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历史-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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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的出路就是发现＇因信称义＇的道理。他确定人不能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义人，上帝只是因著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白白称人为义。人毋须勉力成为义人，事实上即使再努力亦不会成功，他唯一能做的、且在上帝眼中看为有价值的，是相信基督，与他联合，好让基督的义＇转账＇ 为他的义。马丁路德并非自行创造因信称义的教义，他不过是复原圣经教导的道理罢了。
耶稣会的创办人罗约拉的伊格那丢的经历亦相仿，他一心要做完全人，甚至以行乞度日，过彻底赤贫的生活，但仍自觉罪孽深重，内心得不到平安。最後他得出一个结论：人永远不能单凭己力立志讨上帝喜悦，事实上他的意志正是犯罪悖逆的罪魁祸首，唯一抵销悖逆的方法就是顺服，放弃个人的思想与意志，甚至放弃妄图成为圣人的野心。由於顺此需要有具体的对象，所以他主张顺服在以教皇为首的大公教会之下，确认教皇是基督在世的代表，无条件地服从他。人不能妄求过圣洁生活，也不要妄求为上帝作大事：他只能听命於大公教会，将一切筹算都付托给凌驾其上的属灵权威，由它分诉发落。伊格那丢创办的耶稣会，要求修土比一般修会多起一个誓：在贫穷、贞洁、顺服之上，另加上彻底效忠教皇。耶稣会成了日後罗马天主教会的＇铁血兵团＇ 。
卫斯理约翰也有同样的经历。他要做完全人，过严谨敬虔的生活，遵守各项道德诫律，竭诚服侍穷乏人；但是，他愈想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便愈有达不到要求、自惭形秽的感觉。在莫拉维弟兄会的同工引导下，他得著一次特殊的＇重生＇ 经历：突然觉得自己被圣灵彻底充满、生命为上帝的爱所包围，使他彷佛脱胎换骨了：上帝的义注满他的里外，将他原有的罪洗涤净尽，他感觉自己的旧我已被彻底钉死，现今活著的不再是他，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称这样的经历为＇全然成圣＇ （ entire sanctification），获得这样经历的人便可以达到＇基督徒的完全＇ （christian perfection）。由於此种成圣并非人为努力可达成的，完全是圣灵的恩典与作为，所以他又称之为＇圣灵的第二次恩典＇ （second grace of theHoly Spirit，所谓第二次，乃相对於圣灵的第一次救恩）。
2．卫斯理约翰的成圣观与改革宗的异同。
一直以来，改革宗对成圣的理解，都是道德行为的完善，就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与他所蒙的恩相称；而卫斯里约翰本人亦一直想在道德行为上成为圣洁。但是，他发觉这是一个不断努力亦永远不能实现的目标，没有人可以宣称他的行为已经完善了；如此，他便只能永远落在无止境的追求、不断希望却又只有失望的境况中。这种信仰理想与人现实的差异所造成的张力，是教人难以承受的。卫氏的出路，是不再求在客观事实上达到道德行为的完善，而是在主观感受层面获得圣洁无垢的经历；如此，圣洁不复是人行为上要达到的目标，乃是在经验上所要追求的境界。
无可否认，卫氏的＇重生＇ 经历与成圣观，对於解决人立志行善却行不出来的挫折感，是颇为有效的；但要是我们将它看为一个自足的成圣模式，便颇有问题了。它最主要的危机是将主观感受混同了客观的境况，甚至以前者取代後者。经验圣灵的充满、感到圣灵洗涤自己的罪污，无疑是重要的，但这样的内在感觉与经验却不能使人在行为生活上真个成为完善的人。成圣须用工夫，其中没有任何捷径。要是我们把＇觉得圣洁＇ 此主观感受外在化与客体化，变成对个人思想行为的客观判语，不啻是自欺欺人，把宗教信仰挪作鸦片之用。事实上，成圣经验唯一能消去的是个人对昔日的罪所产生的罪疚感，而不是罪性与罪本身。
