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爷小说网 > 文学电子书 > 作品评论 >

第4节

作品评论-第4节

小说: 作品评论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麻之足,怎能再和往日敏捷灵活的赤足相比?
  吴柱国初见俊彦,惊叹道:“俊彦,要是我来你家,先看到你,一定还以为你父亲返老还童了呢!钦磊,你在北大的时候,就是俊彦这个样子!”由此可知,余钦磊当年和俊彦现在一样,“眉目异常英爽”,长着“一头墨浓的头发”。现在呢?他有一张“皱纹满布的脸”,而作者更是一再的提到他那“十分光秃的头”,“十分光秃的脑袋”。
  这些只是余教授外貌上的今昔对比。更令人感触的,是他精神上和生活态度上的今昔比照。
  从他参加五四运动之事实,爱好浪漫时期文学的事实,以及当初和雅馨恋爱的情形,我们都可推断,余钦磊以前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浪漫主义者,崇拜精神的解放,蔑视现实的桎梏。可是现在,由于年岁的逼迫和现实环境的压力,他的浪漫精神早已磨损殆尽,和二十多年前在北平一样,他还在大学里教英国浪漫文学,教拜伦的诗。可是现在他教书,显然已无热情,只是维持现实生活,余太大有一次替他晒书,“把他夹在一本牛津版的拜伦诗集中,一叠笔记弄丢了——那些笔记,是他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候,记下来的心得”。这叠笔记的丢失,即影射他年轻时代的浪漫精神之丧失。
  而使他失去那叠笔记的人,当然不是别人,是代表“现世”的余太太。作者如此暗示,理想终被现实所逼失。余教授的前后二妻,确是一个强烈的对比:雅馨象征理想、精神和爱情,即“过去”;后妻象征现实。物质和肉体,即“现在”。雅馨早殁,而“肥胖硕大”的余太太健康活在人间,取代了雅馨的身分,这也是暗示现实终于取代了理想。
  客观说来,余太太除了爱打麻将的毛病,其实也是一个不坏的妻子,会想到替丈夫晒书,会提醒他贴膏药治腿,会想到“赢个百把块钱,买只鸡来炖给你吃”。然而她对丈夫的关切,只限于肉体方面,和健康问题。她完全不关怀也不了解余教授心灵上的需要或希求。如此,为了讲究卫生而晒书,却丢了载满心得的笔记;不忘替丈夫烘暖于善堂的膏药,却不耐烦听他提起吴柱国;心想打牌赢钱买鸡给丈夫吃,却一口否决接吴柱国来家里吃一餐便饭。
  说到此,我联想起一点,颇有些趣味,却从来没有提过,就此顺便说一下。在白先勇的小说里,鸡肉,特别是炖出来的肥鸡肉,常被用来当做女性肉体的象征,《一把青》里,心灵枯亡而肉体发达的朱青,端出一盆“热气腾腾的一只大肥母鸡”。刘骚包立刻笑闹道:“小顾,快点多吃些,你们大姐炖鸡来补你了”;姓王的也“吃豆腐”说道:“小顾来了,到底不同,大姐的鸡汤都炖得下了蜜糖似的。”《岁除》里,赖鸣升追叙在成都当骑兵连长时,如何被他营长的姨太太肉体引诱。她打牌打出一张白板,笑吟吟道:“给你一块肥肉吃!”后来她回房,传他进去,“早炖了红枣鸡汤在房里头等住了”。《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金大班和一群在洋机关做事的浮滑少年厮缠胡闹。小蔡嬉笑道:“我们小马说他还没吃着你炖的鸡呢。”金大班应声戏答:“我还没宰你这头小童子鸡,哪里来的鸡炖给他吃?”就是在《游园惊梦》那么一篇雅致作品里,我们也能找到类似的暗示。程参谋向钱夫人敬酒,一连喝下三杯,脸上顿现酒晕,“额头发出了亮光,鼻尖上也冒出几颗汗珠子来”。这脸神描写,和当年郑彦青与她肉体交欢时的脸神描写,颇为相近,所以作者虽未点明,我们却可想像,钱夫人这时,至少在潜意识里,闪过一丝对于过去那次性交的记忆。而就在同一个时候,“程参谋替钱夫人拈了一只贵妃鸡的肉翅,自己也挟了一个鸡头来过酒”。
  如此,余教授的太太,要打牌赢钱“买只鸡来炖给你吃”,就不单表示她关心丈夫肉身的健康,亦暗示她心里明白余教授需要她肉体所能给予他的性欲满足。尽管余教授满心怀念雅馨,那“随风飘去”的“凌波仙子”,他的肉体却必须活下去,在现实中活下去。他不得不吃,不得不睡,而在吃饭睡觉与照顾肉体生命的忙碌中,灵性的光辉逐渐黯淡,往日的理想逐渐消亡。不错——“现在”总战胜“过去”,“现实”总战胜,“理想”,正如余教授每次想阻止太太打牌,“他太大总是赢的”。人,若要长保灵性,惟一的方法,恐怕就是摆脱肉体,像雅馨那样早日“随风飘去”。雅馨就是因为早死,才能在余教授心目中成为“灵”的永恒象征,她仿佛毫无肉性,所以,当然,二十年前在北平替吴柱国饯行,她做的是“挂炉鸭”,而不是炖鸡之类。
  余教授的理想被现实击败的一大证据,便是他停止翻译《拜伦诗集》。从二友谈话中,我们得知余钦磊早年立志译完拜伦诗集,吴柱国原以为他早已译毕,问起在台湾是否畅销,才知并未译完,“这七八年,我没译过一个字”。余教授不但停止译作,教书也不再热心,不似吴柱国想像那样“守住岗位”。却一心设法争取外国赠送的研究奖金出国。他想出国,完全是被现实生活需要所逼,因为他送大儿子留学,借过一大笔债,无法还清,便打算出国积留些钱,偿清债务。五年前,他好不容易争得哈佛大学一个福特奖金,却在赴美的前几天被一辆机器脚踏车撞断了腿,不得不住院治疗。他明明知道生活穷困异常的贾宜生,也申请了这项奖金,如果自己宣布放弃,贾宜生可能就会得到,可是他一直攀住不肯放弃,在医院一躺五个月,哈佛就取消了这项奖金,余教授对贾宜生的深厚友谊,是不容置疑的,这从他谈及他时的感伤语气,为他到处奔走筹治丧费与抚恤金的事实,替他整理校对未完成的《中国思想史》之苦心,都可以看出来。可是,显然,当友情与自身现实的迫切需要起了正面冲突时,被牺牲的总是友情。现实,终是胜利的一方。
  吴柱国告辞,余教授陪他走出巷口。正当吴柱国要踏入计程车,两人握别的时候,余教授突然声音微颤道:
   
