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衙门-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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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交易。明清官场上所谓“劣幕”、“恶奴”， 正 是针对这帮师爷二爷们打滥条、玩扣头之行径的概括，反正大家都落实惠，几乎少有行不 通的。
闲话绍兴师爷（3）
和“捐班哈哈”、“带肚子”长随的现象相一致，除了推荐出身之外，也有花钱买幕职 的。徐珂编的《清稗类钞》中，说是光绪十三年（1887）河南郑州黄河决口， 朝廷为筹款治河 ，颁布《郑工事例》，广开捐官大门，有绍兴人蒋渊如、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 五人，先以凑份子合捐了一个知县，还是最优班次，用的是蒋渊如的姓名，但讲明补缺后， 按“入股”大小，分派师爷和大爷、二爷的职务。这会儿有了《郑工事例》，五人再追加投 资，买了个马上补缺，一起上任去。届时蒋为知县，唐为刑幕，陈为钱幕，王为司漕，吕为 稿签，“于是五人者舞文弄法，狼狈为奸，辇部民之金以入邑廨者岁可二十余万。三载考绩 ，蒋以贪褫职，然已与唐、陈、王、吕四人满载而归矣”。晚清州县衙门中之黑“幕”重重 ，由此略见一斑。
封君·衙内·夫人（1）
“公门中的自家人”之核心层次，就是州县太爷佐NB032们的家眷亲属。
在本书第三章里，作者曾介绍过古代官场的亲属回避、籍贯回避等制度，可是颇具消蚀 这些制度用意功能的是，一应地方官员赴任，尽可挈妇将雏，扶老携幼，乃至兄弟叔侄、姑 表甥舅、七大姑八大姨。乾隆四十一年（1776）时，清高宗有道谕旨：“文武 官员知县以上年 过四十其无子者，方准挈眷前往。此例未知始自何来？殊不可必！王道本乎人情，旧例未为 允洽，嗣后俱准其携带。”看起来清朝前期是有过不许携眷上任规定的，但乾隆皇帝说得很 对，“此例未知始自何来？”中国历朝中，要算宋、明两代对地方官的管束与要求最严，据 宋人袁说友著《成都文类》记，司马光是在他爸爸司马池当郫县县尉时，生于官廨的；《挥 麈录》上的讲法有所不同，道是老司马当浮光知县时才有了小司马。但两说的共同点则能证 明，北宋时知县、县尉等均可带老婆上任，自然也能生孩子。还有南宋宰相贾似道的身世， 《齐东野语》、《西湖志余》上亦有
生动记录，略谓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贾似道父亲贾涉赴万安县县丞任时 ，在路上买了 个小老婆，怀孕后不容于正妇，贾县丞为此很伤脑筋，向知县陈履常诉苦，陈老爷便叫自己 的夫人出面，以缺少婢女为借口，向县丞夫人把这个小老婆要了来，以后便生贾似道于知县 廨中。后来老贾把小贾要来了，小贾的生母却流落他乡，嫁给一个石匠，直到小贾发达后， 才设计迎还。倘此说坐实，则南宋时州县职官不仅可以带家眷上任，连小老婆也允许买了。
宋明如是，则汉晋隋唐之宽松，又可想见，当然最要害的，是要看它会引出什么后果。假 设娶妻于原籍，纳妾于任所，岂不就有了当地亲属？或者带来这许多侄少爷、舅老爷、大姨 妹、 二姑太等，就在当地论起婚嫁来，这不就拐弯抹角牵丝挂笼地编起了一张正可以将回避制 度罩住的关系网？至于知县太爷的小舅子、二尹老爷的大姨夫、县尉大人的二姑爷等，结党 横行，作恶市肆，自然更使当地百姓交霉运了，谁敢招惹这些“老爷家属”呢？远的不说， 即以众所周知的清季杨乃武冤案来讲，案情涉及到的余杭知县刘锡彤之子刘子翰，就是有名 的花花衙内，“小白菜”葛毕氏遭其暴力强奸，却因害怕权势而不敢声张。及葛品连暴卒后 ，刘锡彤偏听 谗言，认定是葛毕氏下毒，将其带回县署拷问“奸情”，又是这位花花衙内怕牵连到自 己，竟派人入狱诱骗恐吓葛毕氏，要她乱攀杨乃武。可以说，这场后来轰动朝野的冤狱，始 作俑者就是县太爷的儿子。州县官场中衙内和官亲之祸，此为一证。
