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的头颅-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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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15日。上海黄浦江边。一根电线杆上的喇叭中发出了一种奇特的声音，这种抑扬顿挫的音调在上海的天空上徘徊着，每一个人都在侧耳倾听，不管听得懂与否。那一天，从东京到北平，从上海到新加坡，只要有日本人的地方，都会被这种声音所笼罩。发出这声音的人是日本天皇裕仁。　　　　　
　　在这一天，这位后来享有高寿的裕仁天皇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第一次通过电波把自己的声音送入他忠诚的子民们耳中，告诉他们一个难以接受的消息———日本帝国投降了。　　　　　
　　那天少了一条左臂的伤残海军少佐武田丘带着十三岁的少年雷太郎一边听着广播，一边走在黄浦江边。全身海军服的武田左袖里空空如也地晃着，从额头上渗出了几滴汗珠，汗珠在正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但是武田忽然感到这太阳开始暗淡了，就象黄浦江里一艘军舰上挂的海军旗。　　　　　
　　这天，路上他见到的所有的中国人神情都有些异样，当然，他们并不敢在日本军人面前兴高采烈，也不敢公然地交头接耳。但他们的眼中都发出了一种久违了的光彩，或是低下头偷偷地抹几滴眼泪。武田不愿打搅他们，因为他自己也想从眼睛中放出光彩，也想偷偷地流两行泪，祭奠他那永远留在太平洋海底的左臂。　　　　　
　　“父亲，我感到耻辱。”雷太郎轻轻地在武田耳边说。　　　　　
　　武田凝视着雷太郎，沉默了许久，他的表情是那样另人难以捉摸。他仿佛突然陷入了往事中，从眼前这十三岁少年的脸上，看到了那个他从来未曾谋面过的人。武田把仅有的那只右手搭在雷太郎的肩头说：“雷太郎，听着，你并不是我的儿子，你是一个中国人。”　　　　　
　　雷太郎突然后退了几步：“你骗我。”　　　　　
　　“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我终于可以说了。”　　　　　
　　雷太郎盯着武田的脸，觉得他的脸忽然变了，仿佛自己正面对着一个陌生人。　　　　　
　　“为什么？”他刚刚开始变粗的声音划过了天空。　　　　　　　
二　　　　　　
　　2000年上海的夏天的特别的炎热。我总是在下班后沉浸在旧书报的海洋中艰难地寻找着，希望能够实现大海捞针的奇迹。我目前在业余时间搞一项研究，主要是关于旧上海的金融业巨头丁氏家族的历史。这个家族曾在上海辉煌一时，又迅速地衰亡，宛如昙花一现。　　　　　
　　我只是个蓝领上班族，搞此类的研究纯属个人爱好，就象有的人喜欢集邮，有的人喜欢养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纯粹是爱好，尽管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但有关丁家的资料实在太少了，我不是专业的，又无法开出单位介绍信，所以不能从档案馆调资料。我的研究处于极大的困境中，为此我几乎跑遍了整个上海，但仍毫无头绪。直到一个昏暗的傍晚，我在一家废品回收站发现了一张1931年的报纸，上面刊登着一张照片，正是丁家的全家福。　　　　　
　　那张报纸由于年月太久，早已破烂不堪并且发出一股刺鼻的霉味。但那张全家福几乎占了第四版的整个版面，拍摄和印刷的质量也不错，所以还是能够基本看清的。照片上总共六个人，和那时所有的大户人家的全家福一样，父母坐在前排的当中，两边各是一个儿子，后排的左边还有一个儿子，右边则是一个女儿。三子一女，标准的富商家族，每个人都在笑，似乎对自己的地位充满了信心。可唯独女儿没有笑，她的脸上有一种忧郁，特别是眼睛，她的眼睛能说话，我可以察觉到，但我无法破译她向我发出的密码。虽然她惊人地美，但如果照片上她是笑的，那我会认为她是世俗的美。但她没有那种世俗的笑和世俗的美，这是致命的，既是对她而言，也是对我而言。　　　　　
　　她没有笑，为什么？那个摄影师一定对他们全家都说“茄子”，而且象他们那样的家族，没有理由不充满自信。为什么？也许只是一时的不开心，发发小姐的脾气，或是看了阮玲玉的电影，故意这样以显出与众不同？不，没那么简单。与其说是我决心从她开始着手调查，不如说是照片上的她强迫着我走进她的世界，是的，我被她吸引住了，或者说我被她俘虏了。　　　　　　　　　