  “柱国,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向你开口——”
  “嗯?”
  “你可不可以替我推荐一下,美国有什么大学要请人教书,我还是想出去教一两年。”
  “可是——恐怕他们不会请中国人教英国文学哩。”
  “当然,当然,”余教授咳了一下,干笑道,“我不会到美国去教拜伦了——我是说有学校需要人教教中文什么的。”
  “哦——”吴柱国迟疑了一下,说道,“好的,我替你去试试吧。”
 
  以上这几句对白,是小说最后的一个高潮,呈示并强调出现实的全面胜利,理想的全然败溃。余教授要去美国,要停止教拜伦,即意味了在现实生活逼迫下,终于完全搁下了一生的理想。他不再教浪漫文学,也暗示他那一度光辉灿烂的浪漫精神之熄灭。如果吴柱国还对余教授抱着一丝幻想,临别时的这几句话,把他最后这丝幻想也夺走了。
  可是有一点,我们却也不能忽略。余钦磊被现实所逼,打算出国,只要去“一两年”,并没有要移民到美国永居的意思。这表示他还要回到自己的家,自己的国,自己的“岗位”。所以,我们不宜说他“放弃”了理想,“屈服”于现实;只能说他“搁下”了理想,“接受”了现实。可叹的是,他可能没想到,现实的压力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愈积愈重。他也许以为“暂时”搁下理想,可是如此一搁,重新拾起的希望就愈来愈渺茫了。
  现在让我们转过来,看看吴柱国和他的处境。
  吴柱国是《冬夜》小说的第二主角,作者对他的处理,份量不及余教授,可是从作者对他那么一点的客观描绘里,特别从吴柱国本人的谈话内容和语气里,我们同样活生生的看到他,并感染到他内心深处的困苦。基本上,他的故事和余钦磊相似——都是现实战胜理想的无可奈何的悲哀故事。
  在小说开头描述部分,作者藉由余教授的回想,描写吴柱国这次回国抵达松山机场时之外貌与风度:
   
  ……那天吴柱国穿着一件黑呢大衣,戴着一副银丝边的眼镜,一头头发白得雪亮了;他手上持着烟斗,从容不迫,应对那些记者的访问。他那份恂恂儒雅,那份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风范,好像随着岁月,变得愈更醇厚了一般。
 
