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1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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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首义时，第二个主要团体「文学社」，则是个青年军人的组合。原名「振武学社」。盖清末行新政，练「新军」，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之外，以湖北张之洞所练的「鄂军」最有成绩。袁世凯狡猾而专横，他的六镇之内不用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张之洞则较开朗，他不但大批保送优秀青年留日，并且重用留日归国学生以扩展新政、新军。不幸的是，在任何腐败的独裁政权之内从事改革开放，都是自掘坟墓（且看今日苏联）。因为有旧政权的克制，改革开放便不可能顺利开展。一旦改革不能尽如人意，则改革运动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这就是辛亥年间，新建鄂军之内，其所以革命党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学社则是他们的秘密组织。文学社成立于辛亥之初，社员遍布鄂军诸标（即现今之「团」）及工程营、辎重营、炮兵队等单位。所以他们一旦搞起「起义」来，就同孙黄在华南所策动的不一样了。在南方他们多半是以「乌合之众」对抗「正规军」；在湖北他们要「起义」，那就是「正规军叛变」了。搞军队叛变的效率，较之搞会党暴动。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过「文学社」里的小革命家，却有个美中不足他们之间，有兵无将（这和同盟会内有将无兵的情况，恰相反）。「文学社」的首任社长蒋翊武（湖南澧县人），也不过是鄂军混成协第四十三标三营里的一个小士兵。后升正副目（正副班长）。其它列名史册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们一旦造起反来，局面搞大了，却有有兵无将之苦后来情急智生，竟强迫一个反革命的旅长（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来领导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骤起，清廷要调鄂军入川弹压，而众兵丁不愿离鄂。「文学社」与「共进会」乃暗通声气，终于联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就摇摇欲坠了。
「武昌起义」的经纬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的故事，史家所记盖不下千百万言。笔者个人在海峡两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开沅、谢文孙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书目便有数千种之多。允为「民国史」中各专题之最。按题翻阅起来，岂人一辈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义的实际情形，亦不妨以三数百言一笔带过：「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装暴动，而能占领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孙黄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稳脚根，则全国各地便会作连锁的响应（chain reaction）。从湖南、陕西、江西（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开始，时未逾月，全国便有十三省宣布独立，而策动独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党，而是各该省内，由立宪（保皇）党所掌握的民意机关「咨议局」。这一来，那些无用的满族王公应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摒斥的袁世凯来撑持危局，而袁氏则养寇自重 一面「进剿」，一面又与革命党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汉三镇反攻，也只取二城，留个武昌给黎元洪、黄兴这一架两头马车去慢慢拖延。
原来当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军的「都督」之后不久，黄兴亦赶到武昌（十月二十八日），并被推举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如此令出两府，便隐约的引起黄黎、湘鄂两派的分歧。黄兴苦战经月，终致两汉皆失，武昌垂危，黄氏终为鄂派孙武（民间误传为孙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职遁返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然克强虽去，全国革命形势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复（十二月二日），各省遣沪代表复举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以黎元洪副之，拟组临时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拥黎者则坚主黎正黄副。相持不下，俨然成为十余年后「宁汉分立」之前奏。而此时革命军的旗帜，鄂方所用者为共进会的「十八星·锥角旗」；宁方所用者，则为自制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广东光复时（十一月九日）所用者又为「青天白日旗」。一军三旗，亦见革命党人错综复杂之组织关系也。然斯时民国未建、鞑虏犹存；黎黄双方为自解计，竟分电袁世凯。袁如倒戈反清，当公举之为民国大总统。斯时归国途中的孙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遂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国「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为新出狱的汪精卫所发明）。
但是在袁氏遵约倒戈之前，总得有一番和谈，以终止此南北对峙之局。这样一来，则南方这个支离破碎、一军三旗的纷乱场面也得有个整体的规画，和一个总负责人。黎黄二公既相持不下，则声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孙文，就呼之欲出了。时局发展至此，袁氏亦觉时机成熟，由前敌将领段祺瑞等四十二人，一封联衔通电（民元一月二十五日），六岁的宣统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孙文的革命外交举隅
当国内革命运动闹得如火如荼之时，孙中山先生在做什么呢？香港那时不许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礼貌的挡驾。中山活动的地区，只限于南洋。后来南洋荷属、法属、英属诸殖民地，为着向清廷讨价，对他亦不表欢迎，弄得中山无处存身。以致在民国前二、三年间（一九一○～一九一二）他连绕地球二匝。全部时间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寻觅有钱有势之欧美人士，同时也想加强他在美加一带同盟会的基层组织，为计划中的「起义」而筹饷。
中山对欧美当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国。他在一九○五年夏应中国留欧学生之请，路过巴黎时，被汤芗铭等所窃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国当局把他介绍给安南总督的信件。法国驻安南的殖民地官员，当时窥伺中国之不暇，何厚于孙文？显然的这些帝国主义者是想利用孙文；而孙文饥不择食也想利用他们。