三　　　　　　
　　1937年11月底，太阳旗的阴影刚刚飘扬在了大上海的上空。在距前不久发生过激战的四行仓库不远的老闸桥北的一条弄堂里，27岁的海军中尉武田丘正身着着海军服慢慢走着。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上海这座城市。　　　　　
　　上海对于他的吸引力已不仅仅是国际饭店和大世界了，也不仅仅只是作为日本军人必须要征服中国的一项天职。在五年的时间里，他常常梦到一个人，武田下意识地感觉，那个人还在上海。那天秋风刮地很猛，他走出了北四川路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一个人沿着四川路向南走，有人提醒他最好带上几个士兵以保证安全，但他拒绝了。独自走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一点也不害怕，他在五年的时间里，花了极大的精力学习汉语，现在他的汉语水平已与中国通土肥原贤二相差无几了。当然他的上司认为这是一种为了征服中国而必须的准备，其实并非如此，武田是为了寻找那个人，那个中国人。　　　　　
　　那天四川北路上行人稀少，两边有的房屋被战火烧毁还是废墟，一队队海军陆战队忙碌地巡逻着，另有些日本人在争相传阅日军进攻南京的捷报。武田则似乎视若无睹，转到了老闸桥附近。时光已近黄昏，武田看着海军旗般的夕阳，一片失落感袭来，他茫然地走着，在路边匆匆地吃了晚饭，也不忌讳是否有中国人会给他放毒。　　　　　
　　武田失魂落魄地在老闸桥附近的小弄堂里游荡着，有遭轰炸后的废墟也有密集的居民区，更有许多人满为患的难民。不知不觉，夜深了，闸北的马路和弄堂都显得异常的冷清凄凉。就在这一夜，武田终于见到了那个人。　　　　　
　　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女人的脸很苍白，在煤汽路灯下，她吃惊的神色让武田终身难忘，这一夜对武田来说是在劫难逃的。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中一定会有这一夜的，这是天意，许多年后他翻阅日记时这样对自己说。　　　　　
　　这个女人正抱着她的儿子去找医生看病，她五岁的儿子发高烧了，但是当时闸北所有的中国医院都撤离上海了，而且私人诊所的医生是不敢在这样的局势下夜间开门的。武田带着她去一个日本军医那儿，自然，当时没有一个中国女人会相信日本军人的，但是，她儿子的高烧的确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于是，他们到了一所日本医院，武田慌称这是他自己的儿子，军医与他认识，就收治了孩子，打了针并开了药。　　　　　
　　走出医院，儿子已经在女人的怀中睡着了。女人淡淡地说：“谢谢你救了我儿子的命，我该怎么报答你？”这句话绝对是非常暧昧的，“报答”，什么叫“报答”？一个年轻漂亮的中国女人要报答一个年轻的日本海军军官那只有一个方式，我不便把这个方式说出口。　　　　　
　　但当时武田没有回答，他与一般的日本军人不同，他很单纯，非常单纯，他还不懂什么叫“报答”。他只是凭着一种模糊的直觉，一种在五年来一直都挥之不去的困惑，他跟着那个女人走了，走进了一条小弄堂里的房子。　　　　　
　　那时由于轰炸，闸北的民房都断了电，女人点亮了一根蜡烛。神秘的烛火把女人的脸覆盖上了一层红色，暧昧不清的红色。女人把儿子轻轻放在一张小床上，然后对武田说：“为什么要帮我，你到底要什么？”　　　　　
　　其实武田并不需要什么，他只想了解这个女人，解开五年来一直纠缠着他的种种疑问。“我只想要——”他却说不出口了。　　　　　
　　“你想要我？是不是？日本人。”女人其实想错了。她走进了武田，把头靠近了他，烛光下，两个人的脸上象烧起了一小团火。武田的额头又出汗了，接下来的事，他记不清了，只记得女人的嘴唇是那样滚烫，这滋味让他永远难忘。　　　　　
　　然后，是更加致命的事，就在女人的嘴唇贴住了武田的同时，武田突然感到腹部有一种凉凉的感觉，就象一块冰伸入了你的体内。接着，凉凉的感觉消失了，变成了一股火热，就象嘴唇上女人给他的感觉。这股火热充满了他的腹腔，令他热血沸腾，的确如此，武田的手下意识地摸了摸腹部，湿润，满手的湿润，还带着他体内的热气。他明白了，是血，自己的血，正从腹部源源不断地向外喷涌着。　　　　　
