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情上海滩-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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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把玩。乾隆年后，豫园改变了传统的私家园林性质，成为上海最早的“公园”。
豫园毕竟衰落，可是仍能照见县城鼎盛时期，城中世家对于儒家文化的传习与继承，一石一木无不蹈矩汉唐之音，老莱子斑衣愉亲的典故演成了现实版的硕大“豫园”，一砖一瓦堆砌而成的建筑意象与“绝对对称”的宅院格局、“绝对自由”的花园空间布置，无一能超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窠臼。豫园的豪奢、精致是中国式的豪奢精致，与爱奥尼式柱、铁皮屋顶全无关系，虽然这个屋顶庭院中的人可能已经闻到西方的气息、品味着西方的书画，行事走路的步子会敏捷些，然而祖宗家法，长幼尊卑的礼数，骨子里所追求的“圆融”、“中和”、“明达”的正统观念都没有变。如果说上海人文价值观中一向存在着对“正统”“经典”的崇信的话，那么豫园倒真的做到了传统建筑与文化的“经典”演绎，有时你甚至不可想象它居然是在这个西风劲吹的城市中。而其实它也就只能落在这个华人群落的老县城围起的土地上，除此之外，天下已非国人。 除了这宏阔的豫园而外，老县城还留着一些名人的家园，它们组成了上海这座城市怀想历史，与故人、故园对话的窗口。那些也许在内陆才能真切接触到的华夏文明痕迹，在它们身上逗留。 “郁半城”郁松年家仍存下的“宜稼轩”，还住着郁氏的后代，这个五开间三进深，墙门重重，结构紧凑的典型清代住宅建筑，当年红顶商人胡雪岩将女儿续弦给郁松年儿子时，那场盛况空前的婚礼就在这里办的。 “宜稼轩”，往前再走一点，隔壁就是“梓园”，沿街两层骑门楼上是罗马柱浮雕、苍劲的“梓园”二字，据说是吴昌硕的手笔。梓园是清末民初上海著名书画家、慈善家、实业家、上海总商会主席王一亭的家。 梓园前行200米就是光启路口徐光启的故居“九间半”。 艾氏住宅位于城内虹桥（今艾家弄）。是南京通政使艾可久建于明嘉靖年间。占地3亩，住宅5进，正门朝南，为传统江南大院。有趣的是宅内还建有私家天主教堂，可见世家而接受耶稣教影响的不只徐光启一个。地域风气使然。 借园，位于县城南门内（今药局弄南、乔家路）。原名宜园，是清康熙进士周全然的住宅。之后归于上海望族乔氏。园内有乐山堂、吟诗满月楼、寒香阁、青玉舫、快雪、时晴、琴台、归云、岫宜亭等建筑。道光年间被沙船巨商郁泰峰收买，改称医柙坝。郁氏在原址改建成中西合璧式样楼房。清末民初郁氏住宅部分转让他人。 书隐楼，位于水仙宫北（今天灯弄）。清乾隆进士沈初建。占地2亩余，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宅共5进，70余间。光绪年间由郭家购得，直到现在仍然为郭家后代的居所。 天主、佛主、城隍老爷，关帝、送子娘娘、孔圣人。。。。。。千百年来每一个跋山涉水的异乡人来到这块江之头、海之角的江渚县城，怀揣着一个梦，怀揣着各自的使命，将自己所信赖的神灵带到这里，让“他们”像家乡的父母一样佑护着自己。他们欣悦地挤在这块竖满了自己保护神的土地上，自然地生活着，祈祷、请求、甚至发泄诅咒，然后睡去。 然而商业意识的觉醒，在开埠之前，当市舶司从吴淞江畔的青龙镇转到今天南市小东门十六铺边时，一个财富之梦已经永恒地成为这方土地上人们挣扎的梦想。 走过天主、走过佛主、走过城隍、走过孔圣人。。。。。。。在中西合璧，包融并举的外貌下，每一个异乡人都忍不住心头的财东梦。豫园是一个永恒的纪念版。于是有人说，上海滩，是造在地狱上的天堂！
第二部分：地域故里沪商福祉（1）…（图）