这种＇重生＇ 经历的教导点出，圣洁不是人在伦理层面能达到的境界，却是在经验层面上得著全然圣洁的感觉；这是一种被动而非主动的圣洁，与马丁路德所说＇被动的义＇ 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被动的义＇ 这个观念影响极其深远。倘若我们问一位改革宗信徒：＇你有甚么得救确据呢？＇ 他的答案将是：＇人并不可能得著一个得救的确据，救恩完全是上帝自由的拣选和预定，跟人的行为（包括宗教行为，如是否曾决志受洗〕无关；人充其量只能凭信徒所结果子的好坏，以鉴别他是否连在好树上、是否具有生命而已＇ 。藉著行为与生命表现来推断人是否得救，是改革宗其中一种辨认得救与否的方法。
卫氏所教导的重生经历，则为人提供了另一种更为简明、又更易鉴别救恩确据的方法。只要我们内心经历圣灵的充满，获得某个超自然的内在体验，便可以肯定自己是已蒙上帝拯救的人了。宗教经验是辨别信仰真伪的确据。
或许有人会进一步问：「这种个人的内在经历，若纯粹为主观感受，会不会太任意、太个人化了一点呢？有没有某些众人共有的外在证据？＇ 五旬节宗对此的答案是：「有的！所有接受圣灵充满的人，都会得到某种超自然的能力；圣灵不但会改变个人的脾性品格，更会赐下外在的特殊能力以为证据，包括讲方言，施行神迹奇事等＇ 。五旬节宗这属灵传统，乃是受卫氏成圣观所衍生的圣洁运动（ Holiness Movement）影响，而发展出来的。
3．对华人教会的影响。
卫斯里约翰的重生观念对华人教会有深远的影响。中国近代一位伟大的布道家宋尚节，便是循道宗的会友，後来更被按立为该会牧师；虽然他的思想并末完全为单一的宗派传统所约制，但他毕生却致力宣扬循道示的重生观念；而在他的环球奋兴布道的推广下，重生道理广泛为华人教会所认受。早十多年前，不少华人牧者跟陌生的基督徒碰面时，总是率直地问：“弟兄（或姊妹），你已重生吗？〃 对他们来说，重生经历是一桩独立的事件，是个别性且一次过的，而不是头脑上认知基督使我们得新生命。所以，若不能说出自己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有重生经历，即等於尚未重生根据宋尚节等的教导，重生经历大抵是这样得来的：一个人必须志切重生，积极寻求圣灵的特殊恩典，才有可能得到这个经历。他得首先从认罪开始，仔细回忆过去曾犯过的每一桩罪，钜细无遗，逐项逐项的向主祈求赦免，不能轻忽马虎，不能故意遗漏。
在他正为个人的罪大恶极感到羞愧难当，衰恸到很恶自己的地步之际，他突然感到圣灵的光照，耶稣基督的宝血把他所犯的罪全然洗净了，通体得以皎白如雪，他经历到一种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喜悦与快感。这就是重生一刻的来临。中国教会不少属灵伟人都有以上的经历。
V．循道主义
循道主义或循道派（Methodism）这名称，乃由卫斯理约翰的弟弟查理所定，以志他们注重纪律，宣扬按法则而行的生活方式。卫氏对此名称表示同意，并指出「一个循道教友就是一个按圣经所揭示的方法而生活的人。不过在早期，循道派只是指著那些受威特菲德及卫氏影响而重生的人，其中包括了圣公会的福音主义者（Anglican Evangelicals） ；後来当循道派独立出来自成宗派後，这个名称便指卫氏的循道宗的教友（WesleyanMetjpdosts）。
A．循道派的雏型。
卫斯理约翰秉承敬虔主义的传统，原初并无建立教会或宗派的打算。他目睹英国圣公会存在著的种种积弊，深信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变革，方能摆脱其深重的属灵危机；但是，他的处方不是另起炉灶，自立门户，而是发动信徒成立小组，建立团契和教导的组织，强调善行与属灵生命，帮助他们更多参与事奉，从下而上地的改造教会。
