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重本一抹思想-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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滓财姆比伲罄辞睾阂越蹈鞒笮小啊≈乇疽帜 保┚呤晡幢洌桃捣⒄挂恢笔艿阶枘印Ｏ惹厥毖跛枷牒蔚然钤荆俺瓢偌艺幕平鹗贝院骸 爸乇疽帜逼牢觥�201 武把儒术定於一尊后，中国学术文化的自由发展即大受桎梏。作为中华民族象徵的长城，在秦以前已经兴修。都江堰等重要农田水利工程，有许多都修建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 文房四宝 ”的笔、墨、砚、纸，前三者在战国已经发现。至於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最迟在战国已经出现，火药的发明应归功於炼丹术士，造纸法、印刷术虽然发明稍晚，但未必一定是中央集权的必然产物。诚然，自秦代奠定中央集权制以后的两千多年来，中国不是没有发展，但这种发展实在太过缓慢了，而且主要不能归功於中央集权制。因为在一些分裂割据时期，各地经济的发展比起一统时并未遑多让，如六朝时江南一带的大力开发，五代十国时代南方经济的普遍繁荣，南宋时海外贸易之兴盛，这些在历史上均有定评。如果说中央集权制有所贡献，更多地表现在统治术的改善方面，包括厉行保甲制与严刑峻法、篡改历史文献和消灭前代痕迹、发展避讳之学和鼓励歌功颂德、加强君主集权和大兴文字之狱，等等。不错，人们通过考古发掘，确曾出土了大量的中国历史文物，但其中主要乃皇帝宫殿或贵族陵墓中的奢侈品。它们和隋炀帝为个人享受而下令开凿的大运河，以至帝皇、贵族的木乃伊，哪一项不浸透著万千奴隶、农夫、工匠的血、泪、汗？！总之，重本抑末政策造就了中国独一无二的“ 大一统 ”和“ 中央集权 ”，形成了上层的极端奢靡和下层的极端贫苦。对於这种长期压得中华民族喘不过气来的沉重历史包袱，难道可以不加分析地予以歌颂并引以为荣吗？重农抑商加剧全民族的两极分化重农抑商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极其严重而又深远的。由於它与中央集权制的相辅相成，确保全国永远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并使之受国家官僚机构的垄断。所谓以农为本，主要是发展粮食生产，形 202 成一个全国亿万民众“ 搞饭吃 ”，使中国民众满足於“ 有饭吃 ”的局面。历代统治者都习惯於认为中国老百姓所需颇低，但求温饱而已，政府的责任端在使农业维持一个好年成，因此农村最广大的居民几无商品消费可言。结果不仅被列入“ 末作 ”、“ 末事 ”的工商业长期受抑制，而且农业本身也一直停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唯其如此，方能理解为何在中世纪同属自然经济，西方分散的封建主庄园后来却较快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而中国农村却千载如斯、一成不变，盖中国的商品许多都由官方专卖以供皇室、达官们作为奢侈享受用，而绝大多数民众的消费水平一直处於极低下的程度。在重本抑末的国策支配下，不仅工商业属於“ 末作 ”、“ 末事 ”，而且科学技术往往被视为“ 奇技淫巧 ”而加阻遏。这就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呈现畸形发展的状况：一方面有曾经领先於世界的造纸法、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 四大发明 ”；另方面工商业的不发达，却使社会基础极为薄弱。西方古代的某些科技发明虽比中国迟，但后来工商业发展的要求却导致产业革命与海外扩张，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奠下基础。而中国的罗盘后来却用作看风水的堪舆，火药则以燃放节日鞭炮或焰火而有名。 重本抑末的政策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给后世留下一个极端落后的农业基础，造成全民族悬殊的两极分化。社会阶层两极分化的严重，是中国民族（尤其是汉族）历史的特点之一。一方面上层具有高度物质、文化享受，另方面下层却非常贫穷愚昧。以主体民族汉族而言，即缺乏比较平均，统一的全民族文化，民族内部上下层之间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差距过於悬殊。乍看起来，中国缺乏希腊、罗马那样发达的古代奴隶制以及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中国农民的生活境况与人身自由程度似乎不低，其实情形并非完全如此。古罗马的奴隶地位固极低下，但在自由民中，贵族与平民的差距似不比中国大。后来随著奴隶、隶农与农奴的 “重本抑末”评析 203 先后解放，欧西国家上下层的文化水准及生活程度差距便比东方国家接近，而举族一致的民族、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自较易奏效。中国自古以来，农民表面自由，但实际上其遭遇并不比欧洲古代隶农、农奴好多少。他们数千年来所忍受的非人待遇，同帝皇、贵族们的奢侈享受相较，实有天壤之别。因此，古代中国虽有惊人的世界先进发明、中国的武器也可进入世界的前列，但小农经济却千百年来依然故我，而这种根深蒂固的落后基础，一时是难以迅速改变的。中国民族两极分化的严重，中国下层民众生活的极端极下，既是重农抑商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历代王朝蓄意制造的恶果。众所周知，愚昧与专制乃密不可分的一双“ 夥伴 ”。