一度，董家渡的热闹，在中国人的眼里就是城市繁华的代名词。那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陈年旧事：“大马路的牌子，十六铺的银子”，这句当时风传上海的流行语见证着这个地块曾有的风光。是时，铁路尚未筑建，陆上运输有限，大宗货物集散均依靠水运，而上海和外界的交往则依赖十六铺。“一城烟雨半东南”，码头林立，商业繁荣，野心与沉沦，欲望与迷醉，在这片土地上，一切似乎都沾着一点喜气与运气：十六铺客运码头的前身是南通张謇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垄断了上海至扬州的苏北航线；“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讲的是曾是十六铺水果集散市场混迹的杜月笙。于是，有太多人，怀揣着关于发迹的梦想，在这里上岸；十里洋场，遍地黄金，而中国民族企业的传奇篇章荣氏家族，也正是从这里起步，走向花团锦簇的未来。
荣氏先祖荣清于明朝洪武末年自湖北迁至江苏省无锡市郊的百乡荣巷。当时，这里是“野稻自生、野茧自成”的荒僻之地，经过荣氏30代人的繁衍开发，到19世纪初已成为荣姓后裔聚集的重要集镇。荣宗敬和荣德生，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先后离开家乡，来到上海钱庄当学徒谋生。荣宗敬在上海永安街豫源钱庄，荣德生在上海通顺钱庄。1891年，荣宗敬学徒期满，转到森泰蓉钱庄做跑街，专管无锡、江阴、宜兴等地的收解款业务，整整跑了三年，码头跑熟了，金融市场的资金调拨和运行规则也清楚了，懂得了什么是市场，什么叫经营，什么叫竞争，受益匪浅。那时正是上海的钱庄业的黄金阶段，到了1896年2月，眼看时机成熟，兄弟两投资1500元，再招股1500元，在南市鸿生码头开设了广生钱庄。董家渡，即是荣家兄弟第一次创业的福祉所在了。 万事开头总不那么顺当，尽管兄弟二人通晓珠算、记账、存款、放款、赊现、汇兑等金融业务，对资金调拨、产销行情等也有着深入的了解，但在最初的阶段里，这家不起眼的小小钱庄盈利是相当微薄的，两年后，入伙的三位股东联合要求撤股。荣宗敬将1500元如数退还，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拆伙退投的事不要张扬出去。股东们贪图近利，多赚多分的思想不足为怪；相形之下，荣氏兄弟不畏风险的长远眼光与宏大气魄，则尤为可贵：他们毅然接盘，从1898年开始，独资经营钱庄。荣家开设的广生钱庄除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收蚕茧江南水乡养蚕和缫丝业素来发达，母亲石氏就一直利用家有的十多亩田地种桑养蚕在荣巷住宅后面，开设有公鼎昌茧行。钱庄加茧行，就比一般茧行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它可利用时间差无息运用顾客的汇款来收茧，加上又与无锡丝厂老板有交谊，可以把收来的茧子烘干后直接送入无锡、上海缫丝厂，因之茧行也能年年赚钱，每年可稳获二三千元收益。或许是上苍的眷顾，或许是地块的运势，钱庄在兄弟俩的孜孜经营下，累年颇有所盈，度过了刮倒上海半数钱庄的金融风潮，渐渐站稳脚根。到1901年，盈利更高达7000多两银子。初出茅庐，才华渐展，在黄浦江畔的老城厢，荣氏兄弟赚到了他们的第一桶金。 创业已经小有成就，故步自封却不是雄心勃勃的荣氏兄弟的风格。毕竟是读过书、领过世面的人，勤奋好学的荣德生，在工作之余，看书练字，间或盘桓于广东、香港，心头盘算着的，是一项新事业的蓝图。他在《乐农纪事》中写道：“来来往往，曾见兴新业而占大利者已不少，如太古糖厂、业厂地产、火柴、制罐食品、电灯、自来水、矿业等等，颇欣慕。”在二十世纪初年，对于新型的工业企业，大多数中国商人都抱观望态度。是的，民智浑沌不开、官府保守封闭、列强仗势欺凌，有朝廷撑腰的洋务运动不久尚且偃旗息鼓，民间私商又能有多大能耐？然而，“国运不昌，民生维艰。而生齿日繁一日，舶来品日盛一日，国家非兴办实业不足以立国，个人非创建工厂不足以立业”，一旦认准了认识到兴办实业才是富国强邦、发家致富的金光大道，荣氏兄弟的辞典里就没有“进退维谷”这样的词语。他们发现，在上海与无锡的往来汇兑中，上海英商增裕面粉厂和寿州孙家的阜丰面粉厂采购小麦的款项占了一大半。细心访之，才知道面粉业有着巨大的利润，首先朝廷方面可给免税，同时国人投资机器面粉业者极少，著名者仅有寿州孙姓一家，而市场极大。从官方来说，越是兵荒马乱越是需要军粮。