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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

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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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巴木东”事件    
    “巴木东”系指伪滨江省巴彦、木兰、东兴等县,这一地区是抗联第3路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并带动群众和抗日救国团体的活动也十分活跃,对日伪统治给予了极大打击。为镇压抗日斗争,关东军在伪滨江省设立了“治安工作委员会”,并组织特别搜查班,监视和侦察抗联及反日团体活动。还利用叛徒打入抗日救国团体内,诱捕抗日人员。1932年8月,抗联第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不幸在一次战斗中牺牲,敌人从他身上找到了一份“巴木东”和齐齐哈尔地区中共及抗日会的地下组织名单。《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220~221页。根据这一线索及此前后的侦察,敌人掌握了“巴木东”地区抗联和抗日救国会大量情报。从1942年底开始,日寇连接召开会议,决定对“巴木东”地区的抗日活动进行镇压,并相应设立了行动组织,从抓捕到看守,每县都设有5个班。至1943年春,一场有计划的大逮捕行动准备就绪。    
    3月15日,在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长的指挥下,日伪当局调集哈尔滨宪兵队,以及巴木东地区附近各市县伪警察和特务,计500余人,出动汽车几十辆,组成“巴木东肃正工作指挥本部”,一起实行大逮捕。第一次就抓捕抗联人员和反日群众540余名。5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抓捕150余人。共计逮捕抗联和抗日秘密组织人员以及爱国群众近千人,使“巴木东”三县14个抗日救国会、13支青年义务队和农民武装受到破坏。    
    日寇对被捕者实施酷刑审讯,逼迫承认与抗联有联系或同情抗日活动。火刑,电刑,灌凉水,把人装在麻袋里摔打。酷刑之下,每天都有死者。据原哈尔滨宪兵队本部保安局派遣宪兵高见忠夫战后供认,因酷刑和虐杀,死者就达60多人。《档案资料选编》(8),第576页。据幸存者赵清林回忆:与他同监的毕文祥由于上大桂,坐老虎凳等酷刑,被活活打死在狱中;李树文被敌人用火刑,吊刑等折磨,也惨死在狱中。《黑龙江文史资料》(9),第243页。    
    经过酷刑审讯之后,日寇将550余名被捕者上送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对其中403人进行了起诉。后将阎继哲等66人,判处死刑。被判无期徒刑者60名,被判有期徒刑5~15年的227名。《档案资料选编》(8),第571~595页。这一事件主要集中在“巴木东”三县,但敌抓捕的行动规模相当大,被捕受害者数量也是很大的。这在东北沦陷期间,是一次十分重大的惨案。    
    8“三省党部”事件    
    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无论何党派何阶层,只要是爱国者都会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这其中,国民党也在东北建立了地下组织,开展秘密反日活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在东北设立的秘密组织主要有东北协会,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党务专员三个系统。但在1941年底至1942年春,遭到日伪的严重破坏,被捕人数达700多人,20多人被判死刑。《苦难与斗争》(下),第53页。于是国民党中央决定更改组织系统,分设三省党部,派李光忱、石坚、肖达三分任辽吉黑三省党部主任委员,重新开展地下反日工作。    