　　一声金属坠地的声音响起，武田眼角的余光看见了地上落下了一把刀，沾满血的刀，沾满了武田的血。女人的嘴唇继续贴着他，他知道这个女人在刚才干了什么。他现在还有力气去拔腰间的枪，但他没有，他什么也没有做，也许女人已经使他满足了。　　　　　
　　在身体即将瘫软下来之前，武田轻轻地问：“为什么要杀我？”　　　　　
　　没有回答，在武田失去知觉之前，他满眼都是这个女人诱人的红唇。　　　　　　　　　
四　　　　　　
　　我冒充大学生来到了一所大学关于旧上海的资料库里，要求阅览一份有关丁氏家族的资料。管理员查了一阵，说正巧刚才有人来查阅过，伸手指了指资料室的角落里一个埋头苦读的老头。　　　　　
　　空旷破旧的资料室里其实只有我，管理员和老头三个人，没有人来看这些古老的东西，在他们眼里，这堆资料简直就是废纸。但我不是，我非常惊奇天下居然有这么巧的事，我随便借了一份资料，坐在了老头的对面。过了很久，老头才意识到我的存在：“年轻人，你也想要看这份东西？”他指了指自己手里的资料。　　　　　
　　我点了点头。　　　　　
　　“我看完了，你看吧。”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然后步履维艰地走了出去。　　　　　
　　他是谁？　　　　　
　　我无暇多加考虑，抓紧时间看起了资料：丁氏的董事长丁天共有三子一女，长子丁安国，生于1904年，后接管其父的事业，于1937年12月与其父一同死于一艘从南京开往武汉的客轮上，客轮是被日军的飞机炸沉的。次子丁济国，生于1906年，抗战时期逃亡重庆，于1941年宣告丁氏公司破产，1949年后流亡台湾，1971年贫困潦倒而死。三子丁穆国，生于1908年，在父兄遇难之后，弃商从军，1942年战死于缅甸。小女丁素素，生于1910年，于1932年失踪，下落不明。　　　　　
　　所有关于丁家的资料全在这儿了。唯独小女儿的最简单，失踪？这是什么意思，是死还是活？还是从这个世界上彻底地消失了，不存在了，我开始怀疑这个丁素素究竟存在过没有。　　　　　　　
五　　　　　　
　　武田并没有死。　　　　　
　　他的命非常硬，虽然他体内的血流失了四分之一，但他依然活到了日本宪兵队在当天晚上发现他的那一刻。他被送到了医院，输了大量的血，在休克了三天之后，终于活了过来。后来他曾在日记中说，他在那晚的确见到了阿修罗地狱。　　　　　
　　事实是当时武田的身上正带着一份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重要文件。他到了深夜仍未回到司令部，于是军部开始担忧他的安全，其实更加担忧那份文件的安全。于是出动了宪兵队对闸北的大街小巷进行巡逻搜查，终于在武田出事后不久找到了他。与此同时，另一队宪兵发现了一个怀抱小孩的单身女人，形迹可疑地在深夜的上海街头跑着，而且身上全是血。于是他们追赶着女人，一直追到了苏州河边上，最终无路可逃的女人留下了孩子，自己一个人跳进了苏州河。没有打捞到尸体，估计已被河水冲到了黄浦江里。　　　　　
　　武田还没痊愈，就去看了那个关押在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孩子。这个五岁的孩子只知道自己叫雷雷，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武田对他说：“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武田雷太郎，你母亲已经死了。我就是你的父亲。”　　　　　　　　　
六　　　　　　
　　1942年的太平洋上，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赤城号航空母舰正劈波斩浪地向中途岛疾进。海军上尉武田丘手扶在栏杆上，看着停在甲板上的零式战斗机和轰炸机正在匆忙地卸下炸弹换上鱼雷。那天所有的日本军人都认为中途岛和美国的海军即将被联合舰队彻底占领和消灭。　　　　　
　　武田是在1941年的秋天离开上海的，在这之前，他已和雷太郎在上海的虹口共同生活了四年。雷太郎相信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日本人，尽管他的上海话说得比日语好得多。武田也相信他们冥冥之中就注定了是父子关系。离开上海的时候，他和雷太郎都哭了，他把雷太郎托付给了一个上海朋友马书全，由这位后来被定性为汉奸的好友监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