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出茅庐破大案-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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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我身上拍着找寻武器。又仔细看过车里面。　
　　“记住，”他说：“两只手都放在驾驶盘上，不要想歪主意，你要求引渡，我就他妈给你引渡。”　
　　“我不喜欢你的态度。”我说：“我抗议你这种蛮横行为，你侵害我的人权。我—一”　
　　“马上行动！”他不要我说下去。　
　　我马上行动，我们开进爱尔圣吐，他带我到警长办公室。副警长伴着我。警官和警长两人谈着。我听到他们用电话联络。我被带到监狱。警长说：“王先生，你看起来是好人，你何必要这些花样呢，你为什么不回去面对现实？你自动回犹马吉也许一切可以简单一点。”　
　　我说：“我有权不说话。”　
　　他警告说：“你要耍这些，也只好由你。”　
　　“我要耍这些。”我说。　
　　他们把我关进一个牢房和四、五个囚犯在一起。我就是不说话。晚餐送来我也不吃。晚餐后不久警长进来问我能不能自动放弃引渡状，不须引渡状自愿回犹马，我对他说去他的。　
　　我在牢房里住了两天，也吃了牢饭，老实说不算太差，只是气候太热。此外我没有报纸看，一点不知道外界情况变成怎样了，他们又把我放到另一牢房，由我独居没人可以谈话。　
　　第三天，一位带着阔边帽的大个子男人，跟警长进来，对我说：“你——王有德？”　
　　“是的。”　
　　“我自犹马来，”他说：“你跟我回去。”　
　　“有没有引渡状？”我问。　
　　“我有引渡状。”　
　　“我拒绝承认你的引渡状，我要留在这里。”　
　　他裂唇大笑。　
　　我抓住犯人用的吊床，升高我的声音：“我要留在这里！”　
　　这大个子叹气说：“这种天气硬拉你出去太累了。小子你还是识相自己出来上车好一点。”　
　　我向他大叫：“我要留在这里不走！”　
　　他推我转向，大个子拿出手铐铐住我双手，我拒绝说话，他们把我弄出牢房，弄进汽车。　
　　大个子给我加一付脚镣。“你自己找的，”他一面擦掉前额的汗珠，一面说：“你为什么不合作一点，老天！那么热。”　
　　“对我如此你会后悔一辈子。”我说：“我又没犯什么罪，你们不能诬蔑一个好——”　
　　“闭嘴！你给我省着点。”他打断我的话：“那么热，我还要开车，我不要听你喷嚏。”　
　　“要听也不给你听。”我说，把自己舒适地靠向车座。　
　　我们开车经过闪闪发光火热的沙漠。烈日照耀下地平线扭曲得像波浪，空气太热吹到我脸上，连眼珠也像煮鸡蛋快熟的感觉。车胎有如粘在公路上，滚动时不断因缠结又拉离发出哀怨的咧——涮——侧。　
　　“你真会选最好的天气出工。”我说。　
　　“闭嘴！”　
　　我就闭嘴保持静默。　
　　我们一路往犹马直达法院。副地方检察官对我说：“王先生，你给好多人增加了太多麻烦。你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他们本来不必自找这些麻烦的。”我说：“假如你以为这些是麻烦了。你看冤情大白之后他们有多麻烦。”　
　　“他们会有什么麻烦？”　
　　“我要控告他们恶意起诉。不单拘捕及污辱人格。”　
　　他打着哈欠说：“不要说笑话，我都快笑死了。本来小事一件，车子不是全新的，本是示范车，你多开了几哩路，只要还给他们，他们也许不为已甚，但你弄到必须引渡等等，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他们为什么不把我付的支票去兑现？”我问。　
　　他笑着说：“因为你先一步去银行把钱取走了。”　
　　“瞎说。”我说：“那是另外一家银行。”　
