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必败-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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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本人也应该前去亲自指挥，与敌军展开大决战。
毛泽东评价曹操
尽管在传统戏剧和小说中曹操一直是个“反派人物”，但毛泽东对曹操却有着相当高的评价，毛泽东曾说过，曹操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还不是了不起？
毛泽东曾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议论曹操时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有一次，毛泽东听到自己的随行医生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他马上反驳说：“屁话！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也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笔杆子杀人哪，那些反动文人垄断了文化，写出东西又愚弄毒害了老百姓，这个案我们要翻过来！”
毛泽东非常喜欢曹操的诗，他认为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在和他的子女们谈话时，他也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
毛泽东评价司马懿
由于《三国演义》中编造了许多诸葛亮打败司马懿的故事，使得后人多以为司马懿不是诸葛亮的对手。很多人假设，若不是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司马懿终归会被诸葛亮灭掉的。毛泽东对此则有清醒的看法，他认为“司马懿敌孔明之智”。毛泽东还曾说过，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
毛泽东与诸葛亮军事谋略之比较（1）
诸葛亮与毛泽东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家，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失败的军事家，后者是成功的军事家；前者是被神话的军事家，后者则是真正伟大的军事家。
毛泽东的确很爱看《三国演义》，但毛泽东的军事谋略早已经超过了魏蜀吴三国中的任何一位军事家，更不消说那个失败的诸葛亮了。
毛泽东从诸葛亮那里得到的大多是反面教训，所以他采用的是和诸葛亮全然不同的领导模式。以下是毛泽东与诸葛亮军事谋略的比较：
比较之一：群众基础不同
毛泽东注重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他要把军队建成是人民的子弟兵。正确的政治纲领为毛泽东的军事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处处得到群众的支持。而敌人则总是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抗日战争时期，老百姓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实行坚壁清野，粉碎了日寇的多次扫荡；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争相推车挑担支援前线；抗美援朝期间，无数人勒紧裤腰带省下钱捐助人民志愿军。这一切都说明，“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制胜法宝，也是毛泽东军事胜利的保障。
而诸葛亮只注重刘氏政权的利益，为了所谓的“匡复汉室”，不惜穷兵黩武，连年发动战争，所以他无法得到广泛的群众基础。魏属领地的群众并不因为蜀军代表汉室利益就夹道欢迎诸葛亮，他们对曹魏政权的忠心要远远强于对恢复汉室的幻想。在司马懿坚壁清野的策略面下，诸葛亮无法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支持，每每因粮草不济而败退汉中。多年征战造成蜀国国力严重衰退，在诸葛亮死后不久，蜀国便从此一蹶不振了。
比较之二：决策机制不同
毛泽东思想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全体共产党员的思想结晶。共产党的决策机制是民主集中制，这可以有效弥补个人思维的缺陷。虽然毛泽东晚年在政治决策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在战争年代的军事指挥生涯中，则是很好地执行了民主集中制。
1947年冬季，毛泽东指导人民解放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他把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概括为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这次整军运动到1948年夏季结束。在具体的军事战役中，毛泽东也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多方听取不同意见，然后作出最后的决策。1948年1月，毛泽东同意粟裕的意见，即3个纵队3月下旬渡过长江进行发展。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粟裕认识到3月下旬渡江并不是最好的行动，于是他又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仍在内线作战，以争取战局之最有利发展。毛泽东看了电报后，急召陈毅、粟裕到中央，并于4月30日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粟裕的方案。会议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决定粟裕兵团的任务目前不是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这次对重大抉择做出的变动，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它对后来战局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诸葛亮的决策机制完全是靠个人智谋，这就无可避免地会发生很多问题。诸葛亮用兵不愿意和人商量，将士们出征前往往都是一头雾水，非要等到关键时刻打开诸葛亮赠送的锦囊才能悟出诸葛亮的真实用意。这似乎很能体现诸葛亮处处高人一筹的才智。但是却不利于发挥集体的力量。虽然诸葛亮有时也会接受别人的献策，但他从不会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具体的用兵方案。往往是只有他认为方案不错，也根本不会让更多的人来论证，而是自己就进行决策了。
比较至三：军事原则不同
毛泽东的军事原则是以效率为核心的，而诸葛亮的作战方案往往追求表面的胜利。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其中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等等。可以说，毛泽东提出的军事原则是以谨慎、高效为核心的。这样可以保证解放军的每一次战役都建立在有针对性的目标之上，而且还有助于军队取得实实在在的绩效。
毛泽东与诸葛亮军事谋略之比较（2）
