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情上海滩-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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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从中线划开，外半边属法租界，铺以长条石；里半边属华界，铺以碎石。 城墙终于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被陆续拆除了。
从最初的散居地到垒墙围城，到最终拆墙破城，回到原初的散居状态，历史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而上海这座城也由最初的一个南市区核心原点，不断外扩，成为了全世界都不敢小觑的“东方明珠”。700年，再没有一道城墙能挡住这座城市走向世界的步伐。 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外在的城墙来保卫我们的自由与独立的家园，在一个地球日益化为村落的时代，只有当年上海县民筑城时爆发的奋争之心，才能使我们永久地维持这座城市的繁荣与优雅。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游客身影（图）
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类永远是一只迁徙的鸟，哪里有可觅食的绿洲大陆，哪里有可栖息繁衍的空间，哪里就会有落地生存的巢穴。 这里要谈的是“人” 黄昏，走在黄浦江岸，海关钟声一遍遍地敲响在浦江两岸星星点点的院落中。细长的紫霞路两边，石库门的天井里，石阶已经凉如水，夜风袭来，还能听到近岸传了一个世纪的“呜呜”汽笛长鸣声。白天狭窄而吵嚷的院落枕着这长长短短的汽笛声渐渐睡去了。只有蟋蟀在远处依稀唱着歌，还有已经被瞌睡虫蛊溺过的打更人时高时低的梆音，以及梦里飘来的桅子花、白兰花的香。。。。。。 夜色初上，穿过过街楼，在半私密性的南市豆市街吉祥里支弄中，竹榻、折叠小木桌已经三三两两地从红漆门里被陆续搬出，摆在被水冲过煞清的水门汀上，进行一天中最惬意的仪式吃晚饭与饭后的“山海经”。江边的风丝丝地吹来，弄堂里白天积着的暑气渐渐地淡去。男人在五加皮与霉干菜、臭冬瓜里，打开红灯牌收音机，姚慕双、周柏春正说着宁波方言，还有洋泾浜英语，听得相邻的几户饭桌都忍不住笑得喷饭。隔壁苏州阿姨正与她的双邻小山东及广东阿姆讨论着老大祥、协大祥的绸布价格，过几天该给出嫁的女儿准备的床被，而“橄榄头”“胖头鱼”“小眼睛”一干小毛头们正龇牙咧嘴在在学着《七十二家房客》、《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某个角色。
穿过花衣街、篾竹街，敦仁里、棉阳里长大的小孩，溜出里弄，不需多长时间，就集合去了热闹异常的豫园、老城隍庙，拿几个角子吃一碗小混饨、烧卖，看看各色小摊上奇奇怪怪的货品、小人书、西洋镜，古的、旧的、南方的、北方的、外国的都有了，年年看到，日日翻新，小小年纪已经都见怪不奇了。 这些当初由城墙围起的上海县民们，他们从全国18个省，乃至全世界飘来这里，一时聚在此处，过后又移去他方。都说上海人查家谱，查不到两代就已追到另一个省市去了，老上海人如此，新上海人依然如此。海客就这样代代相传着同一个世袭的遗传密码。 在一拨拨走过这片老城厢弹格路的海客身影中，你时而能望见去天主堂拜谒的东阁大学士徐光启，时而能望见豪宅遍布上海，被人称为“潘半城”的豫园主潘恩，时而还能在紫霞路68号门前望见瞿秋白的长衫背影。 海纳百川，乡音杂陈。上海，何德何能，招引了天下的巨贾名流、平头小民？翻过厚厚的上海史志，一个深信不疑的答案，说出来像某位经济学大师对房地产投资的永恒法则：“location， location， only location”。是襟江带海的地理位置，让上海一次又一次地被选择，被推到了历史的潮头。因而一年年地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旅人、商人、过客走向这个城市。
