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曲直-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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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红军进入广西时,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建议,并向中央郑重地提出:
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
在这最后的关口,李德、博古依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
这样,红军血染湘江就不可避免了。
红军一路激战向着湘江挺进。
11月28日,空前激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界首,一个不足500户人家的小镇,东临湘江西靠大山。一时间,这个弹丸之地成为红军临时司令部的所在地,博古、李德坐镇指挥,周恩来则在湘江对岸组织渡江。朱德虽是红军总司令,但被排斥在最高“三人团”之外,只能遵照“三人团”的指令行事。毛泽东连发言权都没有。
蒋介石在给他的将领们下达命令时,则引用了战国兵家尉缭的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待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击溺人。”蒋介石还要求部下,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上下同心,追得上,堵得住,打一个歼灭战。
蒋介石的那些形合神不合的将领们,见时下已有利可图,也都非常卖命,要抢先捞取消灭红军的功劳。
就在湘江把红军切成两半的时候,蒋介石下达了总攻的命令。兵书上所谓的“半渡而击”,是最厉害的一招。
一时间,静静流淌的湘江,一下被拖入了从未有过的喧嚣。黑压压的机群,一波一波地轰炸,那不知从何方飞来的炮弹,也落在了渡口,落在了湘江。江中掀起的是水柱,岸边扬起的是尘土,那水柱和尘土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像火山喷出的岩浆一样,落下来便是一条鲜红的血河。江面上,漂着一具具戴八角帽、穿列宁式制服的红军战士的尸体,这一次漂走了三万余名红军官兵。
湘江,是毛泽东少年时代梦中的河,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恰在湘江亲身经历这般悲惨的一幕。
毛泽东的肺都要气炸了。他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的瞎指挥,再也无法容忍他“崽卖爷田”了。
因而,在一江鲜血还没有流去的时候,毛泽东就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败北后的最高“三人团”
胜利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失败后的心情却各有不同。
红军主力虽然渡过了湘江,但伤亡损失过半,由从瑞金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现在的三万多人。
湘江大败,在红军中激起了极大震荡和不满。博古、李德受到了全军上下的强烈指责。从广昌失败引起的怒火,此时在红军官兵胸中炽烈地燃烧着。
那么,作为最高“三人团”,他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吗?
李德面对红军官兵投来的愤怒的目光,心烦意乱。但他此时不是为那一江鲜血而感到不安,而是他将来回到莫斯科不好交代,他知道斯大林的厉害。他本想在中国这块地盘上大展宏图,不料想弄到这般地步。
李德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有些绝望。实际上,他从前的想法太天真了,他以为在苏联不可能有他大展雄才的天地,到了中国就可以铺下前程似锦的路,但中国不是苏联,更不是西方,更何况他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对中国又能知多少?这是他的可悲。
现在,他知道自己的一切都不那么妙,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天,他见到周子昆和妻子曾玉说着什么,便指着周子昆吼道:“你带的什么兵?整个部队都叫你带没了,可老婆还带着!”
红军向何处去(3)
周子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弄得摸不着头脑,愣在那里不动。
“红三十四师全师覆没,你这个师长还逍遥自在!”李德继续指着周子昆的鼻子吼着。
周子昆这才明白,是李德搞错了。
周子昆的确当过三十四师的师长,那是1933年3月至1934年2月间的事,在他离任之前几个月,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所以他有这个印象。他离任后,已经有过两任师长,接替他的是彭绍辉,一个多月后,又由陈树湘接任师长。但陈树湘却在湘江战役中光荣牺牲了,很壮烈。那是1934年的12月10日,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牺牲于押往敌军指挥部的途中。
周子昆刚要张嘴解释,李德就要警卫班把他绑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可警卫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好在毛泽东当时在场,博古也在场,只是博古默不作声。
“把周子昆交给我处理好了。”还是毛泽东解了围,他挥挥手,让周子昆走了。
博古见此情景,深知李德心中的不快,便把他的中国妻子萧月华从休养连里调来,安慰这位狼狈不堪的顾问。本来,按红军的行军纪律,女战士集中在休养连,行军途中是不准与丈夫生活在一起的,但为了安慰这位顾问,博古也只得破例了。
然而,萧月华的到来,也只是给李德送来了“出气筒”,她被李德无端地揍了一通。
萧月华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小时候,父母迫于子女太多,养活不了,就把她送给一个姓杨的家里当童养媳。13岁那年,她就到广东海丰县一家布厂当童工。在那里她结识了彭湃夫人蔡素萍,受到了革命影响。1926年,刚满16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不久,她就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她家乡大埔县的妇女部长。1931年成为少共闽粤赣特委负责人。1932年8月到瑞金,在少共中央文书科担任文书。
不幸的是,她竟成为博古的牺牲品。
李德刚到瑞金时,独身一人的他,不甘寂寞,便按西方的那种方式,讨好少共中央一位领导的妻子,不时给她送一些礼物。这种做法在中国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事,当博古知道这件事后,生怕这位洋顾问在红都惹出桃色新闻而身败名裂,如果真到了那种地步,博古就失去了靠山。正因为如此,博古才急忙给他找了一个中国姑娘做他的“妻子”。这位姑娘就是萧月华。受命在中间说媒的是在中央妇委工作的李坚真。萧月华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也不算漂亮,在今天一些姑娘们看来,她能做这位特殊洋人的太太,已是偷着乐的事儿了。但此时的萧月华难以接受,因为她经常见到李德,给她的印象李德是一个热情下面掩盖着冷酷的洋人。尽管如此,迫于博古的压力,她不得不去完成这一“政治任务”。
