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的日子-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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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重复一遍，材料放在银行的一个文件箱里。
　　　　“关于不断向你敲诈钱的问题是讲不通的。一份驾驶执照的影印副本不会引起英国当局的注意。即使你使用了假执照被逮住，也顶多不过给你带来一些不方便而已，还不至于使你感到非给我付几次钱不可。至于法国身份证的问题，如果法国当局获悉某一个英国人正在冒充一个事实上不存在的名叫安德烈·马丁的人，他们的确可能逮捕你，如果你用那个名宇在法国活动的话。但是，我如果不断要钱，那么你就会把身份证扔掉，另外找一个造假证件的人给你另做一份新的，那也是值得的。
　　　　从此以后，你再也不必害怕在法国暴露你的安德烈·马丁的身份了，因为马丁从此不存在了。“
　　　　“那么，我为什么不能马上就这样做呢？”豺狼问道，“我顶多不过为另一套证件再付150　英镑就是了。”
　　　　证件伪造者把两手一摊，手掌向上，做了一个他习惯做的姿势。他说：“我认为对你来说，时间和方便比花钱更为重要。我想你要那些安德烈·马丁的证件，现在已经有了。要另外再搞一套，又要费时间，而且结果还不一定满意。你现在能到手的东西都是很好的。因此我认为你要的是两件东西，一件是这些证件，另一件是要我保持沉默。现在这些证件你已经拿到了。我的沉默就值1000英镑。”
　　　　“你采用这样的方法，很高明。不过你怎么知道我手头就有1000英镑呢？”
　　　　证件伪造者微笑着，他似乎很有把握要成功了，因此用不着转弯抹角了。他说：“先生，你是一位英国绅士，这是明摆着的，但是你却愿意冒充一个中年的法国工人。你的法语说得非常流利，几乎一点儿口音也没有，所以我把安德烈·马丁的出生地写上科尔马。阿尔萨斯人讲法语就带一点你这种口音。你化装成安德烈·马丁穿越法国，很好，太聪明了。有谁会想搜查一位像马丁那样的老年人呢？所以说，你身上携带的东西一定很贵重。也许是毒品？近来在某些潇洒的英国人士当中毒品是很时髦的，而马赛是主要的供应地之一。也许是钻石？我不知道。无论如何，你做的买卖是赚钱的。英国绅士们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跑马场上做小偷的。我求求你，先生，咱们停止猜谜，好吗？你给你在伦敦的朋友们打个电话，请他们电汇1000英镑给这里的银行。那样，我们明天晚上就交换，然后，你马上启程，这样不好吗？”
　　　　豺狼点点头，似乎在思考他在哪儿做错了什么事。突然间，他抬起头来向证件伪造者报以动人的微笑。证件伪造者第一次看到他这样笑。由于英国人那么轻而易举地接受了他的要求，不像一般人那么纠缠不清，这使他感到非常轻松。但是当这个人向他走过来时，他又感到有点紧张起来。
　　　　“好吧，”豺狼说，“算你赢了。明天中午我给你1000英镑。但是有个条件。”
　　　　“条件？”证件伪造者又狐疑起来。
　　　　“我们不能在这里见面。”
　　　　证件伪造者莫名其妙。“这个地方没有问题啊！这里安静，没有闲杂人……”
　　　　“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个地方很成问题。你曾告诉我，你在这里偷偷地拍了我一张照片。我并不想在你我交换钱物时，被藏身在某个隐蔽地方，你的一位考虑周到的朋友的照相机的咔嚓声打扰了……”
　　　　证件伪造者放心了，他大声笑起来。
　　　　“亲爱的朋友，你大可放心。这个地方是我的，非常隐蔽，除了我邀请的人来过以外，没有外人来过。一个人必须谨慎，你懂吗？我在这儿主要是为游客拍些照片，这是我的副业，很受欢迎，因为那些照片在大的照相馆是不拍的。”
　　　　他举起左手，用食指和拇指形成了一个“O　”字，然后伸出右手的食指向圆圈中捅了捅，表示性交的动作。
　　　　豺狼的眼光一闪，咧开嘴笑了起来。证件伪造者对自己开的玩笑也笑了。豺狼用双手拍了一下证件伪造者的两只上臂，手指紧紧握住对方的二头肌，稳住了造假证件的人。比利时人笑声未停，双手还在做那个下流的动作，突然感到自己的生殖器似乎被一列特快列车猛撞了一下。