拂去历史的烟云，漫步于即将消逝的南市豆市街的窄弄里，人已迁去的空房外，还能看到瓜藤缠绕着的石库门眉雕，以及在都市内不多见的几丛生草。因为历史将要翻出新的一页，因此，一个念头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这条条小弄，道道石库门，这一整块沉淀着上海历史的园地里，究竟有哪些人来过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一脚踏进这座城墙后，是怎样的生活过了？又如何改变了这里，乃至整个上海滩？南市老城厢的历史不是上海的全史，但却是上海最长的历史，在南市历史层层叠叠中生活过的“海客”，不能代表整个上海人的特性、气质与风格，但却是形成了海派风格的重要组群。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第一拨跨入上海的异乡人（1）…（图）
宋末元初，第一个驾船来到上海的南方人或许是广东人，也许是福建人。粤闽一带的人很早就在历史上留下了性情激越，爱涉险，善于出海贸易的名声。当这位身材瘦小又异常机灵的南方人，将尖头船停在芦花遍地的上海港口，蹬足上岸时，他发现不远的阡陌上竟然是大片大片的棉田，正顶着桔杆吐絮，这么多这么雪白的棉花，他从没见过。提脚跨入闹市，印入眼睑的是一幅如此热闹而又透着安宁祥和之气的街景。纵横交错的河道上布满了座座小桥，沿河的是青砖黛瓦的小院落，还不是很气派，但收拾得洁净而井然有序，透着亲切而富有生机。门前的河道里浣洗的女人身姿柔美，身上的花衣，头上的装饰那么好看。河道里不断有往来的小船不紧不慢地穿过一个个桥洞，桨下划出一条条弧纹。河里的水清沏而悠长，岸边的女人时时抬头与桥上提篮归来的妇人搭话，船头的人也会吆喝几声，像是在向岸上兜售船里的鱼货。再去街市上看看吧，看看有没有机会呢。穿行过热气腾腾的糕点铺，听着此起彼伏的农家的青菜、鸡鸭、鱼肉的叫卖声，不时被往来的人群撞着肩，踩着脚。人流真多真热闹啊，可是太好了，终于有两样东西让眼睛一亮，这个南方人止不住按下狂跳的心头。这么多的布庄、又多又漂亮晃人眼的丝绸，怪不得来来往往人都穿得那么体面。还有遍布街头巷尾这么多的棉被加工作坊，问一问，买布的价，好像跟老家差不多，不买布只买棉花呢，老板说，棉花一般不单卖。再开多点数量，买一船呢，老板说行吧。算算价，居然出奇的便宜。再看看，这里的糖好像很贵噢，而且还很少买得到。转弯进到食肆，尝尝店里的小菜，居然如此不中吃，个个带甜味。可是一点也不扫兴啊，真是太好了。家乡那么多的糖终于找到市场了。再聊聊，这里的人好像也不是心狠手辣的一类，似乎是挺讲诚意、体面的那一类，有些斯文又有些心计，但还是讲道理，买卖公平的人。于是这一次，大胆的南方人撑着一船白花花的棉花回到了家乡，狠狠地赚了一笔。才出手完棉花，就紧着装满一舱的糖，带上家里的亲戚作帮手赶紧回到那个叫上海的海边江岸小镇出货去了。第二年第三年，终于再也止不住了，越来越多的广东、福建人，甚至沿岸听到风声的打渔人一起都向这个集市赶来了。于是广东、福建、浙江的渔船、商船都向这里涌来，载着各地的地方特产向这里的诱人的布市、绸庄作交换。
历史记载，宋代，棉花栽培从岭南逐渐传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上海县及其周边的松江府成为棉布主产区，元初，松江府黄道婆传播改进的纺织技术，到明代松江府已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明正德《松江府志》：“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松江人日以继夜地从事棉纺织业，许多家庭是白天抱着纺好的纱或织好的棉布到街头去出售，再买回棉花或棉纱，晚上在家挑灯开夜工纺纱或织布。《茸城竹枝词》赞道：“关山东去复山西，棉布松江尺阔齐。似比蚕桑衣被广，空梭停织唱头鸡。”在织布的大军中，除了妇女，甚至还有男子参与。 这里的贸易是越做越红火了，广东人、福建人不但带来了糖，茶叶，还有一口嚼下去满嘴吐血的槟榔，怎么那么有趣又够味呢；浙江人的咸鱼、海鲜，闻着臭吃起来那么鲜呢。本地人也坐不住了，街坊添了更多的棉花铺、绸布庄、食肆、客栈、勾栏，糖再也不怕买不到了，也没那么贵，街上的灯像街上的人一样慢慢多起来，亮起来了。