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作者:张廷玉-第17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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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法稍驰，编徭役里甲者，以户为断，放大户而勾单小。於是议者言，均徭之法，
按册籍丁粮，以资产为宗，核人户上下，以蓄藏得实也。稽册籍，则富商大贾免役，而
土著困；核人户，则官吏里胥轻重其手，而小民益穷蹙。二者交病。然专论丁粮，庶几
古人租庸调之意。乃令以旧编力差、银差之数当丁粮之数，难易轻重酌其中。役以应差，
里甲除当复者，论丁粮多少编次先后，曰鼠尾册，按而徵之。市民商贾家殷足而无田产
者，听自占，以佐银差。正统初，佥事夏时创行於江西，他省仿行之，役以稍平。
其后诸上供者，官为支解，而官府公私所须，复给所输银於坊里长，责其营办。给
不能一二，供者或什伯，甚至无所给，惟计值年里甲祗应夫马饮食，而里甲病矣。凡均
徭，解户上供为京徭，主纳为中官留难，不易中纳，往复改贸，率至倾产。其他役苛索
之弊，不可毛举。
明初，令天下贡土所有，有常额，珍奇玩好不与。即须用，编之里甲，出银以市。
顾其目冗碎，奸黠者缘为利孔。又大工营缮，祠官祝厘，资用繁溢。迨至中叶，倭寇交
讧，仍岁河决，国用耗殚。於是里甲、均徭，浮於岁额矣。
凡役民，自里甲正办外，如粮长、解户、马船头、馆夫、祗候、弓兵、皁隶、门禁、
厨斗为常役。后又有斫薪、抬柴、修河、修仓、运料、接递、站铺、插浅夫之类，因事
编佥，岁有增益。嘉、隆后，行一条鞭法，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於是均徭、
里甲与两税为一，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然粮长、里长，名罢实存，诸役卒至，复
佥农氓。条鞭法行十馀年，规制顿紊，不能尽遵也。天启时，御史李应升疏陈十害，其
三条切言马夫、河役、粮甲、修办、白役扰民之弊。崇祯三年，河南巡抚范景文言：
“民所患苦，莫如差役。钱粮有收户、解户、驿递有马户，供应有行户，皆佥有力之家
充之，名曰大户。究之，所佥非富民，中人之产辄为之倾。自变为条鞭法，以境内之役
均於境内之粮，宜少苏矣，乃民间仍岁奔走，罄资津贴，是条鞭行而大户未尝革也。”
时给事中刘懋复奏裁驿夫，征调往来，仍责编户。驿夫无所得食，至相率从流贼为乱云。
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军户死若逃者，於原籍勾补。匠户二等：曰住坐，曰
轮班。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监局中官，
多占匠役，又括充幼匠，动以千计，死若逃者，勾补如军。灶户有上、中、下三等。每
一正丁，贴以馀丁。上、中户丁力多，或贴二三丁，下户概予优免。他如陵户、园户、
海户、庙户、幡夫、库役，琐末不可胜计。
明初，工役之繁，自营建两京宗庙、宫殿、阙门、王邸，采木、陶甓，工匠造作，
以万万计。所在筑城、浚陂，百役具举。迄於洪、宣，郊坛、仓庾犹未迄工。正统、天
顺之际，三殿、两宫、南内、离宫，次第兴建。弘治时，大学士刘吉言：“近年工役，
俱摘发京营军士，内外军官禁不得估工用大小多寡。本用五千人，奏请至一二万，无所
稽核。”礼部尚书倪岳言：“诸役费动以数十万计，水旱相仍，乞少停止。”南京礼部
尚书童轩复陈工役之苦。吏部尚书林瀚亦言：“两畿频年凶灾，困於百役，穷愁怨叹。
山、陕供亿军兴，云南、广东西征发剿叛。山东、河南、湖广、四川、江西兴造王邸，
财力不赡。浙江、福建办物料，视旧日增多。库藏空匮，不可不虑。”帝皆纳其言，然
不能尽从也。武宗时，乾清宫役尤大。以太素殿初制朴俭，改作雕峻，用银至二千万馀
两，役工匠三千馀人，岁支工食米万三千馀石。又修凝翠、昭和、崇智、光霁诸殿，御
马临、钟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药库皆鼎新之。权幸阉宦庄园祠墓香火寺观，工部复
窃官银以媚焉。给事中张原言：“工匠养父母妻子，尺籍之兵御外侮，京营之军卫王室，
今奈何令民无所赖，兵不丽伍，利归私门，怨丛公室乎？”疏入，谪贵州新添驿丞。世