  这样的描绘,制造一种印象,使人觉得时间和吴柱国,并非“逆行”,而是“顺行”。使人觉得岁月并没有能改变他。可是实际上如何?
  他的改变,不如余教授的改变那样明显。一大原因即他并非首要主角,作者没把他年轻时候的面貌长相,呈现介绍给读者,因而在外形上,我们无法比较他的今昔(不像余教授,有秃头与浓发等之今昔对比)。作者对吴柱国的兴趣,和要表现的重点,是他心情上和生活态度上,由于现实情势的逼迫而造成的转变。
  吴柱国是在一九四八年出国留学的。他本拟次年返国,却因大陆易帜而留居美国,转眼二十年,这些年内,他在美国大学教中国历史,写过几本关于唐代政治历史的书,成为国际有名的东方历史权威。
  客观说来,这样的成就,确实是很不错的了。他应该可以自豪,至少,他在国际间宣扬了一点中国文化!在松山机场上他表现的那种“学者风范”,和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十分相配的,可是,在二老友深入谈话过程中,我们窥知这位“从容不迫”“恂恂儒雅”的学者,内心却迫压着深沉的痛苦、愧作,和空虚的感觉。
  从小说对白,我们得知五四运动时,北大青年打入赵家楼,下监狱那群学生当中,领头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的,便是吴柱国。他又扛大旗领队游行,跟警察打架,足见当年他是一个热血奔腾,志气高昂,不肯妥协的爱国青年。他的爱国情操,深植于他心中,尽管久居国外,久未接触祖国土地,在他那国际学者的形貌下,却一直珍留着中国灵魂。抵达余教授家的时候,他脱下大衣,“里面却穿着一件中国丝棉短袄”,就是作者的一个暗示。
  他留在美国教书,成为权威教授。从表面上看来,也就是从他实际活动表现评论起来,他都十分成功地适应了新环境。可是他心底深处,却埋藏着一份不肯说出口的隐痛。所以,他在国外大学教课,“大多止于唐宋,民国史我是从来不开的”,“我们过去的光荣,到底容易讲些”。当年他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五四是他的光荣,五四精神没人能比他更了解。但当哈佛大学一个刚毕业的美国学生,在东方历史学会宣读论文,用纯理性观点把五四运动批评得体无完肤,他却一句辩驳话也不说,默默离开了会场。最深痛的悲哀是说不出口的。要说出口而受得了,就得扭曲一下,例如当笑话来讲。在美国任教二十年,吴柱国只一次向学生提到五四运动,那是因为看到美国学生闹学潮而引起的话题,“也不过是逗着他们玩玩,当笑话讲罢了”。
  吴柱国内心的空虚无用之感,如此之沉重,把他灵魂压得麻痹了。于是他任由自己像个机器人似的活在现实世界,习惯地向外国学生吹嘘李唐王朝的强盛,并为免被解聘,为升级,“隔两年,我便挤出一本〔书〕来,如果不必出版著作,我是一本也不会写了的”。二十年的讲课吹嘘。几十万字的学术著作。“都是空话啊”!
  这一苦闷郁结,他深锁内心一隅,不向人发抒,自己平时大概也无暇去想。为了在现实中生存下去,他忙碌于自认为空虚无用的工作,“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讲开会度过去的,看起来热闹得很”。可是现在,坐在台北温州街余教授家咀,沉浸在旧日友情和往事回忆的温暖中,这一郁结突然逐渐舒松争开。我们注意到,二友谈话过程中,吴柱国仿佛被一股力量驱使,非向余教授“认罪自白”不可,非把自己的“面具”一层层剥开不可。
  如此,在此短暂的时间内,吴柱国揭露了自己都不愿面对的“自我”。而这个揭开了面具的赤裸裸的吴柱国,和他平日呈现于世的面貌完全不同。作者十分巧妙地用衣装的解脱,来暗示“面具”的解脱。我们记得吴柱国抵达松山机场时,穿黑呢大衣,戴银丝边眼镜,手持烟斗。他一到余宅。先就脱下了大衣,而他悲痛说起五四运动被美国学生无情地“重新估价”之经验,他“把烟斗搁在茶几上,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眼镜”。
  除了衣服饰物的装戴和解脱,吴柱国的整个神态仪表,给世人的印象和此刻揭露的“真我”之间,也成一个强烈对比。在飞机场时他梳理得“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