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叹的实案:美国8大奇案-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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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进到了审议室里。简恩什么事情也干不下去，每天像上班一样准时来到法院，在审议室门外的走廊里坐立不安，如热锅上的蚂蚁。简恩想到了他的声誉和事业，想到了那些在大街上骂他愚蠢的律师们，也想到了保尔·卡立。这时的保尔正坐在轮椅上，和简恩一样苦苦地等候着陪审团的裁决。
第三天下午，审议室那两扇厚重的、似乎将无限期地关闭下去的大木门终于打开了。陪审团认定医生和医院“玩忽职守”，裁决院方赔偿保尔·卡立470万美元！
正当简恩·希莱曼将全副身心投入到卡立伤残案中时，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两位教授完成了对沃伯恩白血病的研究。说起这件事的起因，还是在1981年春天，安妮·安德森和布鲁斯·扬格牧师应邀参加了公共健康学院的一次研讨会。该学院的摩文·泽拉伦教授听了他们的发言后颇有感触，便和一位同事一起着手了为期三年的研究。
在长达153页的研究报告中，两位教授写道：“综合考虑所有的事实，我们认为可以肯定，G号井和H号井的水污染造成了当地居民中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两井之水与该地区的白血病异常高发率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份报告后来被通称为沃伯恩案中的“哈佛健康报告”。
《波士顿环球报》就此研究发表了题为《沃伯恩白血病与水污染有关》的报道。简恩·希莱曼深知，虽然他们的案子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光有“哈佛健康报告”是绝对不够的，他和安东尼·罗思曼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卡立伤残案结案后一星期，简恩还沉浸在名利双收的喜悦之中，便接到威廉·契士曼向法庭提交的第二份动议，《关于即速裁决沃伯恩案的动议》。自从“第11款动议”被否决以来，威廉一直没有闲着。他先是走访了哈佛大学医学院两位世界知名的血液病专家，其中之一的詹姆斯·柬德尔博士新近刚刚完成了他的《血液学教程》一书中的白血病章节。柬德尔博士重新查阅了有关白血病的医学与科学文献，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TCE会引发白血病。当威廉向他们问及国家环保署为何将TCE列为致癌物时，两位专家非常权威地回答说，国家环保署此论的依据得自动物试验。严格地讲，动物试验的结论不可以生搬硬套到人类，因为两者的代谢系统是完全不同的。威廉·契士曼在新的动议中引经据典，并再次敦促司肯纳法官驳回沃伯恩案，“因为TCE导致白血病之说是毫无科学根据的”。
其实，威廉·契士曼“即速裁决”的真正动机是再清楚不过了。沃伯恩的白血病得到了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关注。谁知道还会有多少像摩文·泽拉伦教授一样的“管闲事者”，还会出现多少类似于“哈佛健康报告”的研究专著？
威廉曾在电话上和杰罗·费歇尔谈起过他草拟的“即速裁决动议”，但是和上次一样，杰罗对此不感兴趣。
收到“即速裁决动议”之后，简恩·希莱曼立即投入了工作。安东尼为他推荐了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免疫学专家亚伦·列维博士。列维博士曾多次在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案子中作为专家证人在法庭上作证，他对沃伯恩的白血病一案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长期摄入低浓度的TCE可以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从而使癌细胞得以繁衍与扩张。