宗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
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
帝不之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
武宗过之。万历以后，营建织造，溢经制数倍，加以征调、开采，民不得少休。迨阉人
乱政，建第营坟，僭越亡等，功德私祠遍天下。盖二百馀年，民力殚残久矣。其以职役
优免者，少者一二丁，多者至十六丁。万历时，免田有至二三千者。
至若赋税蠲免，有恩蠲，有灾蠲。太祖之训，凡四方水旱辄免税，丰岁无灾伤，亦
择地瘠民贫者优免之。凡岁灾，尽蠲二税，且贷以米，甚者赐米布若钞。又设预备仓，
令老人运钞易米以储粟。荆、蕲水灾，命户部主事赵乾往振，迁延半载，怒而诛之。青
州旱蝗，有司不以闻，逮治其官吏。旱伤州县，有司不奏，许耆民申诉，处以极刑。孝
感饥，其令请以预备仓振贷，帝命行人驰驿往，且谕户部：自今凡岁饥，先发仓庾以贷，
然后闻，著为令。”在位三十馀年，赐予布钞数百万，米百馀万，所蠲租税无数。成祖
闻河南饥，有司匿不以闻，逮沼之。因命都御史陈瑛榜谕天下，有司水旱灾伤不以闻者，
罪不宥。又敕朝廷岁遣巡视官，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下狱。仁宗监国时，有以发振请
者，遣人驰谕之，言：“军民困乏，待哺嗷嗷，尚从容启请待报，不能效汉汲黯耶？”
宣宗时，户部请核饥民。帝曰：“民饥无食，济之当如拯溺救焚，奚待勘。”盖二祖、
仁、宣时，仁政亟行。预备仓之外，又时时截起运，赐内帑。被灾处无储粟者，发旁县
米振之。蝗蝻始生，必遣人捕枌。鬻子女者，官为收赎。且令富人蠲佃户租。大户贷贫
民粟，免其杂役为息，丰年偿之。皇庄、湖泊皆驰禁，听民采取。饥民还籍，给以口粮。
京、通仓米，平价出粜。兼预给俸粮以杀米价，建官舍以处流民，给粮以收弃婴，养济
院穷民各注籍，无籍者收养蜡烛、幡竿二寺。其恤民如此。世宗、神宗於民事略矣，而
灾荒疏至，必赐蠲振，不敢违祖制也。
振米之法，明初，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以下不与。永乐以后，减其数。
纳米振济赎罪者，景帝时，杂犯死罪六十石，流徒减三之一，馀递减有差。捐纳事
例，自宪宗始。生员纳米百石以上，人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
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止。武宗时，富民纳粟振济，千石以上者表其门，九百石至
二三百石者，授散官，得至从六品。世宗令义民出谷二十石者，给冠带，多者授官正七
品，至五百石者，有司为立坊。
振粥之法，自世宗始。
报灾之法，洪武时不拘时限。弘治中，始限夏灾不得过五月终，秋灾不得过九月终。
万历时，又分近地五月、七月，边地七月、九月。
洪武时，勘灾既实，尽与蠲免。弘治中，始定全灾免七分，自九分灾以下递减。又
止免存留，不及起运，后遂为永制云。
志第五十五 食货三
○漕运 仓库
历代以来，漕粟所都，给官府廪食，各视道里远近以为准。太祖都金陵，四方贡赋，
由江以达京师，道近而易。自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
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
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於汴梁。已而大将军徐
达令忻、崞、代、坚、台五州运粮大同。中书省符下山东行省，募水工发莱州洋海仓饷
永平卫。其后海运饷北平、辽东为定制。其西北边则浚开封漕河饷陕西，自陕西转饷宁
夏、河州。其西南令川、贵纳米中盐，以省远运。於时各路皆就近输，得利便矣。
永乐元年纳户部尚书郁新言，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陈州颍岐口
跌坡，别以巨舟入黄河抵八柳树，车运赴卫河输北平，与海运相参。时驾数临幸，百费
仰给，不止饷边也。淮、海运道凡二，而临清仓储河南、山东粟，亦以输北平，合而计
之为三运。惟海运用官军，其馀则皆民运云。
自浚会通河，帝命都督贾义、尚书宋礼以舟师运。礼以海船大者千石，工窳辄败，
乃造浅船五百艘，运淮、扬、徐、兗粮百万，以当海运之数。平江伯陈瑄继之，颇增至