　　　　他的头向前猛冲，双手中断了他那摹拟的动作，急忙伸向已经被撞碎了的睾丸。
　　　　抓住他的人把右膝从他的睾丸处抽回来。证件伪造者的笑声变成了尖叫，喉咙咯咯作响，阵阵作呕，他在半昏迷中，东倒西歪地跪了下去，企图向前侧身躺在地板上护住自己。
　　　　豺狼让他慢慢地从自己的膝盖上滑下去，然后他站起来，跨过比利时人的背部，用右手卡住比利时人的头颈，再用左手抓住这人的头部，猛烈地把他的头颅上、下、左、右地扭转。
　　　　头颈骨折断的声音，可能并不是很响的，但是在这静悄悄的地下室照相馆里，这种声音有点像小手枪的射击声。造假证件人的身躯最后一次收缩，然后倒下，像一个不值钱的布娃娃。豺狼在他倒下以前，还紧紧地抓住他几乎有一分钟时间。尸体脸朝下地倒在旁边，双手按在胯间，仍然抓住自己的阴部，舌头微微从牙齿缝中伸出，一半被牙齿咬住，双目圆睁，似乎在看地上铺着的油毡上褪了色的花纹。
　　　　豺狼很快地察看了门帘和窗帘，确认所有的门窗都是关好的。然后他再回到尸体旁边，把尸体翻过来，摸遍了所有的口袋，最后在左边的裤袋里找到了钥匙。在照相馆的壁角处有一只大箱子，是装道具和化妆品的。他试了四把钥匙，把箱子打开了。花了10分钟，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地上，堆成一大堆。
　　　　箱子差不多全部出清后，豺狼把造假证件的人的尸体抱起来，抱到箱子上面。
　　　　放下去是很容易的，因为尸体的四肢是软绵绵的，弯曲过来，可以很方便地放到箱子里。再等几个小时尸体僵硬以后，就会和装进去时的姿势一样，躺在箱子的底部。
　　　　豺狼接着开始把拿出来的东西再放进箱子里去，有假发，有女人穿的内衣等等，任何比较小而软的东西都塞在尸体四肢的空隙间。上面再放些化妆用的刷子以及各种油彩，最后装进去的是一堆剩下的化装膏罐子、两件女睡衣、各色毛衣和劳动布裤子、一件晨衣和几双黑色的网状丝袜子。这些东西把尸体盖严了，把箱子装得满满的。豺狼使了点劲才把箱子盖盖紧，扣好了搭扣，上了锁。
　　　　在全部过程中，豺狼拿瓶子和罐子时，他的手都是用一块布包起来工作的，而这块布则是从他自己的提包里拿出来的。他现在又用自己的手帕把箱锁及所有箱子的外表都擦拭一遍，再把原来放在桌上的一叠5　英镑钞票放进衣袋里，擦了擦桌面，并且把它放回到他刚来时见到的靠墙的位置上。最后，他关了灯，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等待着夜幕的降临。几分钟以后，他拿出烟盒来，把剩下的10支倒了出来，放进他的上衣旁边的一只衣袋里，用空盒做烟灰缸，吸完了一支烟以后谨慎小心地把烟头放进烟盒里。
　　　　他并不幻想这个造假证件的人失踪后会永远无人发现。不过，他认为这样一个人可能会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转人地下一阵或出国一些日子。如果他的朋友中有人注意到他突然不再去他经常出没的地方，那么，大概他们会认为是由于上述的原因。
　　　　过一段时间后会开始寻觅他，首先到同证件伪造者拍摄色情照片生意有关的人当中去寻找他。其中一些人可能知道这间照相室，会到这里来。但是，大部分人都会被上了锁的门挡回去。任何破门而人的人则必须仔细搜查整个房间，砸开箱子上的锁，把里面的东西倒空才能找到尸体。
　　　　他思考着，如果是黑社会的一个成员这样干的话，他大概不会去报警；他会以为造假证件的人大概触犯了某个黑帮头目。任何一个仅仅对色情照片感兴趣的发了疯的顾客在盛怒之下杀了人，都不屑于如此细致地把尸体掩藏起来。不过，最后即使警察局知道了，那毫无疑问会把造假证件者的照片登在报上，这时酒吧间的侍者也许会回忆起8　月1　日那天傍晚此人和一个身穿格子上衣带黑眼镜的高个儿在一起。
　　　　但那将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可能要几个月之后才会查验死者在银行里的保险箱，况且他还不一定用他的真名实姓在银行里登记租用保险箱呢。
　　　　他回忆在两个星期以前他在那家酒吧间里向传者要了两杯酒，再没有讲什么话。
