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与刀-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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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并不学习对名誉的“义理”的规约，她们没有男青年所经历过的中学与军队教育的近代经验。她们也没有与此类似的经验。她们生活的世界比其兄弟们的世界要稳定得多。从她们有记忆起始，他们所受到的教养就是要使她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男孩子不论何事都优先，他们可得到她们所得不到的关心和礼物。她们必须遵守的处世规则是否认他们有公开坚持自己主张的特权。但是，在婴儿和幼年时代，她们与其兄弟们一起分享日本幼儿的特权生活。当她们是小姑娘时，她们被特意用鲜红的衣服打扮起来，这种颜色她们在成年后将会放弃，直到她们年至六旬进入第二个特权时期后才可再穿红颜色的衣服。在家里，她们如其兄弟一样，在母亲与祖母的竞争中会受到双方的讨好。弟弟妹妹也会央求一个姐姐同任何一个其他家庭成员一样与他们。“最”
时，
要好。孩子们会请求她为表示要好而与他们一起睡，而她则常把祖母给她的礼物分送给二岁的幼儿。日本人不喜欢单人独睡，夜间小孩的被褥可铺在他们所喜欢的长辈的被褥的旁边。某一天“你同我最要好”的证据往往就是把两人的睡铺放在一起。女孩甚至在年满九岁或十岁，被从男孩的游玩伙伴中排斥出来之后仍可得到补偿。她们热衷于请人梳新的发型， 14至18岁姑娘的发型在日本是最为讲究的。”当她们达到一定年龄时，她们可以穿丝织衣服而不是棉织农服，还会作出各种努力让她们穿上增添其妩媚的服饰。女孩子们就是这样来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的。
使女孩服从种种约束的责任也由她们自己直接承担，并不归独裁夺权的父母负责。父母行使其特权，并不是靠体罚，而是靠坚定本移地静候姑娘出色地达到对她的要求。值得引用一下这种教养方法的一个极端例子，因为它绝妙地显示出那种非权力主义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也是比较宽大地承认孩子特权的教育方式的特征。从六岁起，幼小的稻垣镇子【稻垣系指杉本夫人的旧姓。——日译本夹注】就受一个博学的儒家学者教授，以熟悉汉文经典。
“在整整两小时的上课过程中，先生纹丝不动地端坐在那里，仅他的手和嘴唇是例外。我以同样端正静止的姿势坐在他面前的草席上。有一次我动了一下，这是在课程中间。我由于某种原因而坐不住，稍微摇晃了一下身体，使弯曲的膝从正确的角度略微往旁边滑出去一点。老师脸上掠过极为微弱的一丝惊奇；然后他轻轻地合上书本，温和地但带着严肃的神情说：‘小姐，今天你的心境显然不宜学习。请回房去静思。’我的小心脏差点因羞耻而停止跳动。我无可奈何。我恭顺地向孔子像鞠躬，然后再向先生鞠躬，满怀敬意地退出那个房间，慢慢地走到我父亲那里，像往常课程结束时一样向他请安。父亲感到惊奇，因为时间还未到，‘学习结束得这么早呀！’他无意的话如丧钟一样。一想起那时的事，至今仍像伤疤那样刺痛着我的心”。【杉本，稻垣钺子：《武士的女儿》，道布尔德暸迤婀荆 1926年，第20页。——原注】
杉本夫人在另一个地方描写一个祖母时，概括了日本父母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态度：
“祖母安详地期待每个人都依照她的想法行事；既无责骂，也无争论，但祖母像丝线一样柔软并像丝线一样坚韧的期待使其小家庭走在她所认为的正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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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种“像丝线一样柔软并像丝线一样坚韧的期待”会如此有效？原因之一是各种技艺和技能的训练极其周到。所教的是习惯，而不仅仅是规则。不管是儿童时期筷子的正确用法还是进入房间的正确方式，也不管是稍晚一点的茶道还是按摩方法，其动作都确确实实在成年人手把手的指导下一再加以练习，直至成为无意识的动作。成年人并不认为当需要运用正确习惯时，孩子会“独自学会”正确的习惯。杉本夫人讲述了她14岁订婚后为丈夫摆饭桌的事。她从未见过未