看着广东人又想着把货运到更北的北方，甚至秦始皇想去的瀛洲海外，原本稳健的本地人也开始不服气，想着把广东、福建人的货试着运去北方看看，他们本来就善长造船出海打鱼，只是出海做生意的时机被广东、福建人赶了个先。可是还没等想好，广东人、浙江人的船居然已经将山东的大枣、红彤彤的苹果、香喷喷的腌腊肉；牛庄、天津的大豆、豆饼运到了这里。稍后不久，一群身板强壮，个头高大，嗓门粗大的山东人、天津人、关东客也开始跟着来到了这里。他们将大批的豆子、水果、粉丝、大枣运来，再大船大船的将南方人运来这里的茶叶，还有本地的丝、布运回老家去。于是，街上擦肩而过时，耳边经常有很多听不懂的声音，说话开始变得南腔北调了，特别是跟外地人说话，时不时要打个手势。但是方言通晓最快的还属那些店铺里的伙计和船上的商人。 然而好景不长，朝代改了，明代，新皇帝朱元璋一坐朝，颁下“禁海令”，多年习惯的海上贸易从此变得稀疏，来往的船只几乎没了。 直到康熙朝，放松海禁令后，上海设海关，通市贸易，江南沿海诸港顿时又繁盛起来。上海人重操旧业，造船下海，捕鱼贸易，贩货海外。崇明、上海的本地船帮表现异常海跃，私造大船，满载南北货物，终年往来于南洋、北洋。沟通琉球、日本、满剌、交趾等番地。于是“地方赖以富饶”。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第一拨跨入上海的异乡人（2）…（图）
当时所有的远近贸易，都入吴淞口进泊黄浦江，上海县城东门外舳舻头尾相接，帆樯如林，蔚为奇观。“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闽广浙鲁客商云集，兑相逐利。上海港便迎来了真正的起飞。 再来看看这时的广东、福建、浙江、山东、关东的商人吧。 历史记载，“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楼船千百”，广东、福建人把槟榔这些具有南国特色的土产带到上海，其中糖、烟、苏木、染料、药品等类，每年运往江南的数量极大。广东的糖，在上海占有很大市场，《阅世编》提到：“糖蔗，取其浆为糖，产于江右，岭南诸郡，此地从未有也”。 康熙十五年丙辰春二月，广东兵叛，江西吉安道梗，糖价骤贵，其后平藩归正，广糖大至，糖价就下来了。事实上，明清时期，在上海的广东商人中，经营糖业占了相当比例。返回家乡时，时常满载棉布、丝绸、陶器、茶叶等江南所产的货品，有时则单单运装棉花原料。“秋则不买布而止买棉花以归”，为什么不买现成的棉布，而要采购在运输上并不方便的棉花呢，主要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用江南的棉花纺纱织布，满足本地需要，甚至还可出口东南亚。
福建泉、漳商人头脑灵活，善于经营，他们还把生意做到了台湾。在台湾与大陆沿海的贸易中，多的便是泉、漳商贾。从上海到台湾，这些福建商人“或载糖、靛、鱼翅到上海，小艇拨运姑苏行市，船回则载布匹、纱缎、丝绵、凉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从上海港运回的这些江南货品深受海岛人民的欢迎。 “商贾造舟置货，由福建厦门开船，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上而关东，下而胶州、上海、乍浦、宁波，皆闽广商船贸易之地，来往岁以为常。”乾隆《上洋竹枝词》曾提到闽广船及从那里贩过至上海的物产：“东门一带烟波阔，无数樯桅闽广船”，“近日上洋风俗改，市人尽效嚼槟榔”。上海的客商属粤商、潮州人多势众，两地又下分帮派，仅潮州一地就有“八邑”之分：潮阳、惠来、海阳、澄海、饶平、揭阳、普宁、丰顺等县，福建则以漳州、泉州两地商民最多，下涉龙溪、同安、海澄等县。 浙江毗邻上海，地理相近，习俗相通。浙江素以经商见长，而宁、绍两府之民更因“襟山带海，地狭民稠”，长期以来一直有出外经商谋生的习惯与传统。与上海近在咫尺、宁、绍人捷足先登，早早来到上海开铺设店，他们带来一些咸鱼、干果、笋干、火腿、但更多的是从事区域间转输贸易，买进卖出，从中谋取利润。 此外清初期，上海港前往关东、山东的航线也十分繁忙。每年从关东运抵上海的豆麦数额巨大。豆以豆油、豆饼、大豆为主，由牛庄（今营口）、天津等口岸装载。另外，还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