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北京-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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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几日，扫扫尾，写完一本批评集再走。屋里只剩一张桌、一张椅和一张床，满屋
的垃圾废品。门晓刚把自己的米面给他一些，就忙自己的事去了，偶尔半夜看到沙
新屋里的灯亮着，就进去寒暄几句，只见沙新在埋头苦写。这两天没见沙新，以为
他是去向朋友们告别了，也就没去注意。下午晓刚收到一封本市的信，打开才知道
沙新前天晚上一个人独自去济南了，跟谁也没打招呼。信也很简单：让晓刚马上搬
回来，钥匙在门楣上。门晓刚好不心酸，捧着信湿了眼睛，回到屋里就冲冒守财说：
“你终于称心如意了，今天晚上就接你老婆进来吧！”冒守财已经是和颜悦色，嘻
嘻笑笑：“这是怎么说的，我可是没赶谁。我老婆还有半个月呢，沙新再拖一个星
期也没关系嘛。”
沙新那几天似乎像没发生什么似的。他的一本什么《论中国特色后现代主义》
约好这几天交稿，送走老婆孩子保姆，就关在空荡荡的屋里奋笔疾书。平时总有时
间可以浪费，逗逗孩子，逛逛街，吃吃饭喝喝酒侃侃大山，约好的稿子总是拖着写
不完。中间不停地接受报刊的约稿，东写一篇西攒一篇，大钱没有，几十几十的小
钱一月总有几笔。手握小钱，时时和朋友下下三等小馆，偶尔吃大户或做东吃一次
大馆子，很有三十年代上海三流文人的优雅感。大家自称做批评家不能没有钱，一
定要有点经济基础才有闲心去指指点点以醒世警世喻世，中国需要批评家，因为中
国老百姓大都活得太实际委琐；好容易出几个知识分子，又大多被同化为乌合之众，
毫无人文主义灵气，更谈不上诗意，顶多算得上马尔库塞所说的“没有灵魂的专家”
而已。沙新一喝酒必谈三马——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马尔库塞，总在推崇批评
家应担负起给后工业社会的人以“终极关怀”，自称自己就是在扮演着一个牧师的
角色。
那天在东四的什么天鹅酒馆里就着煮花生、拌粉丝和拍黄瓜喝酒论天下，几个
人决定组织个后现代主义研究会，专题研究后现代社会里人类心灵的孤独与庸俗问
题。沙新提议文艺批评与市场挂钩，建立一个心理咨询中心，开通谁家的电话，每
周一三五上午九点至十一点半有一人值班解答心理问题，并用书信形式解答。每次
收一定费用。再编几本《现代人心灵一百问》之类的小册子配卖，这样以文养文，
研究会就有了活动基金。几经周折，才找到一个挂靠单位，作为群众团体登记注册。
随后花了二百块钱租了一个咖啡馆的两个小时开成立大会。那正是沙新要离开北京
的下午。沙新被推选为常务副主席，会议由他来主持，他不能不去。但他决不想让
人们知道他晚上要离京，因此一脸的平静，照旧迎来送往讲话寒暄。只是与每个人
握手的时间比平时长得多，也有力得多，握得大家莫名其妙。开完会一人分一盒三
块钱的盒饭，肉炒青椒，肥肥的肉片，顶着几片发黄的大椒，吃得大家面红耳赤，
抹着油嘴纷纷告别。
这是沙新在北京的最后一顿晚饭。一直忙到华灯齐上才散，几个主要领导人又
相约到酒馆里喝个通宵。沙新喝了几口，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三马，就告辞了。
临行前约好下周三老地方聚会。沙新掏出二百块，说下次我做东，这钱先存在小张
手里，免得我提前花了到时喝西北风。然后摇摇晃晃顺着长安大街回移民楼。回去
蒙头大睡，一直睡到午夜时分，这才起床去洗了脸，又最后喝了一口移民楼的自来
水，背上包出了楼拦了一辆面的直奔火车站。木然地上了车找到铺位就枕着包昏昏
然睡了过去。
梦中恍惚觉得车停了，眼前叠画出当年意气风发坐硬座车两天两夜赶来北京报
到上班的景象，心里一阵发热，在看到北京时喜得热泪横流，他要成为京城最叫响
的理论家。青木季子正在车窗下等着接他，他们握手的那一刻，似乎就宣告了一段