这种理论令简恩耳目一新，但有没有具体的方法证明这一论点？列维博士说，他认识哈佛大学的洛博特·科尔文教授，一位免疫病理学家，他的实验室专事长期监测器官移植病人的免疫系统。但是，列维博士警告说，做这种试验非常昂贵，而且，他也并不能确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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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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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恩大手一挥，做！他请亚伦·列维博士当即打电话给洛博特·科尔文教授。
科尔文教授知道“哈佛健康报告”，也听说过沃伯恩的白血病案子。他问列维博士想做哪些试验，列维博士答曰，淋巴细胞计数和系列T细胞化验。淋巴细胞计数即检测体液中的白血细胞数量，这种相对简单的试验在一般的实验室里都能做。但系列T细胞化验就比较复杂了。T细胞的学名全称为胸腺产生细胞。所有的T细胞都非常貌似，但生理作用却各不相同。比如T细胞H的功能是鉴别侵入人体的病毒、细菌和癌细胞等，T细胞K负责向这些有害的群体发起攻击，而T细胞S则在有害群体被消灭之后及时抑制T细胞K的行动，以免破坏其他正常细胞。要将人类免疫系统中的所有这些T细胞逐一分辨开来并非一件易事，而且系列T细胞化验指的是一组实验，并非一个单一实验。科尔文教授使用了在当时极为尖端的激光技术。
其后的一周里，作为原告方的所有28名患者家属全都抽取了血样，科尔文教授将每个人的血液化验了两遍。等结果出来了，列维博士对简恩解释道：“简单地说，科尔文认为，这些人的免疫系统中有超乎正常数量的T细胞K，也称杀手T细胞（K即Killer，杀手的意思——笔者注）。这就意味着，他们的体内存在有致癌物，逼迫其肌体分泌合成出大量的T细胞K，以与这些入侵者对抗。而那些死于白血病的孩子们，则是在这场对抗中被致癌物击倒或拖垮了的牺牲品。”
列维博士还查到了三篇医学文献。第一篇是一份关于干洗店的研究报告。干洗店也是经常使用TCE的地方。在对330名干洗店职工的调查中发现，几种不同癌症的发病率远高于正常人群，而白血病的发病率更高出150％。另外两篇为动物试验论文，其作者认为，TCE破坏了骨髓中的血液再生细胞，从而引起病变。
现在，简恩的手里有了“哈佛健康报告”，有了列维博士的理论，有了科尔文教授的血检结果，还有那三篇相关的医学论文。虽然这一切还远不能称作TCE引发白血病的科学依据，但足以对被告方的“即速裁决动议”发起反击。在简恩向法庭提交的辩护状概要中，亚伦·列维博士亲自执笔写下了一段话：“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井水中的TCE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当地居民一系列严重病变，包括免疫系统功能失调和白血病。”
状纸递上去的第四天，司肯纳法官驳回了威廉·契士曼《关于即速裁决沃伯恩案的动议》。
许多年后，简恩·希莱曼回忆说，如果不是威廉·契士曼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各种动议，他恐怕早就听信凯文·康威的忠告，放弃沃伯恩案了。威廉的那些动议一开始总是搅得他心烦意乱，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其他案子，像无头苍蝇一样满世界地去走访专家，查找资料，在证据日臻完善的同时，也使自己在这个“无底黑洞”中越陷越深。简恩说，他一直到后来才悟出了杰罗·费歇尔的功夫和修炼。倘若威廉也能像老谋深算的杰罗似的，不急不躁，不动声色，对案子不闻不问，能不碰就不碰，沃伯恩案最后很有可能就和其他几桩环境污染引起的伤病索赔案一样，历经长年累月的无人问津不死不活之后而自生自灭。
1984年8月，司肯纳法官宣布，暂定在第二年的5月份开庭审理沃伯恩案。
接到消息后，凯文·康威提醒简恩·希莱曼说，虽然他们的事务所在本案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用于验血的数万美元，但是从原则上讲，沃伯恩案仍然是律师公益协会和安东尼·罗思曼的案子，因为根据当年签订的协议，律师公益协会将收取全部报酬的三分之二。简恩懂得凯文的言外之意，他还是希望简恩就此罢手。别的不说，据亚伦·列维博士的建议，简恩应当聘请各方面的医学专家——神经病学家、心脏病学家、毒物学家、内科学家等等——对所有的28名原告作全面彻底的体检。凯文·康威说得不错，沃伯恩案确实是一个“无底黑洞”。面对这样一个大口大口地吞噬着时间和金钱的庞然大物，谁不会想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那年秋天，简恩应邀列席律师公益协会在威斯康星州缪瓦克市召开的年会，顺便带去了沃伯恩案的初步预算：在开庭之前还需要将近50万美元。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安东尼和简恩坐在一家酒吧的吧台前，安东尼说：“董事会今天开过会了。鉴于沃伯恩案的大部分准备工作都是由你和你的事务所做的，我们决定把整个案子转让给你们。至于律师公益协会已经做过的一些早期工作，在事成之后收取12％的酬金，你觉得怎么样？”
