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犯罪心理学大师现场推理实录-第7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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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到了850名。
　　　　瓦特森系统的益处是，可以向它提出疑问，并用来跟随一个调查通道，使其越
过在调查期间收集起来的山一样的信息。例如，一个编程员可能说，“把与内奥米
·史密斯相关的所有男性的名字列出来，”这个系统就会列出395人的名字。然后，
他可以说：“把这批有联系的男性当中年龄在18岁至23岁之间的人列出来，再看看
这批人当中哪些人有过暴力犯罪史和强行淫猥史。”
　　　　这样，计算机就开始按照适合心理轮廓描述的程度列出一批名字来。第一批唾
样提取名单就从最适合心理轮廓描述的20名当中挑选出来。再后会有另外一批20名
出来，再20名，依次类推下去，直到凶手有可能被找出来为止。
　　　　跟前些年在纳波罗、恩德比和利托索普进行的类似工作不一样的是，这个过程
已经得到完善化，而且是谨慎进行的，而且还会利用照片和证人的材料来避免有人
为别人做检测。同样，还特别注意是否有人拒绝参加检测，或者离开这个地区。
　　　　从私下里来讲，贝利斯希望DNA行动的消息有可能对犯罪者的家庭或者朋友产生
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站出来。他请我看了媒体的报道，并仔细研究其中的用词，
明确表示这是相当有威力的一种科技，警察抓到凶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他的
家人或者朋友意识到游戏就快要结束了，他们有可能站出来而不是冒险承担包庇罪，
或者他有可能逃跑，使他自己冒出来。
　　　　9月23日，消息透露出来，并立刻成为全国性的报纸头条新闻，比如“DNA拖网”，
“内奥米凶案中的大规模测试”。
　　　　这个程序将于第二天进行，贝利斯说，届时，一组20名警官将开始给一些年轻
人的家里打电话。“我们抓到这名罪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是能不能抓到的问
题。我听说有人觉得调查行动已经放松了。我可以再次对你们大家说，事实正好相
反。”
　　　　他补充说，警方没有权利迫使人们参与这次测试，但是，如果有人无理拒绝，
则警方会更多地了解他们的背景。当晚在现场出现的人的样本已经提取出来，包括
一些亲戚、医疗人员和警官——以便使他们排除在调查活动之外。
　　　　头一个星期四被警方逮捕的5名男子到星期天都放出来了，尽管调查人员又找到
了一些新的线索，并且刑警还造访了纽埃顿和贝德沃斯的另外33个家庭。1800多人
接受了调查人员的问询，证人陈述已经多出了441份。
　　　　哪怕如此，刑警们还是面临批评，特别是早间的戏剧性的大行动之后。有些男
性声称要采取司法行动，尤其是当他们的逮捕被一家电视台的成员录像之后。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到专案室去了好几次，中途还经常去完成临床约诊任
务，并收集新的陈述。调查人员已经收集了一座山一样的数据文件，我可以看到一
些男女对此穷于应付了。总有一个时候，对快速行动小组提出的要求会到达哪怕20
或者30名工作人员的极限。我在阿比·汉弗雷的案子当中看到过这种情况，当时，
极重要的信息已经出现在案卷当中，但没有人注意到。这导致了战机的延误，而这
样的事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在此，我再次看到一种管理制度的需求，必须有一种办法来处理来来去去的信
息。在贝德沃斯警察局的一次会议上，贝利斯站在前面，刑警们都坐在椅子、桌子
和空地上，我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这位警督重新陈述了最新进展，并请大家将调
查活动当中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再次写成报告，比如挨家挨户的调查问询和各种人的
不在场证据汇总。刑警们站起身来，报告了自己的情况，然后再次坐下。
　　　　那次会议对于刺激士气是有些作用，但有迹象表明有一两项行动还悬而未决。
不幸的是，人们经常会做出一些假定，或者错误地相信事情已经处理完了，因此没
有找到值得注意的东西。否则，他们觉得，事情一定会表露出信号来，因而就认为
没有什么话可以讲了。
　　　　例如住在乐场附近的那名妇女就没有接受问讯，因为有很多侦探都以为一定有
别的警探跟她谈过话。
　　　　我就此跟托尼·贝利斯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调查小组已经提出了多少线索？”我问道。
　　　　“我不能够确切地肯定。”他说。
　　　　“有多少行动已经完成，结果如何？”
　　　　“专案室知道结果。”
　　　　“是啊，很好。但是，你在驾驶这列火车，你必须明白重要的细节都会立即向
你汇报。比如内奥米是否出去见某人的问题。一次又一次的会议是为这个问题而开
的，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可是，这个答案就在跟前。”
　　　　贝利斯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应该在一开始就看到这一点。我们还讨论了如何改
善信息管理系统的事情，这样他就可以准确地了解分配出去的行动有人进行，而且
要将每次行动的结果报告出来。
