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叹的实案:美国8大奇案-第5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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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学校放假了，玛莉·凯和威利反倒来往得更加密切。据诺曼底公园的邻人们反映，大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常常有两个“黑孩子”——人们分不出萨摩亚人和黑人——在莱图纽家进进出出。玛莉·凯说那是替他们做家教照管孩子们的学生，但几个邻居的小孩去莱图纽家玩了回来，告诉大人们说两个“黑孩子”当着玛莉·凯的面抽烟喝啤酒，玛莉·凯居然不管。后来有街坊问起这件事，玛莉·凯称威利和勃利两兄弟帮了她不少忙，她拉不下脸来。
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那个初夏之夜发生在德斯莫因码头的事件，但不少人却听说了玛莉·凯和她那位会画画的学生一起在海莱茵社区学院和西雅图画院进修艺术课程。按照美国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中小学教师必须定期利用寒暑假选修一定学分的高等教育或专业课程，以更新知识，也更新他们的教书执照。这对师生除了上课之外，还一起逛画廊，逛博物馆，逛艺术用品商店，一起在莱图纽家做作业。也是在那年夏天，玛莉·凯带着威利飞到阿拉斯加州，参加了她丈夫家族的一次聚会。
10月，玛莉·凯打电话给她在南加州中学时代的好友美娴·任那特，说她“爱上了一个人”。据美娴后来的回忆，“玛莉·凯非常兴奋，她对着话筒滔滔不绝，抛出一连串的赞美之词。她说他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是她一辈子都在寻找的人。……她说她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一份绝对纯真的爱情。……他们的感情完全是建立在精神上的，他们之间尚未发生属于物质的性关系，不过他们正在考虑这一点。……玛莉·凯说：‘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他是我的灵魂伴侣（SoulMate）……’”玛莉·凯还用了一些很华丽的词藻，诸如“我们总能踏着相同的节奏和旋律，我们总能用相同的目光捕捉蕴藏于生活中的美妙”等等。美娴想，玛莉·凯真不愧是当老师的。
美娴·任那特深知莱图纽夫妇之间的疙疙瘩瘩，她当时很为玛莉·凯感到高兴。然而，和玛莉·凯在电话上聊了将近两个小时，美娴自始至终没有听到关于那个人的具体描述，比如，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在何处供职，以及女人们最爱谈论的那人个子有多高，开什么样的车等等。美娴几次想问，无奈玛莉·凯是那种讲起话来别人就甭想插嘴的主儿——这也算是她当老师的素质之一。不过，玛莉·凯确曾说过“他是一个学生”。所以在美娴的印象里，她好朋友的新情人应该是一位20来岁的大学生。
几个星期后，美娴接到另一通来自西雅图的长途。“我怀孕了。”玛莉·凯宣布道，“而且不是思蒂文的。”但是，玛莉·凯接着说，她暂时还不想和思蒂文道破这一点，她仍希望思蒂文“认为”这是他的孩子。不过，等孩子生下来就瞒不住了。
“为什么？”美娴·任那特问。
“那将是一个黑头发黑皮肤的孩子。”玛莉·凯答。
然而，思蒂文·莱图纽很快便得知了真相，因为他们夫妻已经有些日子不行房事了。思蒂文将这件事告诉了他在阿拉斯加的父母家人，但要他们都发誓保密。
办案人员也去了伐拉奥家。威利的母亲松娜今年刚38岁，两鬓却已经冒出了白发。自从前夫在十年前进了监狱，她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一家五口。松娜同时兼着两三份工作，比如这些日子，白天在墨西哥连锁餐馆“塔可钟”的车上服务（Drive…through）窗口接单，晚上在“得克萨可”连锁加油站收银。每周七天，每天平均工作12小时左右，却因为在每个地方都做不长久，到现在还拿着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但是松娜并不孤独，她的孩子们在学校里都非常有人缘。几年前伐拉奥家失过一次火，就是全靠肖尔坞小学和卡斯卡地中学的师生们慷慨相助，捐赠若干衣物钱财等才撑过来的。伐拉奥家的四个孩子都各有一技之长：威利的画画得好，勃利有一副不错的歌喉，列娜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法瓦耶的数学总是能得A。只不过和白色中心的许多孩子一样，这些在小学里展露出来的天才，到了中学毕业就黯然泯灭了。伐拉奥家唯一的女孩列娜曾拿到过一笔体育奖学金，但因家境贫困，终究也没能上成大学。
