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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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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这个农民领袖,「入关」时「约法三章」的第一章便是「杀人者,死。」毛泽东在「大跃进」中,一下便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谋杀案,或过失杀人案,农民要判他两千五百万个死刑啊!润之兄,你还想在历史的地狱里超生!
   邓小平先生是有大恩于中国农民了--他把农民从毛泽东的「农奴制」(serfdom)中解放出来。这样他就以为中国八千万农民是他邓家政权的老本了。「有八千万农民支持我,怕什么?」邓公有所不知,时至今日,甚至早在十八世纪的法兰西,「改朝换代」的枢纽已不在农村。它的重点是在「巴士底狱」围墙之外啊!拿破仑将军哪是什么农民的领袖呢?
   题外之言,扯得太长了,就此打住。
   白莲教和严新的「带功讲座」
   晚清农村发生严重性造反现象,盖始于乾嘉之际的「白莲教」之乱。这种清史上所谓「教匪」便是失意知识分子利用宗教迷信,以煽动贫苦绝望的农民联合造反,很标准的「农民大起义」。
   「白莲教」是我国宋、元、明、清四朝潜伏于民间,最有号召力的秘密「会道教门」(folk religion)。清末的「天地会」和搞「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民国时代的什么「同善社」、「一贯道」、「红枪会」、「大刀会」,乃至今日风靡台海两岸的「气功」传习和「特异功能」等等,都是他老人家的嫡系或旁支。愚夫妇最近在纽约花了一百美金,去参加大陆访美的气功大师严新所主讲的「气功带功讲座」。我被主持人延坐于讲台之上、严新之侧,面对听众数百人。当严医师带功讲演时,听众之中顿起骚动--哭者、笑者、颤者、抖者、盲行者、跳舞者、拍手者,甚至翻斤斗、打滚、少女沿墙倒立……不一而足。我邻座一位妙龄少女也随众离座起舞,舞姿美妙。我坐于她的「磁场」之内,她向我「发功」(她事后告诉我的),我也在无意中扭了若干次,为坐在远处的老伴所目击。杂座于听众中的李又宁教授也在座位上起舞,舞态也颇为可观。那位在讲台上一讲数小时,讲话既无阴阳顿挫,口中也不要喝水的严医师,却频频招呼摄影记者「把这些美妙姿态照下来」。我虽未带照像机却高坐于讲台之上,整个会场一览无余。眼见那些满嘴胡须,粗壮无比的大洋人也失去控制而摇头晃脑,手舞足蹈,与邻座指手画脚的东方夫人,相映成趣--真是好一场大魔术表演,不见不信。
   据严新说,他在大陆上最大的一次「带功讲座」,听众有十九万人之多,盛况可知。我这位「无师自通」的气功学徒,也告诉他说,我要拜他做老师。--朋友,人家是真有本领!不是瞎扯淡的嘛!
   我想:我如是个晚清时代的失地农民,严新如果是个白莲教的「老头子」,那我一定会跟他去「造反」的。他如被「招安」了,要替叶赫那拉老太太搞「扶清灭洋」,那我也会追随到底的。
   舜犹人也!读者与作者亦「人」也。做个「人」,则我们的社会行为都有其相通之处。是造反或是保皇,彼此都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看过严新,就不免使我联想起那位「上帝的小儿子」、「耶稣的弟弟」、「天王洪秀全」来了。
   广东洪秀全何以在广西造反?