三千馀艘。时淮、徐、临清、德州各有仓。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至淮安仓，分遣官
军就近輓运。自淮至徐以浙、直军，自徐至德以京卫军，自德至通以山东、河南军。以
次递运，岁凡四次，可三百万馀石，名曰支运。支运之法，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
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军支。通数年以为裒益，期不失常额而止。由是海陆二运皆罢，惟
存遮洋船，每岁于河南、山东、小滩等水次，兑粮三十万石，十二输天津，十八由直沽
入海输蓟州而已。不数年，官军多所调遣，遂复民运，道远数愆期。
宣德四年，瑄及尚书黄福建议复支运法，乃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百五十万石於
淮安仓，苏、松、宁、池、庐、安、广德民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於徐州仓，应天、常、
镇、淮、扬、凤、太、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於临清仓，令官军接运入京、通
二仓。民粮既就近入仓，力大减省，乃量地近远，粮多寡，抽民船十一或十三、五之一
以给官军。惟山东、河南、北直隶则径赴京仓，不用支运。寻令南阳、怀庆、汝宁粮运
临清仓，开封、彰德、卫辉粮运德州仓，其后山东、河南皆运德州仓。
六年，瑄言：“江南民运粮诸仓，往返几一年，误农业。令民运至淮安、瓜洲，兑
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给与路费耗米，则军民两便。”是为兑运。命群臣会议。吏部
蹇义等上官军兑运民粮加耗则例，以地远近为差。每石，湖广八斗，江西、浙江七斗，
南直隶六斗，北直隶五斗。民有运至淮安兑与军运者，止加四斗，如有兑运不尽，仍令
民自运赴诸仓，不愿兑者，亦听其自运。军既加耗，又给轻赍银为洪闸盘拨之费，且得
附载他物，皆乐从事，而民亦多以远运为艰。於是兑运者多，而支运者少矣。军与民兑
米，往往恃强勒索。帝知其弊，敕户部委正官监临，不许私兑。已而颇减加耗米，远者
不过六斗，近者至二斗五升。以三分为率，二分与米，一分以他物准。正粮斛面锐，耗
粮俱平概。运粮四百万石，京仓贮十四，通仓贮十六。临、徐、淮三仓各遣御史监收。
正统初，运粮之数四百五十万石，而兑运者二百八十万馀石，淮、徐、临、德四仓
支运者十之三四耳。土木之变，复尽留山东、直隶军操备。苏、松诸府运粮仍属民。景
泰六年，瓦剌入贡，乃复军运。天顺末，兑运法行久，仓入觊耗馀，入庾率兑斛面，且
求多索，军困甚。宪宗即位，漕运参将袁佑上言便宜。帝曰：“律令明言，收粮令纳户
平准，石加耗不过五升。今运军愿明加，则仓吏侵害过多可知。今后令军自概，每石加
耗五升，毋溢，勒索者治罪。”后从督仓中官言，加耗至八升。久之，复溢收如故，屡
禁不能止也。
初，运粮京师，未有定额。成化八年始定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北粮七十五万五
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其内兑运者三百三十万石，由支运改兑者七
十万石。兑运之中，湖广、山东、河南折色十七万七千七百石。通计兑运、改兑加以耗
米入京、通两仓者，凡五百十八万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隶正粮独百八十万，蓟州一府七
十万，加耗在外。浙赋视苏减数万。江西、湖广又杀焉。天津、苏州、密云、昌平，共
给米六十四万馀石，悉支兑运米。而临、德二仓，贮预备米十九万馀石，取山东、河南
改兑米充之。遇灾伤，则拨二仓米以补运，务足四百万之额，不令缺也。
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兑之议。时应天巡抚滕昭令运军赴江南水次交兑，加耗外，复
石增米一斗为渡江费。后数年，帝乃命淮、徐、临、德四仓支运七十万石之米，悉改水
次交兑。由是悉变为改兑，而官军长运遂为定制。然是时，司仓者多苛取，甚至有额外
罚，运军展转称贷不支。弘治元年，都御史马文升疏论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