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4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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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弈沃伲飧赡苁抢醋缘笔薄凹蟹熘小钡摹岸氛�924不过，实在很难说，周扬是否一直等到自己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关进秦城监狱以后，才“觉醒”的。换言之，当时在“文人周扬”身上是否还残留着哪怕一丝未被那个“政治周扬”蚕食殆尽的悲悯性情。
人是复杂、多面的，拿周扬来说，一方面，他伤害过太多的人。这里仅举1959年对郭小川那篇从未发表过的诗歌《一个和八个》的批判：《一个和八个》是郭小川在1956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五六月间”完成的。写完以后，“由于快乐，也由于对自己这个人的欣赏，我简直狂热了。”因为“这是一首真正用心写的诗。”但因诗中的政治敏感因素难以把握，修改后虽经几位名家、名编辑看过赞不绝口，但《收获》杂志还是决定不发表为好。1958年2月，周扬要到湖南，郭小川将诗作交他审阅，并附一信，说明了《收获》的意见，自己倒没觉得有那么严重。周扬回来后，郭问他有什么意见。周说只看了一个头儿。一个月后，郭又问周。周说夫人苏灵扬看后，表示不赞成这个题材。郭这才感到或许是题材真的有问题，便不去管它。直到1959年6月，周扬将《一个和八个》直接交给作协党组，要他们批判郭。难怪郭小川在1967年就认为，“周扬、刘白羽的手法是不正派的。《一个和八个》诗稿在周扬那里放了一年零四个月，当我给他们当驯服工具时，他一声不吭的；当我跟他们闹了别扭时，他就批下来叫作协党组批判。我写给刘白羽的信，也在刘的手中放了几个月，后来才忽然拿出来批判。”925另一方面，周扬又确实在几个难得的瞬间流露过“铁面判官”少有的温情。陈登科就曾受到周扬的保护。他记得，“五七年，反右扩大化，我也险些儿被打下去。周扬同志爱惜人才，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给安徽省委文教书记陆学斌打电话说：‘陈登科是一个老实人，好人，他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对党是没有异心的。’由于这样，才把我保护下来。周扬同志在关键时刻是我的保护人。”“胡风分子”彭柏山也得到过周扬的关心：1960年，彭柏山流放青海师院当资料员，后来学校精简人员，彭便写信去中宣部求助，希望帮忙重新安排工作，周扬接到信后立即批转。据沙汀日记透露，周扬也曾在私下里对建国后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对作家创作造成的影响，表示过不满。另据秦牧回忆，1962年，他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古巴，团长是周扬。他感觉周扬“雍容大度，没有什么架子，谈起话来对人很亲切。……在闲谈中他向我提起了他的英年早逝的长子，竟然滴下了眼泪，后来我还见到他在激动时下泪好几次。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情感丰富，具有真挚感情的人。虽然像他那么一个历经沧桑的人物，会那么容易掉泪，是远远出我意料的。”926在对待丁玲的态度上，当然丝毫看不到周扬的这一面。一方面，丁玲在遭到批判，并被定为“反党集团”、“叛徒”和“右派分子”的蒙冤日子里，她惶惑、震惊、恐惧、怨愤。一次，她竟当着一些党内干部的面，放声大哭：“我痛苦哪！我犯了什么罪呀！“做党员怎么那么难哪！可她只能在心里发出“天问”：“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尊重事实，没有一个人能为丁玲说句公道话吗？”另一方面，她心里十分清楚，“我的案子，当然是文艺界的一些人捏造出来的，汇报上去的，但不经上边，也就是毛主席的‘御笔’，他们打不倒我。”927事实上，对1927年入党，曾参加过长征，并在30年代担任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在上饶集中营做过国民党的监狱的资深革命作家冯雪峰，也是如此。1957年，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党。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的通栏篇幅是：冯雪峰是“三十年来一贯的反党分子。”当年他看到这一宣判，悲愤得“想到过要毁灭自己。”928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或许正因为他“资深”，才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也还是因为“资深”，才觉得有资格对老舍那样的爱国作家进行“粗暴的申斥”：“有一次冯雪峰同志指着我的鼻子，粗暴地批评我的作品。”929试想，如果不是“反右”时有“批判”冯雪峰的机会，同样“资深”的老舍这份委屈该向谁申诉呢？
知识分子命运的“另类”抉择（2）
不过，这里也许埋藏着一个疑问：周扬是参与捏造丁玲罪名的大将，还是毛泽东“御笔”驱谴的先锋？同时，还有另一个谜团：除了难以预测的政治因素，周扬与丁玲和冯雪峰个人之间的积怨，是否也是重要原因呢？因为早在“左联”时期，胡风、冯雪峰与周扬之间，由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冯雪峰按鲁迅的意思起草了指责“四条汉子”的文章，积怨已久。建国后，周恩来安排冯雪峰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曾不情愿地跟好友发牢骚，“看看中宣部那几个人，叫我怎么工作？！当时，周扬正担任中宣部副部长。而冯雪峰与丁玲的关系又非比寻常。930也许正是基于此，忏悔的晚年周扬，在1975年出狱之后，第一位拜望的就是冯雪峰。一见面，他握着冯雪峰的手哭了，当面致歉：“历史证明你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为人是正派的。”此时冯雪峰已患癌症晚期，生活十分困难。见此情形，周扬回家后，在尚未恢复工资的情况下，立即请夫人筹措数百元钱去周济。自己的党籍还没有恢复，他又亲自上书毛泽东，要求给冯雪峰恢复党籍。当得知长期关押的胡风，获释后回京住院，他也是立即前往探视，当面告诉胡风中央决定给他平反，同时真诚地表示：“反革命集团”一案，虽是中央决定的，“我们也有责任，”“文艺理论你是最深刻的。”931不管怎么说，周扬或多或少地是已经在从文人恩怨的角度来反思其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也是催人警醒的。