后来同盟会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于是年十月自日本专程经过西贡，赶往马赛、巴黎。舟过吴淞口，并与专程来访的法国在华驻屯军参谋长作最机密的往还（简直是一种「合符将兵」的方式）。其后中山并派专精英语人员，偕同法国军官，前后凡三人，前往与法国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广西、贵州、四川三省，作实地调查。法人此举用意何在，就发人深思了。后来秘件泄露，清廷据以抗议。法国驻华公使亦为之吃惊，乃行文巴黎问询。法政府居然要其驻华公使，不必管闲事。中国政府亦无如之何（有关此事件的中国资料散见政府档案及私人杂著，包括《国父年谱》；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难查证也）。
一九○九年五月，中山作「第四次环球之行」时，亦自新加坡径赴马赛转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据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其主要牵线人则为前任法国安南总督。据说是「将有成议，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阁遽改组……此人（资本家）迟疑。因其非得政府之许可，断不肯在国外投巨资，事遂不谐。」（《国父年谱》卷上，页二六五；亦见中山于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发自伦敦的 ，载《国父全书》页四一九。）
据吾友吴相湘、蒋永敬诸先生之考据，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捐之款，总数尚不及五十万。何来此法国千万富商？所以此一「资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国政府自己；而法国政府投此「巨资」，意欲何为？而中山要吸引法国投此巨资，「条件」又为何？均史无明文。盖同盟会当年与西方诸帝国主义所办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独任之。黄兴、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语，亦不谙西情，均不知仔细也。
从「企枱」到「总统」
中山先生此时虽病急乱求医，四处筹款，但所得则极其有限。东西帝国主义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当时在美洲华侨界的最大靠山厥为「洪门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据中山先生于一九一○年（宣统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阳历三月一日），他的第九次起义之失败，实因缺款五千，而「波士顿致公室担任五千，所寄不过一千九百余元。纽约致公堂许担任者，一文未寄……」。
所以近代史书如邓泽如所著《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中所罗列的十万八万之数，都是「认捐」的数目，或事后夸大之辞，不是实际的收入。这实在不是「致公堂」诸公悭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个无底洞，钞票是填不满的。加以当年华侨社区之中，既无「王安」，亦无「包玉刚」。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国欺压之下，做点洗衣店、餐馆的苦力劳动；终年所得，勉却饥寒。在一身难保之下，支持革命，已尽其所能了。过分捐献，大多力不从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士死难之后，他实在已罗掘俱穷，甚至自身也衣食难周。
同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山时年四十六，正值壮年。据党史所载，他那时正在北美「致公总堂」支持之下，组织个「筹饷局」，到处巡回讲演革命，筹募军饷。但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唐餐馆中打工，当「企枱」（粤语茶房）。他原先对「武昌暴动」的消息，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企枱老孙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
科州卢家的故事
笔者写出上段孙中山先生的轶事，朋友们骤读之下，可能认为是稗官野史。其实这故事的真实性相当高。因为把这份电报丢到中山餐盘内的那位「企枱」，和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君，据说在二次大战期间，都还健在美国。卢君的长子卢琪新君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与笔者老友，名记者龚选舞君曾长期同事并为好友。卢的次子卢琪沃君，曾任「青年归主教会」的牧师，也是交游广阔之士。他们卢家与孙公为世交好友和同乡同志，可能还是至戚。中山先生当年在他们餐馆中帮忙作企枱，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如传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恐怕会引起国内守旧分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孙公讳言之。卢家父子为亲者讳，除向至亲好友，作为革命掌故笑谈之外，亦未多为外人道。
笔者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写出中山先生当年这段小轶事，正是要宣扬一代圣贤的伟大之处。不才在美求学期间亦尝打工有年。今日台港大陆在美的清寒留学生，有几个没打过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中山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离开科州回国，便道访华府、伦敦、巴黎，想举点外债，以度艰难，却分文无着。可是中山是当时革命党人中，唯一可以结交异国贤豪、华侨巨富的最高领袖。一旦自海外归来，中外各报皆盛传他携有巨款回国来主持革命。当他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汉民抵上海时，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问。中山答曰：「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后辈打工仔固知我们靠打工维生的前辈，一文不名也。至于「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样的。
一个「开始的结束」
中山这次自海外归来。可说是「适得其时」（perfect th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国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在南京就职。改元、易服，使用阳历。中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帝王专制，和最后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族入主，同时结束。中华民国也就正式诞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头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对这段历史，我们的执政党国共二党的党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释。
国民党官方的解释是根据「总理遗教」，叫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