　　　　侍者有可能回忆起有一个外国口音的人要了两杯啤酒。警察也可能敷衍塞责地着手寻找高个儿外国人，但是最多只能发现他是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比利时警察要找到豺狼还远得很呢！前前后后考虑了一番以后，他觉得这样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这对他来说是足够的了。杀死一个造假证件的人就像捻死一个螳螂一样简单。
　　　　豺狼很安心地抽完了第二支烟，他向窗外望望，狭窄的街道已经很黑了。其时已经是9　点30分了。他静静地离开照相馆，把外面的大门锁好。当他走出街道时，没有遇到一个人。再走出半里路，他把那串钥匙扔进路旁的阴沟里，听到了阴沟里水溅起来的声音。他回到旅馆里，赶上吃晚饭。
　　　　第二天是星期五，他在布鲁塞尔近郊工人们常去的商店里进行采购。他在一家专卖野营用品的商店里，买了一双行军靴，一双长统羊毛袜，一条斜纹粗布裤子，一件格子羊毛衬衫以及一个行军袋。他还买了几张薄的泡沫橡胶、一个网兜、一团细绳、一把猎刀、一罐粉色油漆和一罐褐色油漆。他本想在一个露天水果摊上买一个大的“蜜汁”西瓜，但是，他没有买，因为经过一个周末，西瓜会烂掉的。
　　　　回到旅馆以后，他用新的驾驶执照（同他的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护照一致了）租了一辆次日早晨用的自己驾驶的汽车。他设法让领班为他周末在沿海的一个休养地订了一个带洗澡间的单间住房。尽管在8　月里旅馆的房间很难搞到，但领班还是替他在一个海滨小旅馆里找到了一间房间。从这地方远眺能望见渔港的美丽景色。他打算在海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七
　　　　当豺狼在布鲁塞尔采购的时候，维克托·科瓦尔斯基在罗马的邮政总局煞费苦心地询问国际电话号码。
　　　　由于不懂意大利文，必须找一个邮局的话务员帮忙，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勉强能说法语的职员同意帮忙。科瓦尔斯基很费劲地向他解释说，他要给法国马赛的一个人打电话，可是他不知道这个人的电话号码，至于姓名和地址他倒是晓得。这个人的名字叫格尔茨鲍斯基。可是这位意大利职员听后茫然不解，他只好要科瓦尔斯基把它写下来。科瓦尔斯基依样照办，但这位意大利人凭自己的习惯简直不相信居然有个名字起头会是格尔……因此他对国际电话交换站的接线员说话时就把它读成格烈鲍斯基。接线员告诉这位意大利人说，翻遍了马赛的电话簿上也没有约瑟夫·格烈鲍斯基这样一个名字。职员只好转告科瓦尔斯基说，没有这么一个人。
　　　　说起来也凑巧，这个职员到很乐于帮助外国人的，于是他再三地问科瓦尔斯基，到底是不是“格烈鲍斯基”，直到最后才相信科瓦尔斯基说的这个波兰人的姓名是约瑟夫·格尔茨鲍斯基。
　　　　于是那职员耸耸肩，再用电话向马赛的国际服务台询问。
　　　　不到10分钟科瓦尔斯基就找到了若若的电话号码，半小时后电话就接通了。电话线另一端那位前外籍军团人员的说话声由于杂音而有些失真，而且他还有些犹疑，似乎不愿证实柯瓦契信中的坏消息。他对科瓦尔斯基打电话给他表示高兴，三个月来他一直在想法找到他的踪迹。
　　　　可是不幸的是小西尔维的病情是真的。她一天比一天变得樵停瘦弱，当后来一位医生确诊了她的病情时，她早已不得不卧病在床了。她就住在若若通电话的这套住房的隔壁卧室里。这不是原来的那套住房了，他们已经搬进了一套新的大的住房。
　　　　什么？地址？若若慢吞吞地在说，而科瓦尔斯撒着嘴唇伸着舌头吃力地把它一笔一笔地记下来。
　　　　“这些江湖医生给她看病有多长时间了？”他对着电话大声地吼。这是他第四遍力图向若若把话说清楚。可是对方却长时间的停顿。
　　　　“喂？喂？”因为听不见回答，他就大声地叫。若若的回声又传来了。
　　　　“可能是一个星期吧，也许是两个或者三个星期。”若若这样回答。
　　　　科瓦尔斯基看着手里的话筒，他不相信。但对方不再接下去讲了。他只好把话筒挂起，走出电话间。他交付电话费后，收起信件，锁进铁箱子里，然后回到旅馆。
　　　　他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