如此看来，跟远不止这些有着复杂到“后见之名”也难以说清的是非与恩怨沧桑的作家们比起来，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命运抉择真可称得上是嵇康式的异数了。陆键东所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时令洛阳纸贵，便是最好的明证。书中的这样一个细节发人深思：当1953年11月，一位“使者”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信，兴致勃勃地南下广州，劝说陈寅恪到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时，这位使者绝不会想到陈寅恪竟会有如此的魏晋风骨。他居然提出了担任所长的两个触犯天条的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毛泽东——笔者注）或刘公（刘少奇——笔者注）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便是当时学界暗地里流传的“陈寅恪公然提出不学马列”说法的由来。陈寅惆不能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的态度非常明确：“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932随后不久，63岁的陈寅恪口述了那篇今天看来堪称绝响长文《对科学院的答复》：“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的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政治，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933这样，陈寅恪断然将自己通往北京的大门关闭了。不仅如此，滞留广州不肯“北归”的陈寅恪，继续着他的“另类”抉择。1954年11月，中山大学举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型讨论座谈会，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全部全授都出席了，唯独陈寅恪缺席。这也许不能单单归于陈序经在岭南大学时给陈寅惆赐封”的“尚方宝剑”——陈寅恪可以不参加除上课外的任何活动。934因为1957年“反右”开始前他令时人难以理解的“另类清醒”就很能说明问题，1957年5月10日《光明日报》有这样一段描述：“这几天的报纸，真个是大鸣大放，大概知名的学者、教授无不发表了言论，就是懒于发言的知识分子党员也被记者将了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深深地激起了全国知识分子无限的关怀。怎么，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还未发表他的见解呢？
我问过一位记者，他告诉我，这几年陈先生在广东很少发表意见。他不喜欢应酬，也不常接待外人。谁若问他对百家争鸣有什么意见，他只淡然地让你去看看他的门联，不轻易发言。这使我很纳闷，为什么当代一家学者，独默默而不鸣？”935可是，当1958年，面对中山大学连续两轮的大字报批判，在“反右”这位在“1957年那场风暴中冷眼看花开花落的极少数清醒者”936的陈寅恪，愤然上书校长，表示：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陆键东感叹：这是一个软弱无助的知识分子所唯一能行使的了结自己命运的可怜权利。937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中，当中山大学批判陈寅恪的大字报将他淹没时，他再次以“声明”的形式表达出陈寅恪式的“尊严”。陆键东是这样描述：“从1966年冬开始，陈寅恪多次被迫作书面检查交代，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交代。据个别看过这些交代的人回忆，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间人人都不能不写的套话，但真正最能显示陈寅恪心态与风骨的，还是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1967年4月2日，陈寅恪便有这样的一纸声明：‘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说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亲密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938我想，正如汪荣祖所说，对处在日益严重的病痛，尤其是变本加厉的精神折磨下的晚年陈寅恪来说，“最可安慰者，莫如其早年清华弟子刘节（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和梁方仲在文革风暴中，毅然护师。与后期党员学生相比，批师邀功者有之、划清界线者有之，不啻天壤。”939
知识分子命运的“另类”抉择（3）
唏嘘之余，陈寅恪的“另类”命运抉择，不禁使我一下子联想到1949年以前包括陈寅恪在内的西南联大的那些教授们，在当时中国是“一个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专业上有固定方向的”知识分子群体。据谢泳考察，“虽然当时在大学任教的教授有相当一批人分属于民盟、国社党、青年党等政治团体，但他们在论证的时候，多以个人身份发言。张东荪就多次说过：‘本人向来在政治上苟有主张，总是独往独来，所以虽隶属于民盟，而所说的话却是不代表民盟，读者千万不要误会。’”张东荪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每次校务会议上都要恭读总理遗嘱，他对此很不高兴，遂夺门而出，并声言：‘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可见张东荪的个性。曾经有一段时间，国民党为了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联大的所有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