在一个充满文盲的农民国度，要消灭国家垄断、官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此，历代统治者一方面在罪孽的挥霍中耗尽祖国的脂膏，一方面极力使广大民众维持在仅足糊口的田地。这样，农民因有口饭吃而不会起来造反，因没有文化也不易被煽动造反。当然，历史的发展往往超越了历代王朝的主观愿望，一次次的农民起义发生了，但新建的一个个王朝依然采用前代“ 行之有效 ”的国策。於是，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长期保留下来，专制中央集权王朝一再被推翻又一再被重建。这个千古之谜始终令人梦绕魂际，百思而不得其解。对农业民族传统的继承或批判数千年来，中国一向以悠长久远的“ 黄河——长江文明 ”而驰名全球。中原的河川——平原文明使中国成为古代四大文明古国；历代的“ 重本抑末 ”，使中国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缔造了灿烂的文化；长期的“ 以农立国 ”，使中华民族成为最先进最发达的农业民族。但是，历史只能证明过去。只有认真研究历史，才能鉴古而知今，认识现在，展望未来。为此，必须对历史传统进行理智的分析，继承优秀部分，批判乃至摒弃不良因素。摆在面前的，是如何使一向 204 以农业为根基的大国，比较顺利地步入工业化、现代化的途程，取得绝不比其他民族逊色的傲人成就。在漫漫长路中，肯定会遇到无比的艰难、困苦、曲折、牺牲。不过，历史是不能戴著玫瑰色的眼镜来观察的，过去它曾伴随著可怖的暴力和无数人的血、汗而发展，未来它或许将伴随无数人的眼泪而继续前进。为了改变中华祖国的命运，我们既要认真探索自己民族的历史传统，也要对外国的历史进行研究与借鉴。有时对中、外古今之历史，展开一些比较性的研究，是饶有兴味的。回顾各国走向共和及工业化的历程，无论在欧洲或亚洲，都各有一个小岛国及毗邻的大陆国作为不同的模式，而且颇有相类之处。这就是：欧洲——英国与法国；亚洲——日本与中国。在欧洲，岛国英国最早走向资本主义，但长期保留君主立宪制；而欧陆上的法国原来专制传统浓厚，比英国迟一个半世纪才发生民主革命，但却很快宣布实行共和。不过，十九世纪末的法国仍被人称为“ 没有皇帝的帝国 ”或“ 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在亚洲，岛国日本最早走向资本主义，但也同样长期保留封建仪表——君主立宪；而具有数千年帝制历史、专制传统冠全球的中国，居然在二十世纪初消灭帝制、宣布共和。1989年初日本明仁天皇继承裕仁登基时，还依据《尚书．大禹谟》的“ 地平天成 ”和《史记．五帝本纪》的“ 内平外成 ”，确定是年1月8日起以“ 平成 ”为年号；而《尚书》、《史记》的故乡中国，却早已采用公历来纪年了。欧陆的法国与东方大陆的中国，为甚麼会较早宣布共和？也许出於事物惯常的“ 矫枉过正 ”的规律，帝皇制度因为太长太强太顽固，导致一种强烈的不满、厌恶情绪，以致遭到整个民族的唾弃。而日本、英国这两个岛国，虽然迄今保留著君主立宪，但其经济、科技之发展都颇有可观，这或与它们国小易治、面向海洋、商业传统等等因素有关。大陆国家如假以时日，迎头赶上，其地大物博、文明悠久等优点将会大显身手，前途未可限量。总之，研究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从其历史传统及现有基础出 “重本抑末”评析 205 发。中国的现在是中国过去的继承，中国的未来也只能是中国现在的发展，此外别无奇迹可期。面对中国历史老大难问题，多少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莫不扼腕叹息，深为吾土吾民命运多舛而黯然神伤。然则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传统呢？对於故国河山及父老乡亲又该持何态度呢？愚以为对民族文化之优劣理应持分析的方法，既要发扬优良的传统，又要正视严重的缺陷。不过犹如医疗脓疮、肉瘤一般，我们必须细心除脓割瘤，以免伤害到其他健全的肌体。一个人不但不能选择生身的双亲之家庭，也不能选择自己的祖国、种族，但作为儿女自不会嫌弃父母贫穷，不应嘲笑乡亲愚昧。因此，切忌把亿万农民都视同擅长“ 精神胜利法 ”的阿Q，更不宜把全中国人都贬为“ 丑陋 ”之民。黄河、长江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要说“ 河殇 ”，“ 殇 ”的只应是数千年帝皇专制传统之酷烈，而非黄土、黄水和黄皮肤。一个华裔可以选择外国籍，操最流利的外国语，获世界最高的奖赏，但他遍历全球却改变不了身上的黄皮肤，这是祖先、父母给予他的！因此，不论海内、海外，一切炎黄后胄都应世世代代为中华祖国的繁荣昌盛而贡献、贡献、再贡献！〔后记〕十年前，当我与同窗老友文华、梧桐二兄，在寒舍燕山南溟斋作所谓厦门大学历史系1954…1958届“ 三陈会面 ”时，记得文华兄曾讲了一番精辟的话：“ 没有想到我们班‘三陈’都在历史界奋战，但各自方式不同：梧桐打的是‘运动战’（指研究明史尤其是朱元璋，每年在各地刊物发表七八篇文章），佳荣打的是‘攻坚战’（指用六七年时间编纂《古代南海地名汇释》），而我自己打的是‘阵地战’（指创办《农业考古》杂志）”。不久之后，敝人即因播迁南溟之滨而奔碌，虽然并未脱离历史专业，但再也谈不上甚麼学术研究了。光阴荏苒，转瞬十载已逝，最近我们“ 三陈 ”在母校七十周年大庆时，得以和同窗及其他师友聚首於鹭岛之滨，实亦人生一大快事。回首往事，文华兄一席话言犹在耳，恍如隔日，尔今《农业考古》的阵地仍在，梧桐兄依然在 206 “进攻”朱明，唯自己早已无坚可攻了。念及於此，不禁浮想联翩，感慨系之。谨书此拙文，为吾友阵地添加一发炮弹，就教於四方大家，亦稍稍过过“学术研究”之瘾矣。佳荣识於香江南溟斋 1991年4月22日（原载《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另刊於《中国历代之兴治盛衰乱亡》，香港学津书店2000年增订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