衙内可以肇祸，老封翁又何尝不能干政？比如本书第二章里就介绍过，北宋后期“京东剧 贼数千人浮海来寇”海州沭阳县时，王登正随其儿子——沭阳县尉王师心住在县衙内，所谓 御“寇”之策，“计画多自公出也”。还有老太太干政的，如刘肃著《大唐新语》记，隋朝 时郑善果事母至孝，大业（炀帝杨广年号，605～617）中，他出任鲁郡太守， 其母崔氏常于 阁中听其断案，倘认为不合意的，“则不与之言，（郑）善果伏床前，终日不 敢食”。照封建 正统伦理道德来讲，以上两则都是值得提倡的“正面”事例，但反过来看，不就是爹妈代庖 和干政吗？又何能掩饰更多可能存在的“反面”事例呢。
当然最为普见的“自家人”现象，又数夫人之内当家，大抵“公门中的自家人”之核心 层次，尤以裙带攀结称多。前述大爷、二爷之类，有不少是靠系在这条带子上厕身衙门作恶 的。清季吴趼人所著《九命奇冤》中，述雍正时广东番禺县恶豪凌贵兴率盗纵火烧死梁家八 口，案发后知县黄某亲勘现场验尸，又接了梁家的状纸；凌贵兴派爪牙走老 爷后门，先贿买了知县的小舅子，小舅子再去向他姐姐关说，结果知县夫人发起雌威来， 迫使丈夫昧心断案，对凌贵兴加以庇护，从而奠定了这场后来轰动广东的冤狱的基调。虽说 这是文学作品情节，但明清时州县官场尽多惧内县令也确是事实。明刊《博笑珠玑》谓：“ 昔一知县，专畏奶奶。一日坐堂，忽闻公廨喧嚷，令皂隶去看，皂隶回报：‘乃是兵房 吏夫 妻厮打。’知县咬牙大怒曰：‘若是我，若是我……’不觉奶奶在后堂听得，高声喝曰：‘ 若是便如何？’知县惊答曰：‘是我时，便即下跪，看他如何下得手？”如这票货色，签押 房 里的真主人，还能不是他老婆吗？当然，有时候惧内是假，借老婆做掩饰是真，老婆受了别 人的贿赂，似乎总要比自己亲手接过来得“干净”些。这也有个说法，叫做“老爷不爱钱， 太太爱钱”，老爷得名声，太太得实惠，相与构成了官场上的老传统之又一。
封君·衙内·夫人（2）
又清季傅崇矩 编《成都通览》，收有一篇《成都之官派》，略谓“又有支使太太联络同寅之太太者，此术 尤妙，因妇人女子之运动，尤捷于老爷之运动也。或打麻雀，或请会金，或结干亲，或拜门 生，或认为后家同姓。而太太之衣服首饰必讲究珍贵，虽老爷无衣无褐，而太太可绮罗摇曳 也。不如此，不能入太太之党派，即不能得意外之富贵”。这可就是裙带政治的另一种形式 了。
第六章 天下官理天下事
概观
洪武元年（1368）九月，才登基称帝未久的明太祖朱元璋颁布诏书，布达全国 ，征求天下 贤才。起先，颇有一些隐于岩穴山林的“怀才抱德之士”，只当一旦入选，将列身朝纲，左 辅右弼，肩负起匡定大任。但结果颇出他们意外：原来皇上要把这些“三请诸葛亮”似的征 求出来的“贤才”，派到各地去担任州县官员。然“敕命厚赐，谕之至于再”，态度倒是相 当诚恳。照朱元璋的说法，此前干戈扰攘，不及深讲致贤养民之道。现在大业初定，可“天 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理之”。那意思简直就是：我特为请你们来协助 我一起治理天下的，虽说州县职卑，同样是匡定重任啊！
应该讲，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万机待理的情况下，首先重视州县政权建设，确是眼光独具 。古人每言，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理，则天下无不理。
且以明朝行政制度给州县衙门规定的责任而言——“凡赋役，岁会实征，十年造黄册 ，以丁产为差。赋有金、谷、布帛及诸货物之赋；役有力役、雇役、借倩不时之役，皆视天 时休咎，地利丰耗，人力贫富，调剂而均节之。岁歉则请于府若省蠲减之。凡养老祀神、贡 士、读法、表善良、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若山海泽薮 之产，足以资国用者，则按籍而致贡。”了不得，几乎囊括了古代国家“治民”领域的方方 面面，而且这也不仅是有明一代的制度，上起先秦，下逮晚清，足谓数千年一贯使然。假使 一项一项地折开来介绍，便是天下事皆在应理之中了。当然，考虑到不少州 县衙门的职掌细部，作者已经在前五章内多有引带或夹叙，因此接下来的各节行文，只能说 是整体形状的概观了。
王政之本在农桑（1）
