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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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宪法要好，我现在依然坚持这个观点。但是目前有一个对欧洲宪法非常有利的理由：欧洲公民应关心欧洲的目标，所有人都应尽可能地参与这种讨论，不仅仅只是政府、政党和议会，而且还有公民社会、社会伙伴、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人们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也许是先要经过宪法讨论。因为我们必须一起决定我们打算一起做什么，以及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共同生活。如果宪法讨论能够为欧洲公众铺平道路，并且成为一本民主教材，那我也很赞成这样。
《时代周刊》/《世界报》：德洛尔先生，与您的观点相比，对于哈韦尔先生来说民族国家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那么在未来的欧洲它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德洛尔：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一部欧洲宪法不能意味着民族国家将被废除。如果民族国家废除了，那将是个历史错误。我们必须创建一个民族国家的联邦（eine Fderation von Nationalstaaten）。民族国家是欧洲共同体不可缺少的一个联合环节，如果我可以用英语来表述的话就是：承上启下（bottom…up与top…down之间）。
哈韦尔：当然，人们必须尊重每个民族和每个国家的主权和特点，同时也要尊重每个地区、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每个居民群体和每个阶层的特性。但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意识形态和语义学上的混乱：“联邦”不应废除民族国家。另外，人们也不可能简单地用一份条约将一批民族国家像一批工业企业那样联合成一个密集体。在欧洲出现的将是一个新型的、另外的建构。1991年前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布拉格曾经提议建立一个邦联（Konfderation）。因为这个概念有些模棱两可，所以没有被采纳。在欧洲出现的这种建构也不是古典主义意义上的联邦，政治家必须为我们创造一个新概念。
德洛尔：我还记得，当时哈韦尔总统因为弄不懂弗朗索瓦·密特朗打算用邦联做什么，还到布鲁塞尔找过我。由于这个建议尚不成熟，当时在布拉格它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但在本质上它是不错的，它是要立刻向从极权主义的黑夜中解放出来的国家表明，它们是属于欧洲大家庭的。它本来应当用一盏信号灯照亮一条欧洲再次统一的道路。随后，人们就需要时间来适应法律、公共机构、法律制度和国民经济，这一点越来越清楚。对于这个思想没有被付诸实施，我本人感到很遗憾。幸运的是，我们2000年12月在尼斯最终为东扩扫清了道路。我一直担心，多年来一直敲击欧洲之门的东欧人民会疲倦，最终甚至反对这样一个富有的、傲慢的欧洲。
《时代周刊》/《世界报》：总统阁下，回顾一下艰难的入盟进程，您还对邦联没有得以实现而感到遗憾吗？
哈韦尔：如果让我设想一下2010年或2015年的大欧洲，或许邦联这个概念是最适合的，尽管这个概念不精确。为什么十年前这个概念什么成效也没有呢？这个思想在理论上是有吸引力的，但实际上是不成熟的。新民主派觉得它像个代用品，人们甚至能把它理解为一个荒谬的笑话：富裕的欧洲依然如故，我们却被他们安排进入一个邦联，以便使我们不会生气并且站在一旁十分贪婪地盼望着加入欧盟。
《时代周刊》/《世界报》：您难道没有发现，正是伴随着一些新概念，一个大欧洲在向您走来吗？这个大欧洲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的，其中有一个由更紧密地合作的国家所构成的先锋团。
哈韦尔：我想像得到，在未来的欧洲，某些核心国家会更紧密地合作。如果这个先锋团不是自我封闭，那我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好。客观地说，这使人想起邦联这个概念，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十年前我天真地相信很快就会加入欧盟，可然后我们就感到一种不安的猜疑，这种猜疑向整个后共产主义国家袭来。在这种情况下邦联似乎是死路。
德洛尔：邦联有两个本质上的弱点：它包括俄罗斯，并且没有跟美国商量。此外，邦联也有经济任务，这属于欧盟的权限。这样人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欧和东欧人不打算要它。
相反，如果有一个开放的先锋团，欧盟就能够扩大并且可以灵活地进行更多的规划。如果新的欧盟成员打算参加下一阶段的一体化——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它只需愿意并且能够做到，例如，捷克共和国在加入欧盟的第一天就可以成为先锋团的一员。
第二部分 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第3节 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1）
［德］哈贝马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的欧洲人”立即着手规划和实施欧洲政治的统一大业，今天，人们继承了这项未竟的事业，但他们的抱负和期望都大相径庭了。值得注意的不仅有迥然不同的修辞方式，目标也有了显著的差异。先辈们总是把“欧洲合众国”挂在嘴边，并毫不掩饰地拿美利坚合众国做比较，而在当前的讨论中，则回避这样的榜样，甚至连“联邦主义”（Fderalismus）一词也显得难登大雅之堂了。
问题在于，政治气候的这种转变所表达出来的，究竟是一种健康的现实主义（作为数十年学习过程的结果），还是一种朴素的悲观主义，甚至是一种缺乏创造性的胆怯心理？
我们当今的欧洲形势，已不能和“联邦主义者”或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所处的时代相提并论了。18世纪末，费城的宪政之父和巴黎的革命民众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实践的发动者和参与者。经过二百年的立宪实践，我们再也不能因循守旧了，何况，宪法问题也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的确，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是去创造什么新东西，而是要让欧洲民族国家业已取得的伟大成就跨越民族的界限，采取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形式来加以捍卫。我们觉得新颖的东西，在这条路上都已经出现了。
