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曲直-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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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渡陈仓（14）
围绕组织问题，会议陷入僵局。
正值此时，参谋人员送来一份急电，直接递给了张国焘。他扫视了一下，递给了徐向前，徐向前细细看了一遍，便又转给了朱德。
朱德捧着电报反复看了几遍，接着就交给了毛泽东。就这样，这份电报在与会者中传了个遍，但都默不作声。
这封电报是陈昌浩专门给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的，电报中提出：“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中政局决大政方针，给军委独断决行。”按陈昌浩的安排，张国焘就成为一、四方面军的统帅了，并且拥有自决的权力。
与会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张国焘更是眼观六路，看这些人都有些什么表情。唯独毛泽东却自个儿在那里闷闷地抽着烟。他想，张国焘要权这么贪心，已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但没有想到他会借别人的口为他要权。
会场一片寂静。
“各位同志，鉴于目前两军会合，组织问题需要作一些调整，以便更有利于统一指挥，我郑重请求中央批准我辞去总政治委员职务，建议由张国焘同志接替这一职务。”周恩来的话音立刻打破了会场上的沉默。
张国焘两眼盯着周恩来，心里立刻复杂起来，欲说不能，只好保持沉默。因为他要的不是这个职位。
毛泽东深深吸了口烟，看了张国焘一眼。
会场又一次陷入寂静。
“我看恩来同志的建议可以考虑。”毛泽东说话了，“国焘同志在政治工作方面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当前，两军刚刚会合，急需要加强团结，由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是比较合适的。”
毛泽东发言后，会场立刻活跃起来，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张国焘一言不发，只好默认了。但他是不甘心的。
虽然张国焘对这一职位不满意，由于其他同志都赞同，会议就决定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尚未熟悉情况前，由周恩来暂时协助。会议还决定，中革军委常委由四人增为五人，增补陈昌浩；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当日，中革军委发出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还表露了当时的心情：“我为了团结，也就欣然就职。”
按张国焘这话的意思，如果不是为了团结，他是不会屈尊当这个总政委的。
然而，他“屈尊”此职后，毕竟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如何运用这个权力，又成为他绞尽脑汁的一个问题。
权力在阴谋中作祟（1）
张国焘由一个方面军首领擢升为中国工农红军巨头之一，总政委而又兼军委副主席，权力可谓大矣，而且中央还规定“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这是中央为了能团结张国焘一起北上而不得不作出的必要让步。
与此同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对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业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郑重指出四方面军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
张国焘虽然感到取得权力的道路并不平坦，但眼下却以胜利者自居了。
殊不知，因为他向中央要权，耽误了时间，给红军北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本来红军北上不必经过险恶的草地，但现在红军北上只有跨越草地一条路了。
张国焘借故要解决“组织问题”，拖延了松潘战役计划的执行，致使胡宗南部得以从容集中兵力于松潘，薛岳部也进抵松潘东面的平武、文县，与胡部相策应，而懋功地区又被敌人所占领，使红军失去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而且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军委不得不取消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着红军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周恩来主动让出了总政治委员的职位给张国焘。
对拥有权力的人而言，他既能行善，也能作恶。
在善恶之间，张国焘将作何种选择？
裂痕在摩擦中扩大
在没有完全达到目的的时候，张国焘不会就此罢休。
眼下，“组织问题”虽然作出了安排，但张国焘一心想当军委主席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依然寻找种种借口与中央抗衡。
芦花会议后，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
张国焘走马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控制一方面军各部队，收缴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及一、三军团和军委、毛泽东通报的密电本。《彭德怀自述》中写道：
我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于是，前敌总指挥部成为张国焘控制中央与红军联系的总开关，也就是说，中央领导想要与红军各部队联系，就必须经过前敌指挥部。
毛泽东对张国焘的这一做法，没有任何反应，只是静观他今后将如何动作，但心中也不免忧虑。
尽管如此，一切已开始趋于平静。
然而，就在此时，风波又起。