清代光绪初年，大学士左宗棠上了一道奏疏给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请求国 史馆为已故福建按察使桂超万立传。此人以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出身，先 在江苏阳湖当了 40天的代理知县，即受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的赏识，另补实职，此后宦途顺利。要数“政 绩”的话，在天津募 勇抗过洋鬼子，在扬州、苏州整顿过漕运积弊，病休在籍时举办过团练，意图与“发” 、“捻”相抗，算起来也很可以书上几笔了。然则咸（丰）同（治） 之际，正值大清“国运艰难 ”，外有夷患，内有“发”乱，大抵官场上稍微肯负点责任的人，都有和桂超万相似的履历 ，未必全都够得上“宣付史馆”的荣耀吧？而且左宗棠这位老兄，一向目高于顶，乃至当时 号称“中兴功臣”的曾国藩也不在他眼里，又没听说过他与桂超万有何同年同乡同事同门之 类的关系，很可能连照面也没打过一次，何以在老桂归西之后，突然上了这么一个奏议呢？
充满好奇心的小京官们，设法抄来了这份疏稿，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道光十七年（1837）时，左宗棠以湖南乡试举人的身份，北上参加会试。经过 直隶栾城时 ，在八字衙门前看见“知县桂（超万）”署名的告示，告示的内容是“劝民耕 种”，特别建议 大家多种些木棉和薯芋，又开讲备荒的道理，辞气恳切，方法详备。左宗棠看过告示后，又 向当地居民询问这位桂县太爷的政绩官声，“皆言令之爱民，出于至诚，其洁清自矢，为从 前清官所未有”。这份告示以及老百姓对桂万超的评价，给左宗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是 以时隔40年后，尚记忆如新，特别提了出来。
两宫、京官和史馆都认为左宗棠言之有理，“王政之本在乎农桑”，这是清朝始建时 就提出的建国大纲，也是中国历代政府的最基本国策。想当年圣祖康熙巡行全国各地， 每到一处必“先察其土田”，对地方令守谆谆交代，“耕种之事最为紧要！”高宗乾隆刚 刚登基，就提出“雨NB044年谷为第一要务”，反复强调，“督抚牧令必身先化导”， 朕即以此 来考课天下地方官员的长短优劣。眼下由左宗棠所追述提供的情况，正合乎列祖列宗的要求 ，这样的人还能不倡为百官表率、为之树碑立传吗？于是史馆奉旨，搜集桂超万的材料，为 他写了传记，而且特别突出了他在栾城知县任上劝课农桑的事迹。
确实，“重农”是中国小农经济形态的最根本特点，《管子·治国》中所谓“凡为国之 急者必先事农”的治国理论，由先秦贯穿到清末，一直是历代政府制定各项政策的指导 思想，也一直是历代州县衙门的第一要政。两汉时，不少原先在小县当县长的人，因奖募农 民开垦荒地有功，在考核时拔为上等，调到大县去当县令。唐代宗时，奉天县令韦夏卿以劝 农有功，在州县正堂中考为第一，马上被提升为长安令。北宋的徽宗赵佶，给人印象是个风 流天子，于治国之道上昏得可以，不过他倒也知道发展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曾于政和二年 （1112）专门发了一道诏令给天下州县官员，规定基层衙门的首要任务就是“ 劝课农桑 ”四字，并具体分解为：敦本业、兴地利、戒游手、谨时候、戒苟简、厚蓄积、备水旱、戒 杀牛、置农器、广栽植、恤田户、无妄讼共十二条衡量标准（《渊鉴类涵 》卷216）。明太祖 朱元璋坐金銮殿时，最看重这件大事。有一回，日照知县马亮考满，上司对其考语是，“无 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观其本意，是想推荐他去交通运输部门工作，谁知皇帝的 批示是：“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此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 而务末，岂其职哉？”结果马老爷被降了职。
所谓劝课农桑，究竟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并得到体现呢？宋徽宗的那十二条标准大体是历 代通行的。海瑞做淳安知县时，采取“均徭”、“退田”、借贷种子与耕牛等许多方式，把 那些脱离土地乃至流亡他乡的农民们都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