必须加以捍卫的，有物质的生活条件，有受教育和休闲的机会，以及社会活动空间。有了这个空间，私人自主才具备了使用价值，民主参与才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低估如下状况的符号意义：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关于宪法已经展开了讨论。欧洲作为政治共同体，不能只以欧元的形式渗透到民众的意识当中。各国政府在马斯特里赫特签署的协定，缺少只有一种政治开创行为才具有的符号凝聚力。
终止欧洲流血战争历史的愿望，直到科尔执政的时代，一直都是欧洲一体化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另一个推动力则是德国的积极参与。当然，这也得到了阿登纳的支持，其目的是要打消人们对政治上脆弱、但经济上却很快强大起来的这个中欧国家的怀疑。这种怀疑态度是由于长期历史原因而形成的。
今天，各方丝毫都不怀疑，上述两个目标中的前一个已经实现，维护和平的目的在其他完全不同的语境里也得到了捍卫。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关于人道主义干预的论证当中显然有着微妙的差异。美国和英国认为，北约出兵，目的是为了捍卫他们的国家利益，推广他们的人权政治。相反，欧洲大陆国家则主要是着眼于未来的世界公民权利原则，而不是像超级大国那样十分关注现实中的地缘政治。
从国家关系的结构转型来看，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欧盟可以拥有自身的武装力量，并用一种声音就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等问题表达自己的立场，以便在北约和联合国安理会上更好地贯彻自己的意见。
另一个目标则是要让不被信任的德国融入到一个和平的欧洲当中。由于已经建立了稳固的民主制度，推广了自由精神，因此，这个目标在我们国家有可能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但是，一个拥有8200万人口的国家重新获得了统一，不由得不让人们像过去一样担心德意志帝国的霸权梦想和传统会死灰复燃。
上述两个动机在今天都不足以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充足理由。当然，除此之外，历来就有第三种动力，即希望欧洲在经济上实现联合。自从1951年建立欧洲煤钢联营以及1958年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联营，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人员、物质、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通，这个过程由于建立了共同市场和实行统一货币而宣告结束。
然而，如果要动员大众真心实意地从政治上支持这一充满风险的联盟大业，单单依靠经济利益的动机是远远不够的。在此之外，还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趋向。当然，一个政体的合法性还取决于它的效率。但是，由多个民族国家共同组成一个国家，这是一项政治创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动员过程中不仅需要切中大众的利益，也需要针对大众的心理。
迄今为止，现代宪法都是对危急形势的历史回应。可是，今天的西欧社会一片欣欣向荣，一片和平的景象，危机又会出现在哪里呢？那些准备加入欧盟并处于转型当中的中欧国家，事实上首先需要战胜原有社会制度崩溃所带来的严峻考验。可是，他们选择的回答却是回到民族国家。这些国家并不希望把刚刚收回的主权重新让渡给欧洲当局。
从双方都很勉强的态度当中，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单纯的经济理由是远远不够的。经济动机必须同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结合起来，才能使得成员国中的大多数人同意改变政治现状。简单地说，这种新的思想就是要保持住一种特有的、如今却面临重重危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大多数欧洲公民都希望能捍卫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部分是在打破铁幕后的西欧，而大部分则是在上个世纪逐步形成的（上个世纪被霍布斯鲍姆誉为“黄金时代”）。毫无疑问，经济快速增长曾是欧洲战后社会复苏、建立福利国家的基础。但是，欧洲社会复苏的结果最重要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有了这些生活方式，在福利和安全的基础上，财富和文化在民族范围内发生了分化，这种文化可以追溯到数百年之前，而且获得了新生，显得更加富有魅力。
要把欧洲统一所带来的经济优势作为继续扩大欧盟的理由，就不能离开大大超越经济范畴的文化凝聚力。这种生活方式所面临的威胁以及人们要捍卫它的愿望，激发了一种未来欧洲的新观念，从而可以再一次创造性地迎接当前的挑战。
2001年5月28日，法国总理若斯潘在德国议会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把这种“欧洲的生活方式”称为是政治大业的内涵：
“直到不久之前，欧盟的努力都集中在建立货币联盟和经济联盟上……然而，今天需要的是一种更加宽阔的视野。要不然，欧洲就会蜕变为一个单纯的市场，就会在全球化中一败涂地。因为，欧洲绝不只是一个市场，而是一种在历史中发展壮大起来的社会模式。”
可是，我们这些中小民族国家，面对当今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经济强权兜售给我们的社会模式，难道能够依靠自身的行为力量，反其道而行之，不被它同化吗？简而言之，这个社会模式主要有以下四个特征：
·人的人类学形象：人被当做一种作出合理决策的经营者，剥削自己的劳动力；
·后平等主义社会的社会道德图景：这个社会容忍边缘化、拒绝和排斥；
·民主的经济学观念：把国家公民还原为一个市场社会的成员，把国家重新定义为向当事人和顾客提供服务的企业；
·一种策略性的要求：除了自发形成的政策之外，再没有更好的政策了。
以上四点是新自由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它们和迄今为止欧洲人一直都拥有的主要的规范自我理解是不相切合的。这样的断言对欧洲的一体化设计又能给出怎样的解释呢？欧洲人希望对日益加剧的分配不均所带来的社会不良后果加以消除，也希望对世界经济进行一定的整顿。就此而言，他们肯定也希望，在全球活动范围内建立起具有政治行为能力的欧盟权力机制。
当前围绕改革所展开的讨论是由于“扩张的危机”困境而引发的。随着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日期的临近，欧盟自身也感受到了改革的压力。因为，欧盟要增加12个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相对参差不齐，这样，调节和平衡也将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如果没有进一步的一体化和“深入化”，是根本行不通的。
尼斯会议没有能够消除这一改革的障碍。欧盟的进一步东扩并不能解决深层的结构问题。这里首先涉及的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即一方面，经济联系十分紧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