   洪秀全所生的那个时代便是传统中国历史上产生陈胜、吴广、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上面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已彻底锈烂,不堪使用了。下面的社会也百病丛生--黑死病、爱滋病都一时俱来。病入膏肓,医药罔效,人死病断根,那就要改朝换代了。
   在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体制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农民中之绝大多数又是些终年难得一饱的贫下中农。当他们在这种「上下交征」的残酷环境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时,他们就要挺而走险,集体暴动了。在农民暴动蓄势待发之时,上帝忽然派了他的小儿子下凡「除妖」,这位小上帝:「天兄耶稣之弟」的「洪先生」,和这些农民自然也就一拍即合了。--洪先生搞「带功讲座」的本领,可能比严先生还要大上几倍,也未可知。
   洪秀全就是以「带功讲座」这一类的方式开始,领导数万农民造起反来的。
   洪秀全本是广东花县人,他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跑到邻省广西去造反呢?这就是因为在那个造反有理的要求之下,广西的造反条件实远优于广东。广西在今日大陆政治区划中已经不是个「省」,它被划为「壮族自治区」。壮族在我国少数民族排行中是最大的一族,有六百万以上的人口。其中兄弟民族又有苗瑶彝黎等等种族繁多。其实这些少数民族事实上只是「中华民族大熔炉」(The Chinese Melt…ing Pot)中尚未完全熔化的部分。根据熔化的程度他们且有「生」、「熟」之分。笔者在抗战期间读中学曾随校迁入这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那时我们所接触的苗族同胞即有「熟苗」、「生苗」之别。最熟的熟苗那就与我们所谓「汉族」毫无分别。他们的子女也就进入我校读书。可是我们如与「生苗」往还,那就要带「通事」(翻译)了。
   清末的广西当然比抗战期中的大西南更为复杂。全省汉番杂处,生熟兼备。而汉人之间亦有土居汉人(早年南迁者)与「客家」(后来的北方移民)之别。其情形盖亦如台湾今日的「本省人」与「外省人」吧!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劣根性在作祟,这两帮「汉人」之间的摩擦,原是没止没尽的。至于汉番之争,乃至少数民族本身之间的斗争那就更不用说了。再加上地理条件--全省地瘠民贫、谋生不易。因此落草为寇,实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终南捷径。纵迟至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的时代,他所熟悉的广西,还是「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
   广西在人文和自然环境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于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说「粤语」(广东话);而住于桂江两岸的,则说「桂林官话」。说这两种不同语言的也难免有其不同的畛域观念。
   上述种种也都为有能力有魄力的野心家提供条件,使他们能因时、因地而掌握其特性,组织群众,揭竿而起。
   洪秀全是一位科场失意、能说粤语的客家人。他在花县是一位被歧视的汉族中的少数民族。所以在花县他是不会有太多的群众的。加以花县地邻广州,居民的文化和经济水平都相当高。洪先生想搞点「妖言惑众」、「带功讲座」,也是不太容易的。可是他如跑到地瘠民贫,客家聚居的广西西江两岸的贵县、桂平紫荆山、金田村一带,那洪先生就可称圣称贤、称王称霸,如鱼得水了。
   一口通商和「五口通商」的经纬
   洪秀全造反还有一个那时代所特有的经济背景。
   洪氏起义金田是在「鸦片战争」结束的八年之后。在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缔结之前,中国所搞的「外贸」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国货物--如苏杭宁的丝绸,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红茶、漆器,安徽的绿茶,长江下游的棉纺织品等等--销行欧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岭,通过广州「一口」去漂洋过海的。欧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银,英国的呢绒、钟表(且看北京故宫的「钟表馆」)和后来的鸦片,美商所运入的檀香、人参(所谓「西洋参」有别于东北产的「高丽参」)、皮货等等,乃至南洋产的珍禽异兽、犀角象牙……也都是通过广州逆流而行畅销于内地的。中外商家要搞「外贸」都要在广州一口去参加变相的「广交会」。中方出口贸易则由专搞出口的「公行」(大致有十二三个独立商号,如上述浩官)加以垄断;番禺所谓「金钱堆满十三行」是也。