也就是说，如果简恩还想继续干下去，从今往后他就将是孤军作战。
威廉·契士曼发现他的委托人W·R·格拉斯公司没有跟他讲真话。国家环保署调阅了沃伯恩食品机械厂的进货记录，该厂实际上前后共进过四桶55加仑的TCE，而非原来说的一桶。而且据职工们反映，大约10年前，厂子里的一位经理曾让工人们将六只装过废液、包括TCE的铁桶埋在了厂房后面的地沟里。国家环保署责令W·R·格拉斯挖出那六只铁桶，《沃伯恩每日时报》的一位摄影记者拍得了一张大大的照片刊登在报纸的头版。人们从照片上看到，一台起重机正吊起一只锈迹斑驳、被挤压得歪扁不成形的大铁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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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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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想，完了，单凭这一点，任何陪审团都会对W·R·格拉斯公司作出“有罪”的裁决，以及上百万美元的惩罚性赔款。
虽然以前的两项动议均被驳回，但这并不能阻止威廉向法庭提交第三项动议。事到如今，撤诉就免谈了。在国家环保署的调查报告中列举的若干企业里面，还有一家使用TCE的，那就是与食品机械厂毗邻的联合第一制服厂。该厂生产各行业的职工工作服，需要用TCE清洗布匹等物。联合第一制服厂已经承认，他们曾误排过一次废液。
也许不止一次，威廉想。
威廉于是提笔写下了《关于联合第一制服厂应被列为沃伯恩案联合被告的动议》。如此一来，便有了三家，而不是两家来分担今后的赔款或罚金。而且，也大大地增加了原告方的工作量，因为简恩必须一个一个地调查核实，收集各方被告的证据。
这一次，司肯纳法官批准了威廉·契士曼的动议，简恩·希莱曼对此也毫无异议。但被威廉强拉进来作陪葬的联合第一制服厂却不乐意了。作为联合被告，联合第一制服厂本应与W·R·格拉斯和比却斯集团合作，现在却调转枪口，给了威廉·契士曼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代理联合第一制服厂的哥德温…普洛特…霍尔律师事务所私下里与简恩谈成了一笔交易，愿以150万美元的赔偿费换取原告方对其撤诉。双方商定首期付款40万美元，余者分五年付清。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简恩把原告方的几户人家请到他的办公室。众人欣然接受了联合第一制服厂的调停方案，也认可了简恩的提议，将这第一笔钱作为继续打官司的基金。
案子正式开庭以前，有一段被律师们称为“摸底”的调查期，即原被告相互查验对方可能提交法庭的证据，传唤对方可能出庭的证人，并向对方索取某些必要的资料。
理查德·奥费诺是第一位被“摸底”的原告兼证人。1985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理查德和妻子劳拉起了一个大早，他们要在上班的时间赶到波士顿的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到了那里之后，简恩·希莱曼请劳拉在办公室里等候，他和凯文·康威一起陪着理查德去不远处的豪勒…杜尔律师事务所。在一间富丽堂皇的会议室里，他们见到了代表两方被告的杰罗·费歇尔和威廉·契士曼。
杰罗先提了一些有关奥费诺家健康方面的问题。
“你们的医生是否说过你们有免疫系统功能失调的问题？”
“没有。”理查德答道，“但当我儿子死的时候，医生说，他的免疫功能已经丧失殆尽。”
杰罗翻阅着嘉洛德·奥费诺的病历：“这里提到他的死因是伤寒，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嘉洛德的直接死因确实是伤寒。但医生说过，如果不是因为对白血病的化学治疗破坏了他的免疫系统，这种小小的感染本不至于致孩子于死命。理查德说：“他一直好好的，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得了白血病刚刚三个月，就死了。”
杰罗点点头，说：“你是说，在他被诊断出白血病以后，一开始，治疗是很有成效的，你们都感到非常乐观。但他突然病倒，马上就死了？”
“是的。”
“他死在医院里了？”
“不，在93号高速公路上，我正在开车。”
杰罗·费歇尔以前并不知道这些细节，所有的惊讶都写在了他的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