情缘的开始和注定灭亡。沙新狂乱中拥紧了赤裸的季子，高叫着自己听不懂的日语
（我怎么会讲日语？），痛苦难当——咣当一声巨响，车停了。沙新猛醒过来，黑
夜中明晃晃的地方是天津站。他就是这样如坐春风般地离开了曾视为自己生命的北
京，而济南正在夜雾中等待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甚至那朝夕相处的妻儿在
此时也显得陌生，似曾相识，但又如坠云雾。难道这就是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在半辈
子之时划上的一个标点？是逗号，问号，还是随便的那么一顿？
夜雾袭进车厢，他裹紧了毯子，茫然地望着外面影影绰绰的灯光，站台，穿梭
的人影，眼皮子那么一沉，就又迷瞪过去。火车又开了。
我会回来。
他迷迷糊糊地喃言着。
车轮咣咣噹噹，让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移民楼的不少人升了大大小小的官，自是喜不自禁，喜上眉梢，似乎连说一句
“上厕所”都带着坚忍不住的笑意。滕柏菊则更是不愿做忍者，摆出一副“人生得
意须尽欢”的样子来，在厨房里与人们眉开眼笑地谈论社里分房子的问题，一边回
顾一边展望一边观照眼前。能够谈论分房这本身就显出一种气派，因为只有升了科
级干部的人才热衷于谈分房，因为只有混上了科级才有资格分到两间一套的房子，
别人均是等外品，只配分平房、移民楼或两家合住。现在滕柏菊的谈话对象是浙义
理。
她很自谦地祝贺浙义理升任社级领导，然后马上与利益挂钩祝贺他稳打稳地能
分个两间一套，弄好了就能分个三楼的黄金楼层。冒守财闻之，也凑过来搀和，他
是老牌的总编室主任助理，这次正式定为科级干部。他自以为比滕柏菊早当了二年
科长，分房时一定可以优先挑楼层。他忍不住说：“义理，咱们弄不好就住上下层
了。我顶多弄个二层，不行就四层。你说二层好还是四层好？”义理说当然二层好，
少爬楼梯。可冒守财说四层好，安静，小偷也懒得上来。
滕柏菊最不能忍受冒守财，就说：“就你那个破家，哪个小偷去偷？连彩电都
没有，敞着门都没人进。”
浙义理说：“别太乐观，咱们年轻人，能分个顶上层的就不错了。”
滕柏菊气不忿儿地说：“那怎么行？你分顶层，我们不就没层儿了？”
义理忧虑地说：“真的，我听到点风声儿，说这次提升的科级太多了，没那么
多房子，弄不好有的科长还分不上呢。”
滕柏菊一脸的赫然理直气壮：“我反正不怕，我都三十五了，我们是双科长，
再怎么着也得有我的。我们反正双保险。”
“那要看按什么标准了，”冒守财寸步不让，“按年龄您当然沾光，可若按年
头儿呢？”
“按什么年头儿？你大姐十六岁就回乡当教师了，工龄比你年龄都长。”
“我说的不是工龄，”小冒说，“是官龄。”
“嗬，德性样儿，”滕柏菊说，“你不就比我早当二年主任助理吗？可那二年
也没有说你算科长啊。你正式当上科长是跟我同一天。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没
我的也没你的，别整天往外择自个儿，总想比别人先。再说了，你老婆的户口才进
来几天？按规定她户口要跟你在一起十年才行。”
“十年是指父母，弄错了。”义理说。
“反正是那么个意思吧，像我们这样双双在北京六七年的，当然要比后来的人
先分房。”滕柏菊昂首逛胸地走了，她又压冒守财一头。
浙义理喃喃地说：“这娘们儿，处处她都占先。”
冒守财关心的是：“你说的当真，我们年轻的科级这次没戏？”
“听天由命吧，”义理不凉不酸地说。他这次成了副处，很自信，无论如何会
有他的房子分。
“狗舔鸡巴，自美，”冒守财嘀咕一句，“不就闹个副处嘛！”
浙义理的话还真是有根据的。几天后分房方案果然证实了他的话。这次分房正
赶上一大批老干部老“向导”离退休，对他们来说这是这辈子最后捞一把的时机，
再不捞，以后不在位了，黄瓜菜就全凉丫的了。于是这批人纷纷风起云涌地闹房子，
明着吵，暗着托人情送礼物，全家老小搬着铺盖占据办公室的一时间奇人奇事层出
不穷。最吓人的是老朱的老婆，第一榜名单上没老朱，她就提着“敌敌畏”瓶子闯
入社长屋里，以死相逼。社长说老朱自己条件不够，话没讲完，那女人已仰脖灌毒
