“扁地球协会”的团体,只有二十四名会员,这个小团体坚信人类栖息的地球是“又扁又平的”,他们并不是迷信的巫师或执著的宗教徒,而是自以为是科学家的一群人,不过他们生在现代,却坚信两千多年以前的“天圆地方”学说。作者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批评了资产阶级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不仅在自然科学上居然还有“扁地球之类”完全违反科学的东西,而且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中也仍有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奴隶买卖等等数不尽的“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因而希望我们今天不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对抗一切新的事物。这么一篇既有思想也生动有趣的文章,怎么变成“诬蔑党中央”,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扁地球协会”自然同“皇帝的宠妃”一样成了哑炮。 
  这场原来指望能够很精彩的戏,竟演成观众没有反应、更不用说喝彩的闹剧,只好在一阵“谁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之类的口号中落幕。夏衍同志在对他的批斗会中不免也遭遇到类似的斥责,结果当然也都是不了了之,所以他后来在文章中说到此事时,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这是很滑稽的事”。 
  但是,事情远没有到此结束。七八年后,江青一伙打着“批林批孔批周公”旗号又一次掀起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恶潮时,他们在人民日报社的爪牙们,对住在煤渣胡同宿舍常在一起读书、喝酒、听京戏唱片,也议论些时事的老干部又一次施行打击,给他们头上加了一顶别出心裁的帽子,叫做“长短录俱乐部”,“长短录”竟成了邪恶的代名词,真是“文革”中又一项奇闻。一切玩弄阴谋诡计与人民为敌的人,都害怕杂文这个犀利的文学武器,如鲁迅所说:“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实在足以使这帮丑类胆寒的。林彪、江青一伙把持《人民日报》时期,姚文元便明令禁止发表杂文,只许登那种“最最最”的颂诗和吹捧八个样板戏的文章。“四人帮”覆灭后,我们还常常收到不相识的作者和读者寄来的申诉信,诉说当年由于写一篇杂文,甚至赞赏一篇杂文就遭到打击迫害的经历,可见十年的极“左”路线危害之深! 
  十八年后的感言 
  1980年2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将《长短录》结集出版,也算是为这个曾经横遭诬陷的专栏恢复名誉吧。出书之前,我们请劫后余生的作者写点“感言”、“札记”之类,夏衍同志因工作忙无暇执笔,廖沫沙、唐两位都写了感言。 
  廖沫沙同志仍然是一贯严谨的思辨文风,他回顾了当年写《“长短相较”说》时候的心境和思想线索,讲了他这些年用辩证法观察世界的心得之后,写了这么几段话: 
  现在我对辩证法的理解,总算比十七年前又前进了一步,特别是对于事物的对立着的双方,依一定的条件必然要互相转化,我都亲眼看到、亲身尝试了。对于这一点,现在有了更深切的实际的感受,因此也认识得更深刻。   
 
污蔑演成闹剧(2) 
   
  我忽然想到,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并不全部了然,或者只有片面的理解,即使口头上也挂着辩证法词句,却往往理论不能见之于实践,甚至言与行相违反。林彪、“四人帮”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猖獗起来的。所以我觉得,把恩格斯讲辩证法的主要规律的一段话,抄在这里是很有必要的。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总计划草案》) 
  ……我是在要求读者(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现在也是这本书的读者之一),无论是对《长短录》本身的文字、内容和它所遭逢的命运,无论是对它今天的出版成书或十七年来客观世界的风云变化,只有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亦即辩证法,才能够得到较为正确的认识、较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至于对我自己十七年来的遭逢、际遇、耳闻、目睹、身受的一切,我不过是把它看作我学习辩证法的又一进程而已。因此我把这篇“感言”,题名为:《我又学到一点辩证法》。 
  唐同志的《实事求是——我们的为人道德》一文的开始,说了这么一件事: 
  大概是一九七五年吧,有人告诉我,夏衍同志已经回到自己的家里。我想约个时间去看他。过了几天,他的女儿沈宁来访,说是夏衍同志的意思,我的身体不好,暂时可以不必去。沈宁同志劈头第一句话,就是: 
  “爸爸说,关于《长短录》的事,对你很抱歉!” 
  十年以来,我第一次听人说表示抱歉的话。出于意料的是,偏偏说这话的是夏衍同志——他不需要向我抱歉什么,又偏偏是为《长短录》而发——说起《长短录》,惭愧得很,虽承夏衍同志指名要我参加,而且除他本人之外,其余吴晗、廖沫沙、孟超三位,又都是我素所钦佩的在杂文写作上各具风格的作家;可惜我那时住在西郊,忙于编写教材,只用“万一羽”笔名,发表了两篇文章,是五人中写得最少和最不称职的一个。因此,如果真要抱歉的话,就应当由我先向夏衍同志、先向《长短录》表示抱歉了。 
  《长短录》三十六篇文章,后人自可作各种评价,无论怎么说,林彪、江青的御用打手们加在文章上的一大堆帽子是一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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