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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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男身化女身，救渡苍生出苦海的观世音菩萨，也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信宗教的朋友们（他们是有神论者）会说：「诚则灵」。你如果真相信上帝或观音，你可能有时会察觉到「有求必应」的「灵异」现象。但是你如死不相信（像爱因斯坦那样），那你就是个无神论者。你心目中既然无神，他两位老人家也很民主。那么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河水不犯井水。你平时既不烧香，临时可别来抱我佛脚啊！
有神与无神
所以，朋友！你如果是个有神论者，虔诚地相信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上帝安排的，那么万能的上帝难道说还不如一个白发老翁张佛千？张教授会作嵌字诗，而上帝不会？作嵌字诗要汉学底子好；难道观音菩萨的汉学底子还不如张佛千？要去向张教授投「门生帖子」？
因此凡天下任何事理都不可说的太绝。我们信任无神论者的辩难至百分之九十九；也要给有神论者百分之一的机会，让他们尽其所欲言。万一将来的考据学家、目录学家和版本学家真的证明了上述有关太平天国的预言诗，确是一八五六年（太平天国「天京事变」）之前的作品，那我们对这首预言诗，如何处置呢？
纵迟至科学大昌明的今日，天下事还是有许多不可解的。我的前辈老朋友李宗仁将军曾告诉我说，当年他的参谋长叶琪将军坠马而死之后，他曾和白崇禧等叶琪的老友，去访问一位可以招魂的巫婆，这巫婆在昏迷状态中，竟然发出叶琪的声音；并交代了叶琪生前的私事。
笔者的岳丈吴开先先生也是（且用他自己的话）「绝对相信人类是有灵魂的」；因为他也有过相同的经验。以上所举只是两位名人的经验。其实类似的例子在社会上是举不胜举的。
笔者幼年曾旁观乡人「扶乩」。一次竟被叫上乩坛和一位堂弟共同「扶」那绑着一枝筷子的纱箩，这筷子竟在下面的沙盘里写出许多字来。这些字加在一起，经长辈断句，竟然是一首诗。我知道那诗不是我作的；我也知道那首诗不是我堂弟作的。堂弟连「总理遗嘱」都不大看得懂，那能作出那首典雅的旧体诗来呢？但是这首诗是谁作的呢？真是天大的疑问我自己经验中，数十年也无法解决的疑问。读者们若批阅拙作至此，可能会设想笔者也是一位有神论者了。其实非也，我只是和我老师胡适之先生一样，觉得「麻将里头有鬼」罢了。有神云乎哉？
小顽童敌不过老顽固
天下事之不可思议者正多。但是人类却是一种自作聪明的动物。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愚者一得，往往就要以一得之愚，强人从己，向别人搞「专政」。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可说是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被专政之中。
古代和中古的西方、西亚、南亚和拉非落后地区的人类（包括我们自己的洪天王），可被他们自己制造出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各种上帝和伟大神祗专政专惨了。他们的圣人、哲士、先知、弥赛亚等等，知识贫乏到连一只小蚂蚁也制造不出；却斗胆的发明了无数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伟大的上帝和神明，来向自己同胞或其它民族专政，一专便是千年以上，真是不可思议。
在这方面，我们的中华文化就比较轻松多了。糊涂的洪天王之外，我们向来没有为上帝流过血。我们的文化传统一直是鄙视「怪力乱神」的。但是说也奇怪，我们却也被反对怪力乱神的先生们，专了两千多年的政而不能自拔。
我们这项不谈怪力乱神的专政制度一直专到清末咸丰年间，才出了个「一神论者」（monotheist）洪天王。他挺身而出，向这个无神和低级的「泛神论」（pantheism，poly…theism）挑战。掉一句社会史学的专门名词，那就是洪秀全这一干人是受了「西学东渐」的影响，以有神的西学传统来向无神的东学传统挑战。洪杨一伙实在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期中的第一批从事「转型」的先驱。只是这批乡下哥哥，草莽英雄，知识太低。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运动」中的历史作用，而做了个蚍蜉撼大树的造反小顽童罢了。