张闻天在与张国焘的两次谈话中，发现张国焘总怀疑中央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逃跑主义，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表现得那么迟疑不决，总是抱着他的西进川康计划不放。西进川康，实质上是一条南下退却避战的路线。张闻天认为，北上与南下，不是小问题，而是两条对立的路线，他作为中央总负责人，为此而深感忧虑，他想很多干部对此一定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辨不清谁对谁错，尤其是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还以为张国焘的主张是对的，是中央与张国焘过不去，“故意为难”四方面军。部队自懋功北上进至毛儿盖、黑水一带以来，由于没有解决好粮食供给，战士体力消耗很大，得不到应有的补充，加上疾病瘟疫流行，部队减员很大，损失不小。张闻天听汇报得知，一军团直属队18天行军中，就减员120人，占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谁还在北上的问题上产生动摇，老纠缠这个问题，则全党全军不能统一意志，不能全力以赴去贯彻党中央既定的北上方针，那就更麻烦了。于是，他就写了一篇《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当时，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为了加强政治工作，总政治部办了一个叫《干部必读》的刊物，其编委会由张闻天、凯丰、陈昌浩、博古、杨尚昆几个人组成，每一篇文章，也无论是谁写的，都必须经编委会进行讨论审定，这是鉴于《红星报》上刊登了凯丰的《列宁论联邦政府》一文后引起张国焘反感才这样做的。张闻天就将这篇文章交由这个编委诸同志讨论。
讨论会上，当张闻天简单介绍了一下他的写作动机与文章的要点之后，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你这是什么狗卵子文章？什么狗卵子两条路线？你如果要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号召四方面军同志起来反对你这个狗卵子中央。”陈昌浩怒气冲天，拍桌子叫起来。陈昌浩是湖北人，“狗卵子”是一种骂人的湖北土话，他一到急眼的时候，就爱“狗卵子”这“狗卵子”那的骂起来。张闻天当场被骂得下不了台，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
那么，这篇文章与陈昌浩有何相干？他为什么对这篇文章如此反感？气这么大？竟然骂起人来。
“有话好好说嘛，发脾气骂人不仅有失于礼节，而且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凯丰出面解围。
凯丰此时勇敢地站出来当调解人，为张闻天说话，是有原因的。他的文章《列宁论联邦政府》受到张国焘非议的事，他是知道的，这自然是张闻天通的气。他虽然与陈昌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块学习过，自有一番旧雨情谊，但由于他受到张国焘的指责不服，而他又始终认为陈昌浩是张国焘的左右手，因而对陈昌浩另有了看法。他想，张闻天的文章并没有点张国焘的名，你陈昌浩何以发这么大的火？这不是做贼心虚吗？碰上这样的时候，凯丰当然要理直气壮地起来为张闻天说话了。
权力在阴谋中作祟（2）
“凯丰同志讲得对，更何况我们这是讨论嘛，有意见心平气和地讲。”张闻天镇静而大度。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文章的观点对不对，如果有问题，就改正，用不着动那么大的肝火。”博古也沉不住气了，接过张闻天的话说。
“动不动就扣上路线斗争的大帽子，是不是想整人？”陈昌浩余怒未息地问道。
“张闻天的文章，无非是想统一全党北上的思想，我看没有别的意思。”杨尚昆在一旁也解释着。
“北上就谈北上嘛，何必又端出一个南下来批判。”陈昌浩争辩道。
“党内有的同志，就喜欢谈南下嘛！这是事实，不是人为制造矛盾。”凯丰把陈昌浩的话给顶了回去。
“我的水平低，文章可能没有写好，但没有什么不良动机，昌浩同志有意见，我看就不要登载了。”张闻天见陈昌浩思想不通，怕文章发表出来引起一些同志误解，更增加不必要的隔阂，于是就退让了一步。
其实，张闻天此时没有想到他的这篇未出笼的文章会引出什么后果。所以，虽然让步，仍不服气地同杨尚昆一起跑到毛泽东那儿去通报此事，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因为他相信毛泽东看问题总要高人一筹。
毛泽东听了张闻天对讨论会生动的描述后，哈哈大笑起来，笑得使张闻天真有点莫名其妙。
“你这个张闻天，就是个书生，你不懂事，你现在写这些文章干什么啊！一点用处都没有！”毛泽东笑谈中透着一种严肃。
“统一思想，更好地贯彻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张闻天还有些不服气。
“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听得进去吗？他们现在是人多枪多，财大气粗。陈昌浩为什么动口骂人，还不是仗着张国焘的势力。”毛泽东仍然是笑哈哈地说。
“他们坚持南下怎么办？”杨尚昆在一旁忍不住地问道。
“忍耐，斗争，等待，不可操之过急。”毛泽东这时变得严肃起来，话也只能点到这里为止。
张闻天、杨尚昆走后，毛泽东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一个劲儿地抽烟。他知道，张闻天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发表，但肯定会传到张国焘耳朵里，那将会引起张国焘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啊，毛泽东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眼下，关于北上与南下的问题，实际上已成为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过此时张国焘还没有完全拒绝执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对他还有团结的余地，张闻天这篇文章不是一下横起了一道分水岭，把张国焘推到了对立面吗？野心膨胀的人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时候，最希望有人给他提供借口。
眼下，一、四方面军会合，如果没有精诚的团结，就失去了两军会师的意义，没有团结基础上的统一意志，就失去了会师的价值。在这极端困难的时候，团结犹如生命一样的宝贵，也犹如生命一样的脆弱。此时，最易使团结遭到破坏的就是纠缠党内的政治纷争。张闻天的文章虽然在动机上没有任何恶意，但效果可能给张国焘提供了向中央挑战的理由。
张闻天写文章谈北上与南下斗争一事，正像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很快传到了张国焘耳朵里。尽管那篇文章已胎死腹中，但却像一颗炸弹一样，在张国焘因当上了红军总政委而稍微平静的心海里炸开了，掀起了狂涛巨澜……
张国焘回想起会师以来的所见所闻，他似乎感觉自己目前是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自己处处都受到责难，意志得不到伸展，甚至觉得中央有急于“控制”四方面军的意图。他心里在想，两河口会议上，那个不知深浅的“小伙子”博古，竟然讽刺我的西进川康方针是“麻雀飞进阴沟里头”；那个吹鼓手凯丰也在《红星报》上写文章批判我的西北联邦政府，说是反对列宁主义；现在张闻天又挥笔著文说我西进川康是犯了路线错误。这些嘴上没毛的人，为什么如此大胆地对我张国焘说三道四，就是毛泽东在背后搞的鬼。既然中央的要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事端，我张国焘也不是好惹的，我张国焘在政治舞台上几经摔打，什么没有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