    1944年2月,国民党驻哈尔滨市联络站负责人王友忱,由于疏忽,其活动被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查知,王即被捕。之后,日伪利用这一线索,开始大规模镇压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为此,伪满各省专门成立了特别工作班,称这项工作为“桃园工作”。3月12日,日伪实行集中抓捕。国民党在东北的主要成员均被逮捕。在伪滨江省,由特务科的山寺任工作班长,在特高科股长那须高义等的指挥下,逮捕了黑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肖达三,党部委员兼蒙旗党务特派员书记李宗周等100余人。在伪新京地区,由伪首都警察厅副总监三田正夫等指挥,出动宪警特60余人,逮捕了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等国民党员10多人及普通百姓。在伪奉天省,由伪地方保安局长三宅秀也指挥,逮捕了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等350多人。《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34~238页。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久,大逮捕又扩大到京津地区,又有10多人被逮捕。至10月,国民党东北三省党部主要负责人除罗大愚、关大成等少数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捕。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6)

    日寇对被捕者进行了严刑审讯。国民党延寿县党部书记长李芳春被捕后,日寇用烧红的铁钩子烙其腿部,李当即昏死。有的被浇上凉水冻成冰砣。被捕的无辜群众也惨遭迫害。据李芳春回忆,黑龙江省党部委员柳国栋回哈尔滨时被敌跟踪,他便躲到绥化的表弟关铁峰家,敌人未追捕到柳国栋,便将关家父子逮捕入狱,并严刑拷问。关海明在酷刑之下得了重病,日寇不给治疗,不几天就死去了。《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229页。    
    被捕者经过在拘留所的审讯之后,日寇将所谓“重要者”送交伪省高等检察厅起诉,继之由伪法院判决。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委员王育文、督导员侯天民等3人被判处死刑,督导员崔荣,李继武等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7~20年有期徒刑。干事傅乃新未及审判即病死狱中。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以及张滔等人被伪新京特别法厅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黑龙江省党部主作委员萧达三在哈尔滨被判处死刑。    
    日伪当局在对被捕者进行司法处理的同时,又策划了新的逮捕行动。即所谓“晓工作”。1945年5月22日,日伪在伪都新京召开会议,阴谋策划了大逮捕计划。5月27日再次对国民党地下组织及其有关系者实行大逮捕。在伪奉天省,仅据敌伪档案记载,抓捕人数就达322人。《档案资料选编》(8),第657页。日本战犯沟口嘉夫也供述,在伪滨江省预定逮捕的约有60名。此次大逮捕,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罗大愚、党部负责人张宝慈等均遭逮捕。《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230页。    
    更多的是许多无辜百姓被逮捕,受尽酷刑折磨,惨遭迫害。营口的被捕者万枝荣控诉:“在被关押的70多天当中,曾受到警察们用灌凉水、上大挂、皮鞭抽打、压杠子、夹钉板、拳打脚踢等刑罚,惨无人道地对我进行拷打,打得遍体是伤,昏迷不醒……”《档案资料选编》(8),第671页。日本战犯时任伪辽阳市警察局特务主任的木村正二也供认,为调查辽阳市康德新闻社记者任某(县党部干部),将其妻(21岁)逮捕,当时拷问的方法是让其光脚跪在削尖锋利的三角木上,尖木刺进小腿,使人剧痛。《档案资料选编》(8),第660~661页。许多被捕者在刑讯中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折磨得身体虚弱,出狱后不久即死去了。有的被打成残废,有的受刑过重导致各种疾病,有的被判了死刑。辽阳的赵宗林、李福舜等人被判死刑,已经吃了长休饭,正准备行刑期间,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他们才免于一死。《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45页。    
    二制造屠杀血案    
    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后,在疯狂镇压抗日武装斗争和反满抗日活动的过程中,还对平民百姓进行了血腥的屠杀,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杀人罪。下面仅列举较大规模的案件,揭露关东军的罪行。    
    1平顶山惨案    