再者在异文化挑战下的社会转型（也就是现代化或西化运动）原是渐进的，阶段分明的。最早期的西化（也可说是异化）往往是最幼稚、污染的成分最大，也是糟粕最多的。同时也是他那个对手方，百足之虫，死而未僵的老传统阻力最大的时候。小顽童敌不过老顽固；小顽童就要遭殃了。洪杨悲剧是有其历史上的必然性的。
不要被赛先生、德先生牵着鼻子
但是洪顽童的必然失败，并不保证他对手方那些垂死老朽的苍髯永驻。他老人家还是要继续他那由老而死的必然程序。朋友，这也就叫做历史的必然！君不见「曾妖」那个老传统在西学挑战之下，还是延续不下去的。时未逾一甲子（六十年），孔家店不是又被打得稀巴烂？迨红卫兵来了。那千年无损的孔家三座老坟（孔丘、孔鲤、孔伋），不通统都被挖掉？！今夏余偕老伴谒三孔（孔庙、孔府、孔陵），见其墓草青新，固知其土下无物也。
但是生而为人，就是命带专政的。继孔孟而来的，我们还不是被马列专政、阶级专政、民主专政又搞了数十年。当前的世界上的穆罕默德专政还不是方兴未艾？德先生和赛先生联合专政，不也是如日中天？！
朋友们相信吗？赛先生、德先生也只是先生之一耳，胡适之先生有诗曰：「那个猫儿不叫春？那个先生不说话？」若论说话的本领，则德赛二先生就未必比孔孟、马列、耶穆诸二先生更强呢！他们三组中马列之外，都各有千年以上的专政史；赛德二先生才风光了几年？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大家在各自的时代，各领其风骚，谁比谁强呢？谁又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
被一时时髦的思想所专政，圣贤豪杰所不能免，况我辈凡夫俗子乎？那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都未遇敌手的英雄好汉，他还不是不敢与马斗、与列斗？老聃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说穿了，圣贤豪杰，也只是一束刍（禾草），一条狗而已。狗有什么自由意志？听主人安排罢了。
再回头看看我们那位聪明绝顶的胡适老师吧，他分明知道四人合玩的麻将里头有鬼。闻一以知十的他，为什么就不能演绎一下、推测一下说，四万万人合玩的大麻将里头更有鬼呢？有学识的人，往往是其「学」可学也；而其「识」不可学也。胡适则是一位学、识兼备的人；何以他识不及此？其实胡氏不是识不及也；他是学不敢也。他老人家服膺科学、民主，服膺了一辈子。被赛德二先生专了政，而终身不能自拔！谈到非科学、反民主的任何事物，他就碰也不敢碰一下了。
胡适非不爱自由意志也；非有疑处不疑也。只是自由意志，被外来意志长期专政之后，「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如此而已。震铄古今的大思想家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迷失于教条主义的小作家，和平凡的我辈！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作者下笔千言，说了这许多离题万里的话，无非是再引一句胡适之先生的名言「围绕着方法二字在打转」。吾人治太平天国史，甚至整个中国近代史，态度可得大方一点。不能拘泥于任何一种特定的「方法」，而自我顶枷。我们有时连「迷信」也得让它三分。不可嗤之以鼻。朋友，你说所有的神仙都不如你？那你也未免自我膨胀得太厉害。
你打麻将现在港台日本和海外华侨社区乃至大陆上许多城镇，每逢周末，「碰」、「吃」之声，都响彻云霄你和不了牌、输了钱，你把枱子砸通，还是和不了。可是麻将「鬼」一旦给你以青睐，「好张子」便一张接一张扑人而来；你「坐庄」、「霸庄」，接连不断。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好不乐煞人也。麽哥，有心脏病的赌友，有的乐极生悲竟为之一命呜呼。
「麻将里头有鬼」是违反科学的；但它却是实验主义者在科学实验室里，实验出来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但是吾人如把世事真看成一桌麻将，一切由上帝安排、神仙作主，那也未必。因为神仙（如画《推背图》、撰《烧饼歌》的那些聪明鬼）纵使不幸言中，他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欲知其所以然，纵是神仙也得看看社会科学家，是怎么去分析的呢！