其实从上一年级开始，几乎所有的任课老师都看出了威利·伐拉奥在绘画方面比别的孩子出色，但谁也没有像莱图纽夫人玛莉·凯那样对此推崇备至。不少老师还记得，玛莉·凯有一次谈到威利的天才，激动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尽管没能在同事中引起共鸣，但玛莉·凯以为那只是因为别的人艺术修养皆不及自己，所以也不具备这方面的“慧眼”。而那些稍有一点资历的老教师们则在背地里议论说，玛莉·凯毕竟年轻，刚教了几年书，不像她们，见识过太多“未来的艺术家”们。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后来长到二三十岁，不也只能空怀一身“绝技”，在“迪斯尼动画制片厂”门外的加油站里替客人擦车，或某家著名广告公司对过的餐馆里端盘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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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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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曾在莱图纽夫人班上做过义工的学生家长回忆说，有一次上美术课，老师发给每个孩子一张水仙百合花的摄影图片，威利是全班学生中临摹得最为逼真的。但据这位家长的看法：“他充其量只是一台‘复印机’，因为他缺乏创造性，只会重复别人的作品。”
威利曾送给卡蒂·霍顿——玛莉·凯在六年级班上的另一只“宠物”一张他的自画像。按照卡蒂的评论：“什么都好，就是鼻子被故意画小了两号，看上去像极了‘歌王’迈克尔·杰克逊做完整容手术后的鼻子。”
谈到威利·伐拉奥本人，不少学生直言不讳地说，威利具备“双重性格”，这可能是他除了绘画以外的另一份“天才”。威利可以循规蹈矩，懂事听话，而且处处替人着想，周到体贴，这通常表现在老师们的面前。他也可以冷酷无情、欺小凌弱，这通常是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关于威利的后一面，卡蒂形容说：“威利向同学们表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是小流氓，我是G（即Gangster，黑帮团伙成员——笔者注），我不是好惹的。’……威利很聪明，他只要和你打五分钟的交道，就能判断出你会喜欢他的哪一面，然后他就表现出哪一面，让你印象深刻。……他跟你谈话时，非常注意你脸上的表情。……我一直都知道他在为人处事中利用他的双重性格。……我们之所以能成为朋友，就是因为我看透了他。”
“威利·伐拉奥相当出众。”另一位同学表示，“学校里人人都认识他，但并不是人人都喜欢他。”
办案人员想，这或许就是玛莉·凯十分赞赏的“威利比他的同龄人都聪明、成熟”的一面。
显然，松娜·伐拉奥也了解她小儿子的“双重性格”。与警察们谈到这一点时，松娜忧心忡忡：“在我的四个孩子中，威利恐怕在这一点上最像他们的父亲。”威利的父亲鲁亚瓦·伐拉奥曾是一位技术不错的汽车机械师，也是教堂里受人尊敬的传道士，但同时又是一个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罪犯，他的身上也结合着截然不同的“双重性格”。在威利两岁时，警方以数项性骚扰罪和伤害罪依法逮捕鲁亚瓦以后，松娜才得知，她的丈夫是18个孩子的父亲。那时威利尚小，记不得家里的事，但从哥哥姐姐们的谈话中，他知道父亲喝醉了酒揍起人来是很可怕的。他虽然也跟着家人一起去探过几次监，但正如卡蒂·霍顿所说：“他心里充满了对他父亲的仇恨，很深很深的仇恨。”
思蒂文·莱图纽的同事们都看得出来他这两天心绪欠佳。工间休息时，思蒂文把他的好朋友乔·本狄克叫到一旁。本狄克一家以前也曾是莱图纽夫妇在肯特市的邻居。思蒂文说：“报纸和电视上很快就会有一些关于玛莉·凯的报道，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我想还是先亲自告诉你为好，谁知道那些记者们会添油加醋地胡诌些什么。”思蒂文小心翼翼地斟酌着措辞：“玛莉·凯和她的一个学生发生了性关系。”
“哦，思蒂文，”乔说，“你知道，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他也和美娴·任那特一样，以为是玛莉·凯以前教过的学生，现在已经上大学了。