   来华贸易外商则各有「夷馆」,长期划界居留,各营其利。中国管制外贸关卡,则有所谓「粤海关」,年入正税约在八十万两上下(税收略次于长江中游的「九江关」)。粤海关不属于「户部」(今之财政部),而直辖于「内务府」,是皇帝的私产。关税收入作为北京禁城的「维修费」。
   【附注】满清皇帝是不能乱花钱的。他是个「制度」(institution)。国家为维持这个institu…tion是有其一定预算的。中国的皇帝是「中央集权文官制」中,最高级的「官僚」。他不是个「寡头独裁者」。清末女主当权,叶赫氏破坏了这个制度。她因此亡了夫家,也报了娘家的世仇,才成为亡国之后的。
   我国当年「广交会」的贸易额是可惊的。在伦敦、纽约等现代港口兴起之前,广州可能是独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纪的泉州不相上下。
   泉州在中世纪欧洲和伊斯兰史上号称「四桐市」(Zayton),以其四周有巨桐四株也。余年前访古四桐,瞻拜郑和行香遗迹,登临唐代古塔,觅四桐而不见,然其海天形势迫人,固古今无殊也。嗣趋番禺,偕内子投宿于「白天鹅宾馆」之最高层,俯视香江,见粤海之胜;想中国近代史上多少英雄人物:林则徐、伍敦仁、孙逸仙、蒋介石、李宗仁、毛泽东、赵紫阳……均逝于足下。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能不感慨系之。
   其中浩官伍氏一家于上一世纪四十年代之破产衰败,即关乎本文阐述之主旨。盖《南京条约》(一八四二)之后,通商扩及五口,上海乃扶摇直上,顿成五口之王。全国外贸进出中心移往长江下游。广州十三行垄断结束,生意一泻如注,改业乏术,便沦于破产。
   十三行破产不打紧。要紧的是广州的衰落;广州衰落不打紧,要紧的是靠它生意吃饭养家的千千万万,翻山越岭,摆渡撑船的搬夫船夫。他们因广州之衰落而失业,则妻儿哓哓,如何是好?
   广州「腹地」居民,尤其高居南岭深山的客家同胞,和东西江的船民,由于广州衰落而失业的严重情况,我国近代经济史家,和专攻「太平天国」的专业史家,至今还没有统计出精确数据(data)。但是也没有史家可以否认其时失业问题之严重;盖失业问题可于相关都市贸易量之起落而推算之也。吾人试想:今日熙熙攘攘之台北,股市如一旦崩溃,「泡沫」瞬息消失,则本市靠计程之车,左举之手(餐厅服务员)为生者,将如何得了。类推之,可揣其大略也。广州当年那宗「泡沫经济」(bubble economy),就是这样衰败下去了。一旦衰败下去,则众口哓哓,怨气冲天,就替我们「洪先生」制造造反的基本队伍了。事实上洪氏在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在金田起义时的六位开国元勋,洪氏之外,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虽出身各有不同,其为失业农民领袖则一。
   他们都是一批「苟富贵、毋相忘」的陈胜、吴广。有的(如洪如杨)或许更是具有「特异功能」,能与「上帝」通话的土宗教组织家如张角、严新者流。一旦信徒蚁附,法号严明,面对着一个瘫痪无能的政府,恶贯满盈的社会,他们就密谋造反了。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具体背景。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前例也是找不完的。至于他们的「蓄发易服」号称「长毛」,也不过是一种传统形式而已。盖满清入关之初,颁剃发易服之令,曾遭到汉民族的激烈抵抗。但是在「留发不留头」的严令之下镇反肃反搞了两百年,我们也就阿Q一下,「男降女不降」了。「男降」者留头不留发也;「女不降」者,管你满虏大脚,我仍爱其「三寸金莲」也。
   可是中国毕竟太大。尽管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吓不倒我们那躲在南岭深山里的「客家」同胞。他们反其道而行,偏要搞个女降男不降。女降者,客家妇女与满洲姐妹认同,大家都保留了「天足」(客家不裹小脚);男不降者,保留了明代衣冠--蓄发道袍。蒙上帝恩召时,亦毋需像一般「生降死不降」的汉族弟兄去「翘辫子」也。
   这便是我们「太平天国」君臣,「长毛」佳名的所以然;也是太平宫廷「满朝朱紫」的服式的来源。
   曾国藩兄弟打垮了「长毛」,他们也毁弃了「上国衣冠」。马君武诗人说:「百看不厌古时装」。太平之后,这种「古时装」,就只有让一些京戏伶人和票友仕女,穿着到舞台上去过瘾了。
   「太平天国」兴亡年表
   「太平天国」是个大题目,裁剪不易。但是洪秀全究竟是一朝天子。太史公如复生今日,洪传亦应以「本纪」出之。拙作只拟略述之。在评其得失之前,本篇且列个简单的年表,以志其兴亡岁月如后:
   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清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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