从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到1946年10月，国民党占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153座，解放军只收复或攻占了国民党的48座县城。算下来解放军净丢失105座城市。如果只看城池的得失，你会以为是国民党军队占了便宜，而且国民党的宣传机构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透过城池易手的表面，却是另一种力量变化的对比：这段时间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2个旅，连同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总数达30万人。
诸葛亮打仗，总是忽视实际效果，有的战役看似胜利了，实际上是在赔本赚吆喝。诸葛亮在进攻曹魏时，没有什么具体的绩效目标。大概也就是能打就打，打不了就撤。长年累月地出兵却总是无功而返，诸葛亮却不进行反思，还是一味死命进攻。第一次伐魏时，诸葛亮手中重要关口街亭失守，于是不得不退回汉中，顺便把魏地三城的军民赶到蜀国，以作为北伐失利的补偿。蜀国本来就人多地少，这样无疑会加剧蜀地人民的生活负担。但诸葛亮却把掠走敌国群众作为他的绩效，说明他的绩效观是非常荒唐的。
两军交战，对于主动进攻的一方来说，只要你没能攻破对方，即便看起来你把对方打得如何狼狈，也不代表你是胜利的一方。诸葛亮可能并没有这样的绩效意识，他长途跋涉，去远征曹魏，其耗费的军力自然要远远多于以逸待劳的魏军。可是诸葛亮却乐此不疲地发动着这样没有实际效果的战争。所以，最后的胜利肯定不会属于诸葛亮。
比较之四：对待根据地的态度不同
毛泽东重视根据地的发展，但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他也会主动放弃根据地。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到1928年2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由不足1个团发展到1个师两个团，先后攻克茶陵、遂川、宁冈三座县城，并建立了这三县的工农兵政府。
在此之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剿”，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毛泽东并没有死守根据地，而是出动出击，深入敌后，攻击敌人其他城镇。在此过程中，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曾多次失而复得，而且红军还不断扩大战果，开辟了赣南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和闽西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后来，赣西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合并，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为了迎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毛泽东采用了“诱敌深入”策略，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而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前四次围剿，就是在毛泽东的军事策略下惨遭失败的。遗憾的是，后来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转入长征。
毛泽东建立根据地，往往是选择在条件艰苦的山区里。因为山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而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所以，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又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溃退和国民党政权的瘫痪，毛泽东接连电示八路军，在敌后广大的乡村广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之后八路军创建晋察冀、晋冀豫、晋冀鲁豫、冀热察、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牵制了侵华日军60％以上的兵力，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诸葛亮的根据地主要建立在大城市，如成都、荆州等地。但诸葛亮对根据地的建设是缺乏力度的。拿荆州来说，早在“隆中对”时，诸葛亮就把荆州看作是重要的根据地。后来诸葛亮得到荆州后，并没有依据这个根据地不断向外扩充实力，而是把关羽一个人留在荆州进行防守，简单地交待了关羽“东和孙吴，北拒曹操”八个字。在诸葛亮的八字方针下，关羽只是消极防守，并没有在无强敌来临的时候积极扩张根据地。而当孙曹两家联手进攻荆州时，关羽却听从诸葛亮的命令去贸然出击，攻打樊城，结果樊城未得，荆州倒失。
汉中根据地是诸葛亮发动北伐的根据地。诸葛亮也曾通过“七擒孟获”征服了南方的少数民族，加强了根据地的稳固性。但在经激烈的三国角逐中，区区这一个根据地，用来防守还勉强还以维持，要想用它来包打天下则是远远不够的。在荆州失手以后，诸葛亮没有再发展其他的根据地，只是一味依靠汉中根据地发动战争，根本无法起到联动效果和规模优势。
毛泽东与诸葛亮军事谋略之比较（3）
实际上，如果实力弱的一方只拥有一个根据地，那么最适合打的就是“诱敌深入”的战争，比如毛泽东在赣西南、闽西领导的中央根据地，就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大围剿，但当红军改打阵地战的时候，根据地就被敌人攻破了。
毛泽东曾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他非常重视根据地的建设。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创建了多个抗日武装根据地，不仅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也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原先坚守在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立即成为打击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也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诸葛亮的失败，在于他只拥有一块根据地的弱小一方，试图进攻强大的敌人，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发展过新的根据地。
比较之五：对待组织建设的态度不同
毛泽东指出，人民军队不仅是战斗队，而且是宣传队，这一思想的提出，使人民军队真正成为执行党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进行“三湾改编”，确立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均须经党组织讨论决定。这种“支部建在连上”的管理措施，有助于部队思想的高度统一。
1929年12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红四军召开古田会议，确立了红军必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这有利于党的思想在部队的贯彻执行。
在后来的战争中，无论是发展新兵入伍，还是接受国民党起义部队，或是收编地方武装力量，共产党的支部总能渗透在最基层的连队。这使得革命军队在不断快速扩张的过程中，永远保持着思想的高度统一。
诸葛亮在组织建设方面缺乏足够的智慧，往往过于放任新收编的部队。比如攻克荆州后，没有及时对荆州兵团进行思想改造，导致荆州兵没有心思为刘备卖命。倒是偷袭了荆州的吴将吕蒙颇懂得组织建设：他在荆州，传下号令：凡荆州诸郡，有随关公出征将士之家，不许吴兵搅扰，按月给与粮米；有患病者，遣医治疗。结果荆州将士之家感其恩惠，对蜀汉的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