药，并把瓶子往社长嘴里塞，号称同归于尽。社长立即签字同意，随后喊人送她进
医院涮肠。那女人拼命抗争，说没喝，瓶里是水，“敌敌畏”洒身上吓人的。社长
不听，医生也不睬，强行涮肠。这之后，领导根本没心思管出书，全部夜以继日地
忙于应付这批人了。
这中间总会出间谍之类的人。领导们开分房会全都是起了誓的：以党性担保，
不泄露分房方案。张大壮大手一挥：“什么党性不党性的，咱是大老粗儿，不说这
文词儿。总之，谁他妈把方案露出去，谁不是人，是这个。”顺手做王八状。“对，
是这个”。全体伸手做王八状，代替了誓辞。可方案还是被什么甘做王八的人露了
出去，资料室的人甚至复印了数十份方案公布于众，上面是平面图，每个房间里填
着一个人的名字。人们都说资料室和医务室是情报室，什么谁谁入党提干出国分房，
举凡有利可图的事儿，领导上午做了决定，中午就能在这两个地方听到十分准确的
消息。几个老娘们儿往那儿一坐，织着毛衣钩着花边儿就全有了，没有她们不知道
的秘密。
这方案一出来就引起未分上房的人们强烈抗议。开始了对社领导的又一番进攻。
头儿们顶不住，就全体坐飞机去海南岛“考察”了。
最倒霉的是移民楼这批人。方案中写明，除了浙义理这个副处级给分了一个底
层的两居室以外，科级（包括科级）以下的人仍原地不动。人们一想也是，这次一
个出版社孙猴儿似的一下变成九个，每个社都是处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主任什
么的又添数个，下面自然要分化出无数个科级单位，牛毛一样的科级们太多了，而
房子只有那么二十几套，又碰上老干部离退休，只能先牺牲年轻人了。官太多了，
官价就下浮几十个百分点。
移民楼的人仗着年轻，还可以熬下去。但他们害怕的是再以后就实行住房制度
改革了，不能像现在这样白分房子。据说南方住房开始商品化，分一套房子，住户
要交万把块；要买房就得二十来万块。一算，妈呀，一万块可不是个小数，存好几
年呢。二十万，工作到死也凑不齐。这次分房意味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末班车，挤
不上去，就成了人生最大的一次吃亏。
于是移民楼的人，除了义理以外，纷纷激情满怀地在厨房里商量对策，怎么采
取集体行动目标一致言行一致万众一心地对付社领导，同时谴责浙义理是既得利益
者，是人民公敌。
骂归骂，但没有一个人愿意代表全楼人去找领导，只是各自为战，自己代表自
己私下去找。一个个早出晚归，各显其能，心照不宣地活动着。惟一的众矢之的是
浙义理，人人骂他“不是个东西”。滕柏菊骂浙义理骂得最公开，甚至当着他的面
说：“人啊，真是一阔脸儿就变。你也好意思一个人逃脱苦海把我们扔下啊。”
浙义理无可奈何地一摊手：“我能说什么？给移民楼每人分一套房子？社会主
义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大锅饭，还是要讲个贡献大小，讲个差别的。否则就没人拼
命工作了。现在不是开始讲竞争了？有的人就爱干这个，自己不得意了就扮演为民
请命的角色。别忘了，上次全楼闹肝炎，胡义想弄一份签名书竟没人在上头签字。
你那会儿怎么表现的？你去带头打了乙肝疫苗！所以你们现在仍然是群龙无首，各
自为自个儿暗中求情去吧，谁有本事谁杀出移民楼去。”
滕柏菊被说得哑口无言，只能悻悻地说：“我希望这楼烧着算了，一着火就全
没房住了，准先紧着咱们分。”
这话梁三虎爱听，插嘴说：“对，放把火。烧了它。反正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来去无牵挂，连彩电都不趁，烧呗。”
“那可不成，”柏菊说，“把你烧死了，你那一拨儿一拨儿的情妇还不哭死。”
终于，火没烧起来，但移民楼的人民却真因祸得福，拣了一个大便宜，坐上了
最后一班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大车，人人逃脱了苦海，住进了单元楼房。
这便宜拣得实在容易，也大大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