少共中央所在地与李德的住处只有数步之遥。开始,萧月华只得遵命夜里去“照料”李德,白天就到少共中央工作,这是属于那种公开的秘密。后来就彻底公开了,萧月华被正式调到李德处,也正式做了李德的妻子。
在一起生活的结果,不幸被萧月华言中,虽然她竭尽所能来照料李德,而李德竟常常怀疑她偷吃面包,又是打又是骂,萧月华受着皮肉之苦。
萧月华多次向博古诉说自己的痛苦,并要求离婚。博古当然不能同意,以“服从组织”来迫使她维持这场政治婚姻。
如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萧月华应博古的召唤,例外地从休养连来李德身边受皮肉之苦。好在战事急,没几天,萧月华脱离了苦海,回到了休养连。
李德彻底失去了昔日的威风,连发脾气的对象也没有了。
面对惨败,面对数万名红军的死伤,博古的心情与李德不一样,他的良心受到了震撼。因为他毕竟还是中国人,毕竟还是一名中共党员。
博古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他自己造成的。
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做错了两件事。本来,他与毛泽东没有个人恩怨,甚至在他到达瑞金前,还不曾和毛泽东谋过面。在上海时他也没有亲自出马批判过毛泽东。他完全可以和毛泽东合作。然而,他却惟恐毛泽东取代他,便无缘无故地批所谓的“罗明路线”,想引蛇出洞,把毛泽东排挤出去。但毛泽东对此却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公开与他作对。就这一着棋,博古就已经成为失败者了。到了红军转移这样重要的时刻,博古最需要的是毛泽东这样的人,而不是李德,但他却把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对毛泽东适时提出的正确建议,又一概不予采纳,这就注定他的悲剧命运。这是他做错的第一件事。
博古做错的第二件事,则是执行了王明的路线。虽说王明指定博古临时负责中央的工作,但既然是负责人,那你就得负起这个责任。如果说中央还在上海的时候,因远离中央苏区,许多实际情况还不了解,执行王明的路线还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当他到了苏区以后,却没有把心思用在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也没有广泛听取党内外人士的意见,只是王明怎么说他就怎么干。这也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失败者。
就因为他做错了这两件事,给红军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
博古也感到这个责任他难以担当。是啊,一个政治集团的领袖,特别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人类最先进的政治集团的领袖,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必须具有相应的才能、品质和胆略,才能胜任。现在,这些对于博古来说,都是马后炮,对惨败的局面已无回天之力,他无法解脱心中的痛苦,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如果不是聂荣臻及时劝说,就可能自决了。后来,聂荣臻把这一幕记录了下来:
红军向何处去(4)
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经过聂荣臻的劝说,博古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并且还打算继续干下去。怎么继续干下去?他想来想去,没有勇气放弃原来的设想,如果放弃,那就意味着自己已经彻底失败。
人,在没有认识自己错误的时候改变其错误做法比上天还难。
最高“三人团”里还有周恩来。他在“三人团”里的职责,就是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所以红军开始转移后,他就忙前忙后,向各军团指挥员交代如何执行作战计划。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之后,他亲自跟随先头部队的红一师的三团行动。当时担任这个团党总支书记的萧锋回忆道:
一天早晨,部队在广东归仁、长江圩北一个茂密的树林里小憩,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来到我们红三团。周副主席穿一身灰色军装,披一件旧黄布雨衣,脚上穿着草鞋。从他那张消瘦的脸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够劳累的了。
周副主席、刘总参谋长交代任务后,就加入到我们团直属队的行进行列中去了。在急行军中,周副主席很少骑他那匹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害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他利用行军小憩和防空时间,找机会同战士拉家常、讲战史。中午大休时,他也是边吃饭边回答干部战士提出的各种问题。一宿营,周副主席总是找机会到连队看一下指战员,十分关心战士的思想、生活。来到团部,他总不忘告诫我们及时查看地形,研究敌情,规定紧急集合场,调查行军路线。常常是他刚回到自己的住房,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一下,参谋人员又送来了电报、文件。团领导向他汇报,他总是边看文电,边听汇报,并迅速准确地加以处理。夜里,我们这些青年人一躺下就睡着了。当时半夜起来检查内外警戒时,可以看到周副主席屋里的小油灯还在亮着。周副主席跟三团行动期间,经常看到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却看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倦意。那充满血丝的眼睛,始终闪烁着充满精力的光辉。
湘江惨败之后,周恩来很疲倦,心情格外地沉重,好像不是原来的他了。他觉得自己作为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当然也有责任,因而他面对红军在湘江的失败,除了痛心之外,更多地是在反思。他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挽救红军。
最高“三人团”在失败面前,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心态。那么,这最高“三人团”还能继续维持下去吗?
初次正面交锋
过了湘江,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只是湘江惨败后,损兵折将,蒋介石的军队又尾追甚急,无暇顾得上开会。周恩来许诺稍微安顿一点的时候召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