来丈夫的面。他在美国，一而她在越后【日本废藩置县前的旧国名，大致位于现在的新泻县，——译注】，但在母亲与祖母的关注下，一次又一次地“我亲手烧煮哥哥所说的松雄爱吃的菜肴。丈夫的食案就放在我的食案旁边，我总是安排在我自己之前先给他的食案上端饭。我就这样学习关注我未来丈夫的舒适。祖母和母亲总是如同松雄在场那样说话，我则如同丈夫真在房中那样注意我的衣着和举止。这样，我便渐渐地尊重起丈夫来，并尊重我自己作为其妻子的地位。” 【《武士的女儿》，第92页。——原注】
男孩也通过实例与模仿接受周到的习惯训练，不过不及女孩子的教养那样严格。习惯一旦“学会”，任何托词都不再被接受。但是，在成年以后，在他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里他得主
要依靠自己的首创性。其长辈不向他教授求爱的习惯。家庭是一个禁止—切公开表示爱情行为的圈子，九岁或十岁之后无亲戚关系的男孩与女孩之间的隔离是极为彻底的。日本人的理想父母在他对性确实感兴趣之前就为他安排好婚姻，因此男孩在与女孩的交往中感到“羞怯”是人们所期望的。在乡下，围绕这一问题的大量嘲弄常使男孩感到羞怯。尽管如此，男孩子们仍试图学会求爱。过去，许多姑娘，有时在大多数姑娘未婚先孕，而在比较偏僻的日本乡村甚至现在仍旧如此。这种婚前体验是“自由的圈子”，它不涉及人生严肃的事情。父母在安排婚姻时应对这些事置若闻。但在现在，正如须惠村的一位日本人对恩布里医生所说的那样，“甚至当保姆的姑娘也受到足够的教育，知道必须保持处女的贞操。”那些上中学的男孩所受到的训育也严禁一切与异性的交往。日本的教育与舆论都致力于防止异性问的婚前亲近。在日本的电影中，他们把在年轻妇女面前表现得毫无拘束的年轻男子视为“不良”青年；而“好”青年在美国人看来则是野蛮地对待可爱姑娘的人。在姑娘面前无拘无束意味着这些小伙子已经“玩过”或者已找过艺妓、妓女或咖啡馆女郎。艺妓院是学习求爱的“最好”场所，因为“艺歧会教你各种事情。男人可以自我放松，并可以只是看看。”他不必担心显得笨拙，也无人认为他会与艺妓发生性关系。但并没有很多日本小伙子付得起上艺妓院的钱。他们可以进咖啡馆观察男女如何亲昵地随便接触，但这种观察与他们预期在其他领域中将会受到的训练完全是两码事。小伙子们长时间地无法摆脱害怕自己不善交际的担忧。性行为是生活中他们必须在没有可信赖的长辈手把手指导的情况下学习某种新行为的少数几个领域之一。有地位的家庭在年轻夫妇结婚之时为他们提供《枕草纸》【原文为“bride books”，意为“新婚之书”，日译作《枕草纸》，亦作《沈草子》，清少纳言著，写作年代不详，一般认为是10世纪末、11世纪初陆续写成的一部描写宫廷生活的随笔，共三卷。系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译注】和详细地画着各种姿态的经卷，正如一个日本人所说，“可以看书学习，就像学习园艺的规则一样。父亲不教制造日本园艺的方法；这是上了年纪后自己学会的业余爱好。”即便大多数日本青年男子是以书本以外的方式学习性行为的，但把性行为与国艺并列为人们从书本上学习的两种东西仍十分有趣。总而言之，他们并不通过成年人的悉心指导来学习。这种训练上的差别向青年男子强调了这样一个日本人的信条，即性是与
是，
人生的严肃事情无关的一个圈子，而严肃事情是由长辈们统辖的，并由他们在其中不辞辛劳地对青年男子的习惯加以训练。性是青年男子常常怀着害怕陷入困窘的担忧而逐渐掌握的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的圈子。这两个圈子有着不同的规则。在结婚后，男子可公开去别处享受性的乐趣，而这丝毫不会侵犯其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婚姻构稳定。