　　“什么叫另外一家银行？”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我当然太懂你什么意思了。那是用之有年的金光党方法。你存两千元在银行里，你把支票留在车行里知道他们会查你存款够不够，你知道他们在手续办全，你开走车前不可能拿去兑现。你在银行关门前赶去把钱提剩两百元。你想任何人发现支票不够，存款前你有18个小时，只是你自己算错办得早了一点点。车行在你离开银行后5分钟去银行，他们每天结束营业要把现钞支票都存进银行。”　
　　我瞪着他，让自己的眼睛睁大，下颌垂下。“老天！”我说：“你说他们把我的支票拿到第一国家银行去兑现！”　
　　“为什么不？那本来是第一国家银行的支票。”　
　　“不，不是的。”我说：“我给他们的支票是商业银行的支票。”　
　　“不，不是。”我说：“那么我的1800元是从商业银行提出的。”　
　　“你老提商业银行，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他问。　
　　“因为我在那边也有一个户头。”　
　　“也有个户头。”　
　　“是的。”　
　　“有什么可证明的？”　
　　“我准备开车赶夜路。”我说：“我不想把支票本带在身上，我把它放在信封里寄到总局留交自取，你可以派人去拿来看，就足可以证明我不在骗你了。”　
　　那大个子警官和副地方检察官交换着眼神。　
　　“你的意思你不是金光党？”副检察官问。　
　　“当然不是。”我说：“我承认我开了一张假的汇票给一位不存在的傅乐声先生。我就是要开车去洛杉矶以博先生名义把汇票拿到。但我没欺骗任何人。我给银行增加点业务而已。”　
　　“那目的是什么呢？”　
　　“建立一点银行信誉而已。”我说：“我要银行觉得我业务繁忙，信誉良好，可没有法律禁止我如此做呀。”　
　　“但是你给车行这张支票，随后又自存户中将存款提剩两百元。”　
　　“没有，我提款提的是另外一家银行。至少我确信是从另外一家银行提的。”　
　　助理检察官用电话问商业银行，“你们有没有一位王有德的客户？”他问。　
　　他握着电话等候了一下，对方在电话中回了一些话。他深思了一下说：“谢了，有事再联络。”　
　　他说：“给我写张便条给邮局，授权我可以去拿你在邮局交你自己的信。”　
　　我照他意思写妥交给他。　
　　“在这里等。”他说。　
　　我就在他办公室等了一个小时，当他回来时，那卖给我汽车的人和他一起进来。他说：“哈罗，王先生。”　
　　“哈罗。”　
　　“你给我增加了一大堆困难。”　
　　“你给你自己增加了一大堆困难。”我说。“老天，也许你已经知道了这是一场误会，你为什么不直接和我联络，假如我要骗你钱，为什么我不把银行钱领光，还要留200元在户头里？”　
　　“但是——你看——换了你，在当时情况，你会怎样想。”　
　　“我怎么知道你会怎样想？”　
　　“这样。”他说：“你看中那辆车，价钱也没算你贵，我们只要车款。”　
　　“你会得到一记耳光。”我说：“另外有人会告诉你诬告，非法拘捕，诬蔑人格及其他罪状。”　
　　“胡说。”副地方检察官说：“不要来这一套。就算你有错误，但这是你的错误，不是他们的错误。”　
　　“好呀！”我说：“你跟你地方人士一鼻孔出气，我要自外地聘个律师来，我从洛杉矶请个好的律师来。”　
　　他笑着。　
　　“那就从凤凰城请一个来。”　
　　他们交换眼神。　
　　“王先生，”车行人说：“这完全是误会，但是是你的错误。你从错误的银行中提了款。也可以说是给我们错误银行的支票。我也不知你怎么错的。”　
　　“我是弄糊涂了一点。”我承认。　
　　“我们两人都得了一次不幸的经验。州政府不肯出引渡状除非我们付所有的费用。我们也损失不少钱。这样好了，王先生，你给我们一张商业银行1672元的支票，我们两人握握手，一切叫停，怎么样。”　
　　我说：“我会给你商业银行的支票。那是因为我从不欠人钱。我承认我有错误，但你不该立即自以为然，请警方处理，那要叫你花钱的！”　
　　副检察官说：“王先生，打官司是没好处的。事实上你的行为造成技术上的罪行。假如车行存心不良，他们也可以告你。”　
　　“让他们告呀！”我说：“我在监狱待的每一天，都会叫他们花钱的。”　