或问：子不言乎，吾人不能让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牵着鼻子走，何以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奢言社会科学歟？曰：非也。吾所戒惧者，专政也。科学专政与民主专政同是死胡同。一经专政则专者与被专者，皆面目全非。胡适圣贤也。一朝为科学所专政，则不敢妄言鬼神。晚年大钻其原不值一钻之《水经注》；而不敢稍钻其大有可钻的麻将里头有鬼。
天下任何事理都是走着瞧的。一经专政或独崇，则成佛徒所说的「着相」，便走火入魔矣！所以社会科学家纵连迷信也宽容它三分。如此而已。
两百年转型的最后关头
前已言之，在社会科学家的电脑里，历时十四年的太平天国只是近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中的第一阶段。
吾人今日在这个走着瞧的程序中，回看这个转型运动，自鸦片战后发轫以来，大致需时一百八十年至二百年，始能竟其全功。显然的它现在已进入其最后阶段。如无重大意外，下一个定型社会，在二十一世纪初季应可酝酿成熟矣。国事在社会科学家的电脑里，似乎也是可以预言的呢！
再者这一记阶段分明的转型运动，不是勇往直前，有进无退的。它是走三步退两步；甚或是走两步退三步地缓缓地向前移动而至于今日。这也是辨证论者所强调的「对立统一」的公式吧！迂回是难免的，前进则是必然的。明乎此，我们对「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的知其然，就可以提出社会科学也能够加以诠释的所以然了。
「流窜」 、「割据」、「围剿与反围剿」
须知我「汉族中心主义」的武力和文明向外扩张，自古以来是自北向南的。从吴越的归宗，到南粤（越）的同化，到越南之加盟，是程序分明的。可是洪杨诸公这次却领导了大批粤匪，逆流而行，打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个北伐！（其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只是竟其未竟之功。）
洪杨这次北伐，其来势之猛，真是世界史上所寡有。吾人如把它十四年的历史分段而论之，大致也可分成三大阶段：曰流窜时期（一八五一～一八五三）；曰割据时期（一八五三～一八五六）；曰围剿与反围剿时期（一八五六～一八六四）。一八六四以后的捻军和华南一些会党的继续活动，只能算是围剿与反围剿的余波了。
所谓「流窜」者，简言之便是传统的黄巢、张献忠的斗争方式。农民在揭竿而起之后，由小股化大股，与官军你追我赶，不守一城一地，在国内四处流窜。钻隙前进，拖死官军。
洪杨起义的最初三年，便是这样的，他们是一群没有根据地、没有后勤、没有固定兵源的中国传统历史上所记载的流寇近人所谓农民大起义。这种农民起义所以能愈战愈强、愈滚愈大者，是有他们特殊的社会条件的。那就是政治腐化、官逼民反；社会瘫痪、民不聊生。在这个人心思乱的国度里，一般饥民和他们的有政治野心的领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一旦有人揭竿而起，则星星之火，很快的便可以燎原（《毛选》中以此为题）。
永安突围时的人数问题
洪杨于一八五二年春自永安州突围北窜时，连妇孺在一起不过二、三千人。读者中的洪杨专家们，且慢……，先让在下谈点个人的小考据：
关于永安突围的人数，我的业师郭廷以先生（中国近代治太平史的第一位权威），和后来的简又文、罗尔纲诸先生都说有数万人之众。笔者于五十多年前在沙坪坝的大学课堂里，便向郭师质疑。我认为这个数目字太大。我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是个人经验。那时我也是个形同流寇的流亡青年，与数千流亡伙伴自陷区突围到西南山（苗）区去的。亲身经验告诉我们，像永安那样的西南小山城是很难容纳像我们自己那样从天而降的「三千小儿女」的。慢说吃喝住，连大小便都无法容纳呢！
第二是历史档案。当时向永安合围的官军总数不过一万四千人；而被围者其后总说是「被围于数倍之敌」。如此则突围者不过二、三千人，实是个合理的数目了。
后来笔者在美国大学里教书，自己和学生一道读洋书，不意竟忽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