经过一番筹备，荣氏兄弟买进了法国链石磨子4部，在无锡西门外太保墩购地17亩，办起了保兴面粉厂，工人只有30多人，这就是有名的4部石磨起家的传奇了。当历史翻到1932年的那一页时，荣氏兄弟吃饭穿衣的理想庶已实现：茂新、福新面粉系统的生产能力在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中占30。7％；申新纺织系统棉纱产量占全国的18。4％，棉布产量占29。4％。从老城厢迈出的脚步，终于有了坚实的依托。 在今日看来，只言片语的回忆，衣香鬓影的碎片，所勾勒出的，只能是那个逝去的时代的一丁点引子。“非恃有充实之资本，乃有充实之精神，精神为立业之本”的理念，倾诉的或者是传统儒商的文化情怀；“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的方针，则纯乎展示了现代商业在冒险与盘算、潇洒与凝重间的成长轮廓。于是，在历史的班驳痕迹中，在江水的潮起潮落间，旧上海的肉身和灵魂，被一一填入宛然更行更远还生的春草，在回忆的世界里氤氲历久弥新的上海味道那是我们自己的梦，在浦江之岸缓缓铺陈：关于奋斗和传奇，关于绚烂和热烈。
第二部分：地域故里城厢文化（图）
算一下，上海立县至今大约七百多年，和中国很多城市，比如西安、苏州、北京、南京、杭州相比，七百多年实在是一段短短的历史。然而，时间层面上的不足，似乎在空间获得了补充几乎在上海的每一寸土地上，都不妨去体味些文化蕴含。而上海历史文化最肥沃的一块土地，无疑就是上海镇和上海县的起点，后世所谓的“城厢镇”。 近代的上海，打破了城墙，左冲右突，终于有了一个大都市的广大空间。但是上海人最早开辟的生存空间，还是城墙之内的古城镇。虽然到了19世纪，一股庞大的西方势力扑面而来，加速了上海的发展，但从很多方面而言，古城厢仍然是上海文化的发源地。
第二部分：地域故里“海派”气质（图）
20世纪，有人将上海的文化精神概括成两个字：海派。说详细一点，一方面指上海人重商，另一方面指他们崇洋。其实，若以老城厢作为海派文化的母本来看，它在重商崇洋的特性而外，还保留着东吴士族后裔的重儒之气，三者的混合体构成了海派的气质。这种气质的形成赖于上海先天性的港口地理位置，也赖于后天海商贸易而缔造的繁华商都，还赖于吴地人文的历史承袭。 面向大洋的港口地理位置，使这里总是成为中华大地西风东渐的第一站。天主教来了，洋神父来了，他们带来了西方的地球仪、算术、西医、机械动力原理，当内陆的先贤们还在传授陆九渊、程颐们的格物致知的圣贤书时，老城厢的人或许已经坐在敬一堂里看洋神父们带来的机械小玩意，听传教者的“几何学原理”，感受西方的卫生洁净了。700年的海运商贸经历，东南亚及内陆南北大批量的货物交流，什么样的东西没见过，什么样的人没接触过，自然这里的人有了更开阔的视野，知道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与容忍度才能做成大事业，才能与更多的人交流，从而找到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而在交流中他们也懂得了比较，知道有些洋玩意其实也挺好，不比我们老祖的东西差。老儒学教化来的小和尚下山来时，尚且都知道“师父，我要绿鹅”，何况看了数百年东南西北人，与黄发碧眼者打过交道做过买卖的老城人。饭桌原来要铺上洁白的桌布，留声机、放映机原来可以将人的声音、身形收进来再回放，马连良马老板的戏可以来来回回想看就看了，西装礼帽其实比长衫马褂行动更便捷，穿起来也更精神，崇洋不是没有道理的，毕竟物质文明有层级，对高一层级文明的羡慕是人之常情。
历史上更有名的上海人当然是徐光启。余秋雨说，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徐光启，并将融合中西文化的他身上的特质形容为：“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 1607年，徐光启为父亲的葬礼在家中设立上海第一座教堂。而上海现存最早的天主教堂“敬一堂”，后来称为“老天主教堂”在后世的梧桐街。呈巴洛克风格的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