　　警长也参与会活，他说：“我看既然这是一场误会，我们不要意气用事，我们要想正当方法解决。”　
　　我说：“我要这辆车，我仍要这辆车。这车不错。我也愿意一付1672元。我跑错银行提我自己的钱。如此而已。”　
　　“那你不再追究其他一切了？”警长问。　
　　“我可没这样讲。”　
　　副检察官对车行人说：“除非他签署放弃一切诉讼权，否则事情总不能解决。”　
　　“好了，好了。”我作投降状：“你们写好，我来签字，把雪茄拿出来庆祝庆祝吧。”　
　　副检察官打好一张文件，我仔细看过，他们对我的一切控诉权都全部放弃。我也不可再因此事控告他们。我对副检察官说：“我要你和警长共同签署。”　
　　“为什么。”　
　　“因为，”我说：“我对这里的手续不太熟悉，我不希望自己的权利放弃之后又出什么鬼，证明上只说车行不可再予追诉，但警方如何？法院如何？”　
　　“没这回事。”他说。　
　　“即没这回事，你们答复又何妨？你们不签我也不签。”　
　　大家签了字，我拿到一份．放入口袋，他们给我一张商业银行空白支票，我签了车款的钱。大家握手，车行的人先回去。大个字原来是副警长，他说：“从沙漠开车回来真热死人了。”　
　　我站起，装出心事状。开始在他们办公里走来走去。警长奇怪地看看我说：“王先生，怎么了？”　
　　“我心里有个解不开的问题。”　
　　办公室中很静，警长，副警长和副地方检察官都专注地在着我踱我的方步。　
　　“什么问题。”警长说：“说说看，也许我们能帮点忙。”　
　　“我杀了一个人。”我说。　
　　全室静到可以听出绣花针落地。　
　　副地方检察官打破肃静。“你做了什么？王先生。”　
　　“杀了一个人。”我说：“再说，我的名字也不叫王有德。我真正的名字是赖唐诺。”　
　　“喔！”警长说：“你的花样也太多了。现在又怎么啦？”　
　　“不是耍花样。”我说。“我用王有德名义来这里重新做人。倒不是冒名顶替，而是重新开始。但是不行，良心受责太多，就是对不起死者。”　
　　“你杀了什么人？”警长问。　
　　“一个叫韩莫根的人，你也许见过报，是我杀的。”　
　　眼神在他们三个人中间飞来飞去有如内野传球似的，警长突然改用非常和蔼关心的语气说；“也许你把心中一切吐出来后，会好过得多。赖先生，是怎么发生的？”　
　　“我有一个职位是当私家侦探；替一位柯白莎太太工作。韩莫根有位太太名叫仙蒂。仙蒂有位朋友赫艾玛与她同住，艾玛可真全身是女人。”　
　　“我受雇把传单送达莫根。我知道有人要扼杀艾玛。我问她，原来有人进入她卧房，她醒来那人扼他，她拼命挣脱。她为此怕得要死。”　
　　“她是好人，我喜欢她。我不放心她单独留在公寓里。我说她管她睡觉，我躲在壁柜里保护她。她不同意，因为仙蒂与她同室，我们说好仙蒂回来我就离开。　
　　“我们谈到很晚，不知仙蒂何时回来，我叫她睡，关上灯坐在壁柜里。我带着枪我尽可能不睡，但终于合了一下眼。醒来时听到艾玛在大叫，我打开手电筒，一个男人在床旁扼她喉咙。手电筒亮光使他想逃，我也太紧张了，一扣扳机他应声倒下。我把枪抛在地下逃出了公寓。艾玛自床上跳起随我出来。风把门吹上，是弹簧锁再也回不去。她说她可躲起来等仙蒂回家，我们也不想报警，我们想仙蒂回来可能有什么办法把此事掩盖起来。艾玛决定为我顶罪，所以我就开溜。”　
　　“我后来知道她把一切顶起。我本来想她可以用自卫脱罪，但是后来事情演变不是那回事。”　
　　警长说：“请坐，请坐，慢慢来，不要急，至少你现在心里平静多了，赖先生，那把枪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那完全是另外一段。”我说。　
　　“我也知道与此无关，既然已经说了，你把心里一切吐出来，你就会很舒服。说一半你仍会心里难过的。想想看你全部吐露之后今晚睡得平安多了。”　
　　“枪是孔威廉给我的。”我说。　
　　“孔威廉又是什么人？”　
　　“我在东部时常在一起的人。”　
　　“东部那里？”　
　　“堪城。”　
　　接下来的无声中我听到副检察官倒抽了口气。　
　　“你最后在那里见到孔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