对方显然还没明白，思蒂文只得把话说得再透一些：“那孩子只比我们家小思蒂文大一两岁。警方正在调查这件事。”
乔顿时哑然。愣了一会儿才说：“我很抱歉你们家出了这样的事。不过我想，事情总是会有办法的。”
思蒂文不幸而言中。没过几天，这件性丑闻果然被添油加醋地捅上了报纸电视，而且其范围很快从西雅图扩展到了全美国。一时间，流言蜚语，街谈巷议，似乎每一个人都会讲出一套自己的分析和看法。在世人的口舌中，玛莉·凯成了电影《毕业生》中的“男孩杀手”罗宾逊夫人，或《42年之夏》中被丈夫遗弃的孤寂怨妇，成了“男生们的美梦，家长们的噩梦”，她“窃取了一个男孩子的童贞，把他变成了一个男人”，等等等等。
值此闲言四起之时，玛莉·凯的老父亲约翰·希密兹如约为女儿送来了一辆大众·福克斯轿车，也送来了为父的一片关爱。只是不承想，希密兹先生以花甲之年，病笃之躯，竟也成为媒体不择手段、不留情面的揭短对象。记者们很快便发现，玛莉·凯对威利·伐拉奥之作为实际上是在重复着希密兹家族的一段也曾轰动一时的绯闻。
玛莉·凯瑟琳·希密兹生于1962年1月30日，她的母亲也叫玛莉。玛莉·凯是玛莉和约翰·希密兹夫妇的第四个孩子和最大的女儿，所以从呱呱坠地，便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尽管希密兹家后来又添了两女一男，但希密兹先生在他的七个孩子中一直偏疼着大女儿。
玛莉·凯从她的双亲那里承接了永远年轻的美貌和永远苗条的身材。她的父母都很瘦，据说约翰·希密兹当年更是瘦到了几近于皮包骨头，但长相却是难得的英俊，只要留上一圈胡子，便酷似电影明星戴维·尼文。约翰·希密兹曾是美国空军中的飞行员，后来又做过飞行教官。玛莉·凯出生时，他已经从军中退役，在洛杉矶一所大学里当教授。因为希密兹夫人没有工作，所以约翰也利用假期和周末到附近的“迪斯尼乐园”做业余保安，以贴补家用。
玛莉·凯两岁那年，约翰·希密兹开始步入政界。他竞选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立法委员一举成功，希密兹一家也随即搬到了加州首府沙加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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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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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莉·凯后来对人说起，她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在7岁时，她看到了一个哥哥的“那话儿”，还伸手摸了摸，她哥哥也摸了她。但玛莉·凯随即补充道：“我们只是出于好奇，没有谁强迫谁。后来我感觉这样做不对，就说‘不！’你猜怎么着？从此便停止了。”
1970年，约翰·希密兹如愿以偿地当选为国会众议员，一家九口又随着父亲政治舞台的转移而东迁首都华盛顿特区。玛莉·凯还记得，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带她去过国会山，非常骄傲地向同僚们夸耀他的女儿多么聪明漂亮，乖巧懂事。
在华盛顿的两年里，约翰·希密兹以其雄健的谈锋而颇受媒介的关注，他还在这期间出过两本书。希密兹夫人玛莉也和许多政治家夫人一样，利用各种机会在电视和报纸上频频露面，向公众们展示自己对时事的评判能力，以及对妇女、儿童、家庭、教育等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
1972年，约翰·希密兹被他所代表的极右翼保守派组织“美国独立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虽然大家都明白这只不过是走走形式，他绝对不可能敌过民主共和两大政党的对手，但在当时的一亿多名选民中，约翰·希密兹还是获得了100万多张选票，占总数的1％。
大选揭晓后，约翰·希密兹带领全家仍是很体面地撤离华盛顿，回到阳光依然明媚的南加州。他们在斯拜格拉山庄买下了一幢带游泳池的豪华大宅，约翰继续从政，业已成为公众人物的夫人玛莉也不甘再进厨房，便做起了当地的社会活动家。
1973年8月11日，希密兹夫妇约请了几位朋友在家中聚会，希密兹家的孩子们和往常一样，都被分派了各自的任务，11岁的玛莉·凯负责照看3岁的小弟弟菲利普。突然，玛莉·凯在人群中急急地乱窜，逢人便问：“你看见菲利普了吗？”“菲利普在哪儿？”宾主们马上停止了交谈，大家四下里寻找，最后在游泳池底找到了小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