妻子没有与此相同的特权。她的义务是对丈夫严守忠贞。如果想与人私通，必须偷偷摸摸地进行。即使受到诱惑，也只有比较少数的日本妇女过着这人耳目的隐私生活，能担风流韵事若无其事地应付过去。妇女如被认为容易激动或不稳重，就会被说成是患有“癔病”。“妇女最常遇到的困难并非涉及其社会生活，而涉及其性生活。许多精神异常症和大多数癔病（易激动、不稳重）显然起因于性生活失调。女人只能满足于丈夫所能给予的住满足。” 【恩布里J旻；《须惠村》，第175页，——原注】须惠村的农民说，女人的疾病大
多“开始于子宫”，然后进人头脑。当丈夫去别处寻花问柳时，妻子可能会求助于手淫这一公认的日本习俗，从乡村到显贵之家，女人都密藏着用于此种目的的传统淫具。此外，在农村，文人生过小孩以后就可以作出一些比较放肆的色情动作。在当母亲之前，她不会开有关性的玩但当了母亲和上了年纪之后，她在男女混合宴席上的谈话充满此类玩笑。她还会在下流歌曲的伴唱下前后扭动臀部，以十分放荡的性感舞蹈为宴会助兴。“这种余兴总会引起哄堂大笑”。在须惠村也是如此，当军人服役期满而退役时，村里人都来到村口欢迎，这时穿着男装的女人会开起下流的玩笑，并装出一副强奸年轻姑娘的样子。
因此，日本妇女在性的事情方面具有一定的自由，而且，社会地位越低，几种自由也越大。她们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必须遵守许多禁忌，但没有一条禁忌要求她们否认她们通晓与性有录的事情。当淫猥讨男人欢喜时，她们是淫猥的。同样，当正经使男人满意时，她们又变得正经了。她们一旦成年，就会抛弃清规戒律，如果她们出身寒微，就会像任何一个男人一样下流。日本人着眼于使自己的行动同各种年龄、各种场合相符，而不是类似西方“贞女”与“淫妇”那样的一贯性格。
男人也是既有需要谨慎行事的领域，也有可以尽情放肆的时候，与男性朋友一起喝酒，特别是在艺妓的侍候下喝酒，是男人最喜欢的享受。日本人喜欢喝得醉醺醺的。并无要求男人控制醉态的规则。他们在喝了几口“酒”以后便放松正襟危坐的姿势，他们喜欢相互倚靠，显出十分亲昵的样子。除了少数“难相处的人”也许会吵闹以外，他们喝醉后很少会动武或寻衅。除了诸如喝酒这种“自由的圈子”外，正如日本人所说，男人决不能作出出乎意料的事。如果日本人说某人在生活的重要方面出人意料，这就是日本人所用的最接近于骂人的话了，假如“傻瓜”一词另当别论的话。
笑，
一切西方人所描写的日本人性格中的矛盾都可以从日本人教养孩子的方法中得到解释。这种教养方法在他们的人生观中产生两重性，两个方面的任何一面都不可忽视。他们从幼儿期的特权与心境自在的体验中保留了他们“不知耻辱”之时较为舒畅的生活的记忆，经历了人生稍后阶段的各种训练以后这种记忆仍不可磨灭。他们不必描绘未来的天堂；他们在过去有过天堂。他们把自己的童年改头换面地写进了关于人性本善、关于神灵慈悲和关于做日本人最称心合意的理论之中。幼儿期的经验使他们易于松自己的伦理置于人人身上有“佛性” 【成为佛的可能性。——日译本夹注】、个个死后都成神这样一种极端性解释的基础之上，这给他们以决断和某种自信。正是因为以此作为思想基础，他们才经常主动承担任何工作，哪怕是远远超越其能力的艰难工作。正是因为以此作为思想基础，他们才愿意以自己的意见与政府相抗争，并以自杀来为此作证。有时这使他们有可能陷于集团性的妄自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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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到六、七岁以后，慎重与“知耻辱”的责任便被逐渐地加在他们身上，并由最严厉的约束力加以维持：他们如有过失，他们自己的家庭就会摈斥他们。这种压力虽不是普鲁士纪律的压但却是不可逃避的。在他们拥有特权的幼儿期，如此发展的基础便已打下了，那时已经为了养成良好的大小便习惯和正确的姿势，进行过坚持不懈、不可逃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