    平顶山位于辽宁省抚顺市南郊,距离市区约4公里,此地原有一座小土山,由于抚顺西露天煤矿的开采,许多矿工移居此地,挖沙取土,将小山削平,故取名平顶山。“九·一八”事变时,村子里住有400多户人家,3000多口人,多为矿工和小商贩。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展开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是众多抗日义勇军的一支队伍。1932年9月15日(农历中秋节)夜,该义勇军分三路攻打抚顺,担任主攻的中路自卫军1200余人,在梁锡福的指挥下,从抚顺东南的千金寨,经平顶山向市中心进攻,沿途在杨柏堡杀死采矿所长日本人渡边宽一,捣毁了煤矿的机械厂、变电所和老虎台事务所、汽车库等,打死了敌自卫团长平岛善作等日本人,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引起日伪当局极大震动。加上前几天伪抚顺县公安大队一部哗变,日伪当局认为在守备森严的矿区居然被袭击,“治安”问题十分严重,遂决定实施一次大屠杀,以杀一儆百,镇压抗日斗争。    
    以驻抚顺日军守备队队长川上精一,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等人为首,开始策划实施大屠杀。9月16日晨,关东军驻抚顺的几个头目在小川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据参加会议的伪县公署外事秘书兼县长翻译于庆级回忆,日军认为;“昨夜大刀匪的进攻,是由栗家沟分所报告的,平顶山周围那几个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但他们未向分所报告,所以肯定他们是通匪的”。会议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处理那几个村的问题。川上断然地说:“只有把他们全部烧光、杀光。”其他人均表示同意。并初步商定了实施办法。《不能忘记的历史》,第89页。两个小时后,又在抚顺煤矿会议室召开了所谓“机关首脑”会议,除川上、小川等人外,参加会议的还有警察署长前田信二,参事官山下满男,以及伪政权方面的伪县长夏宜、抚顺警务局长佟世勋等日伪首脑人物。会议在川上的主持下,决定对平顶山周围村屯实行“严惩”。屠杀任务由守备队和宪兵队负责,屠杀地点定在平顶山东山坡,同时将全村烧毁。会后敌宪警伪各自分头准备。为保证顺利实施屠杀,汉奸王长春等人提出了以照相为由集合百姓的鬼花招,被小川采纳,守备队出动了大部分兵力6个小队(共8个小队)约190人,宪兵队派出七、八人,川上和小川亲自驱车前往平顶山附近指挥。    
    16日中午12时左右,日本守备队和宪兵队200多人乘车开进平顶山,分兵把住路口,同时按原先计划好的哄骗办法,便衣特务进村挨户叫人出来,到指定地点“照相”。但这一办法收效甚微,许多群众并不愿意出来“照相”。于是日本兵便全副武装进村,用刺刀逼,枪托打,强行把全村人赶向东山坡。途中突然有人喊道:“日本鬼子烧房子啦!”人们回头望去,浓烟弥漫,大火冲天。然而手无寸铁的人们,面对全副武装的强盗又有什么办法呢?据夏廷泽等人回忆说:“当时以为房子已被烧掉,就算是坏到头了吧,哪成想全村都被送上了屠场!”《辽宁文史资料》第4辑。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7)

    人们拥挤着被赶到了东山坡洼地,这里西面是断崖陡壁,高约二、三丈,北面是养牛场的铁丝网,只有东、南两面可以出入。早在日寇策划屠杀阴谋时,川上已派人察看了地形,决定把这块既便于把守,又便于屠杀的坡地作为屠场。    
    这时,人们南面站着手持上着刺刀步枪的日本兵,东面山坡上放着几个用红布盖着带支架的东西,许多人都误以为是照相机,其中有的机警的群众发现有些不对头,欲逃离现场,这时蒙着布的东西被揭开了,忽然有人一声尖叫:“不好了,是机关枪,快跑哇!”这时一个日本军官一摆手,机关枪和步枪雨点般射向群众,刹那间,人如墙倒,血肉横飞,尚活着的人们高喊着:“冲出去,快逃命啊!”拼命往外冲。可是东、西、北三面是绝路,只有南面一个缺口,而在日军的封锁下,冲出去的幸存者甚少。大屠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当刽子手停止射击准备撤走时,突然发现尸体中有呻吟声和人体蠕动,于是又重新开进屠场,挨个用刺刀扎一遍,有的鬼子竟用刺刀将婴儿挑起抛向空中,真是惨无人道,令人发指。这场屠杀直到当日傍晚,历时3个多小时,夺去近3000名无辜居民的生命。    
    日军为掩盖屠杀暴行,于次日派人用钩子将尸体拖到山崖下堆积起来,当时尚有受重伤不能行动者,也同尸体堆在一起,浇上汽油焚烧,然后用炸药把山崖崩塌,掩埋尸体,销毁罪证痕迹,后来又在烧毁的废墟上制作假房,拍成照片,企图掩人耳目。《档案资料选编》(8),第10页。    
    从此,往日热闹的自然村屯变成了人骨堆积的荒山,一个由人群流动形成的自然居民地被日本侵略者残暴地消灭掉了。后来人们悲痛地编出一首歌谣:    
                  当年平顶山人烟茂,    
                  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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