作为成功的奋兴布道家，卫氏周游各地，主持许多公开？ ？道及培灵聚会，吸引社会人士参加。但与威特菲德不同的是，卫氏在圣公会牧师家庭长大，自小习惯各种崇拜礼仪，凡事规规矩矩，对於随机凑合的野外布道心存抗拒，他仍然期望过有组织的宗教生活，在正式的教堂讲坛上宣讲。不过，他那种充满感情、富生气的讲道方式，以及对个人与社会罪行的恒常指摘，却不获得当时惯於讲体面及陈腔滥调的教会所容，并被视为激进主义与宗教狂热者。故他愈来愈难获得圣公会教会的讲道邀请；骑马到各处，在村庄草原上、市区广场里、甚至在旅馆门外宣讲，遂成为他毕生主要的事奉形式，据统计他一生讲道次数达四万二千次之多。
卫氏是一位卓越的组织者，为了达到组织化的目的，他道德把一直参与的会社［先是在阿尔德门街聚会，後迁往费达巷（FettrrLane）〕改组，成立不同的细胞小组，称为「小团」（bands），每小国有六至八人。这是直接仿照莫拉维弟兄会的「守望屋。所设立的基层单位。及後，他分别在伦敦和布里斯托（Bristol）邀请那些被他的奋兴布道感化的人加入会社，共组织了数十个会社，目的要一同祷告，接受劝勉，彼此以爱心照顾，以致他们在得救工夫上可以互相帮助。他将这些为数众多的自愿参加者编入不同的小团，小团乃单性群体（即性别相同，年龄、职业相仿），而早期所有小团领袖皆由他亲自指派。
小团每周举行聚会，它的功能不是联谊或康乐，而是像共产党般，让信徒在其中过有组织的群体生活。小团每个成员立志共同遵守约章，严格遵守圣经要求；约章主要分为三点：不做有害处的事（避免酗酒、诉讼、礼拜日工作、犯罪），行善（社会服务、在商业上支持循道派信徒），遵守上帝的律例（包括公共崇拜、圣礼、个人灵修、禁食）。成员间彼此守望监察，互相交代认罪。他们如何实践这种监察呢？清教徒以属灵日志取代天主教的告解，将每天犯上的罪逐项写下，在当天晚上为每一项认罪悔改；循道主义者则以小团聚会取代告解，在每星期的小团聚会中公开交代自己所曾犯的过错，然後互相认罪、批评、劝勉、督责、改正。
1742年，卫氏於布里斯托的会社中改行＇班会＇（classes）制度，每班会十二人。班会除发挥与上述的小团相同的功能外，班会领袖更扮演著牧者的角色，他们每周与班员见面，查问他们日常生活行为，以便执行纪律。这些班会聚会发挥了门徒训练、传福音、纪律及筹款（救济穷人）的作用。
他们每月举行一次爱筵，由於不在教会体制以内，所以他们不称为圣餐，而是共同分享食物而已。
B。循道会的成立。
卫斯理约翰无意成立新的宗派或教会，他鼓励所有信徒在参与会社与班会活动之馀，仍旧到教堂守礼拜、领圣餐；会社安排的一切活动时间，均以不影响教会例行的聚会为原则。但是，由於他致力向低下阶层传福音，那些刚得救的会友，大多难以适应当时圣公会贵族化的礼仪形式，因此他得另为这些人安排聚会与崇拜地方。
1739年 5月，卫氏在布里斯托的马市（ Horsefair）购入一块地，建造了循道会第一座礼拜堂；不久他收购伦敦一间荒废了的铸造厂（foundry），将之改建为教堂，这便成为循道会在伦敦的中心。
循道派的活动范围愈来愈广，组织日见严密。 1744年，卫氏与四位圣公会圣职人员在伦敦开会，商讨复兴运动的有关事宜。这个完全由圣职人员组成的会议，逐渐发展为每年定期召开的年议会。
1784年，卫氏发表了一篇《契约宣言》（Deed ofDeclaration），任命一百位传道人加入法定年议会，组成了循道派最高权力的管理组织。（日後，年议会加入经推举出来的平信徒代表。）基於圣公会对循道派活动的孤立与排斥，加上愈来愈多信徒只参与循道派的聚会，循道派实际已自成宗派；不过，卫氏坚拒接受与圣公会分裂的事实，他固执地相信自己仍是圣公会的一员，强调循道主义的目的不在分裂，而在复兴圣公会。
但是，美国的独立运动却加速了循道派与圣公会的分裂。美国建国後，由於几乎所有圣公会的圣职人员皆逃离、或被调离这个背叛英国的新大陆，教会严重缺乏牧职人员施行圣礼。卫氏曾恳求圣公会的主教派遣圣职人员帮助美国的教会，但被拒；他相信根据新约及初期教会的做法，所有牧师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