　　　　我怀疑这个问题是负责此次调查行动的高级警官之一因家属去世而中途请假离
开引起的。因为贝利斯和他的小组一直工作得不错，他们各自的角色从来都没有被
完全理解，而其中一人的缺席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这是任何人都不曾预料到的。这
有点像在一艘赛艇上发现了一个坍塌处一样。船仍然能够往前走，但速度和效率都
不如以前了。
　　　　调查工作继续在更广泛的范围进行，9月27日，验尸官命令进行第二次尸检。这
次暴露出一个新情况：对内奥米进行的阴道攻击所用的力量非常之大，所用凶器的
尺寸至少有10英寸之长。
　　　　事情越来越明显了，内奥米也许不是所描述的那种安静的普通女学生。安斯雷
公地的一位住户曾出具一份陈述，声称一个符合内奥米特征的姜色头发的姑娘有4次
于半夜或者清晨出现在那一带。
　　　　第一次是她于晚11点在那里遛一条黑色的狗。几个星期之后，约在早晨两点，
这位住户从他女儿的卧室朝外面黑漆漆的胡同里看，他可以看到一个人影从乐场方
向慢慢地走近。保安灯亮起来，照亮了那个公园和胡同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姜黄头
发的姑娘穿着一条短裙，“打扮就跟18岁的姑娘一样”。
　　　　她朝安斯雷公地路跑去，然后就不见了。他在想：“这姑娘这么早打扮成这个
样子干什么去了？我肯定不会让自己的女儿打扮成这个样子跑出去的。”
　　　　他在同样的情景下于另外一个晚上看见她，当时还是穿着一条短裙。在那时，
他不知道内奥米的名字，但是，他认出她就是9月14号星期四下午他在一家纸张店里
看到的同一个姑娘，当时他去学校接自己的女儿。
　　　　“星期五早晨，当我的女儿对我说，‘爸爸，有个姑娘在乐场被人杀了。’我
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打赌一定是那个姜黄头发的姑娘。’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
为我总在很奇怪的时间看到她一个人在外面走。”
　　　　警方再次调查艾玛·琼斯，她承认她和内奥米有时候晚上一起悄悄跑出去玩，
一般是出去遛狗。内奥米会将后门留着不锁，或者带上一把钥匙。她们溜出去的时
候一般是艾玛在那边过夜的时候，主要原因是无聊。一旦出去以后，她们就去安斯
雷公地，并且在街灯能够照到的地方玩。
　　　　艾玛说：“我们不会见任何人，我们只是四处走走而已，直到累了以后回到内
奥米家去睡觉。我最后一次跟内奥米一起溜出去的时候是今年5月份。”
　　　　在跟贝利斯的很多次见面当中，我们都讨论过内奥米晚间外出的意义。她晚间
和早间穿着极挑逗的衣服在外面出现看来可以确证她生活的复杂，她的生活当中还
有很多隐藏起来的秘密。
　　　　这就给这位警督提了一个难题。他相当正义地采取了措施，以使有效地利用媒
体，鼓励人们站出来。让内奥米以一个生活简朴、甜蜜可爱的女学生的形象表现出
来要好得多。如果传出一些滥交或者吸毒的消息，则有可能会泄露出很多信息。同
时，内奥米是被她认识的人杀害的，因此，追查她的每一步行动和每一名熟人是相
当重要的举措。
　　　　“问题在于，我们并不是十分了解内奥米，”贝利斯说，“我们这个地区有很
多滥交的事例，道德约束不是很严，而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地区，我们有一位白雪公
主被一个恶魔残酷地杀掉了。另外一方面，她是一个处女，她在等待合适的白马王
子的出现。但是，这样一位白雪公主的裤子后袋里却备有两只避孕套，还有一名年
龄很大的男朋友。”
　　　　我问他：“托尼，你15岁的时候知道自己在于些什么吗？”
　　　　他大笑：“见鬼，一点都不明白。”
　　　　“你有一些秘密瞒着父母吗？”
　　　　“那是肯定的。”
　　　　“如果有人知道你的秘密，那会是谁？”
　　　　“我想会是我的伙伴。”
　　　　“对了。谁是内奥米的特别朋友？”
　　　　“艾玛。”
　　　　凶案发生的两天后，贝利斯曾请来一位专家来问讯艾玛。这名女警官在沃威克
郡警察局教授认知讯问法。也就是讲过去10年问讯技术的发展。
　　　　但是，艾玛是在与内奥米的父母一起接受新闻发布会的泪水涟涟的采访之后的
几小时内接受讯问的。她描述自己在失去内奥米后非常悲伤，因为内奥米是“最后
和最特别的朋友”。
　　　　“有人从我身边抢走了她。我和她的家人一样觉得没有她日子不好过。她是我
认识的心肠最好的一个人。我们很喜欢呆在一起，我们在一起非常快乐。”
　　　　艾玛十分动情地当众表示了她对内奥米和她父母的感情，因此，她很难去描述
关于她朋友的很多私生活，因为这有可能损害她的名声，或者使她家庭感到不安。
她已经抱定决心，因此不太容易摧毁这个城堡。结果，问讯人员并没有从艾玛那里
得到任何关于内奥米私生活的一些内容。
　　　　在贝利斯的要求下，我同意再进行一次问讯，但是，我首先想跟布莱恩·史密
斯谈谈话，因为他的陈述当中有很多方面仍然使我感到不解。我尤其希望知道自己
到底能不能问出他发现她的时候内奥米的尸体到底在什么位置。
　　　　卡萨琳·史密斯看来极脆弱，我们在安斯雷公地那个半独立式的房子的大门口
见面时她就表现出来了。她的悲伤无以复加。在客厅里，布莱恩坐在一张安乐椅里
面看着角上的一台特大电视。他是个大个子，长着一脸的胡子，但已经开始谢顶了。
他穿一条田径运动员服装，还有一件背心。
　　　　他坐在旁边的一条长凳上，为开始问讯工作，我只得要求他关掉电视。我们开
始了一段很长的、极其复杂和奇怪的对话。我对史密斯先生非常熟悉内奥米的衣服
和化妆品的事实非常惊讶。他与艾玛也非常亲密。
　　　　我带领他回顾了凶案发生那一整天的情况，从早晨4点开始他醒过来，开车去M
GM出租车公司工作，然后到内奥米出门替她母亲寄信时为止。
　　　　在谈到的新细节当中有这么一个事实，内奥米的钥匙在她出门的时候放在房间
角落的桌子上。如果她不走远或者不在外面呆很长时间她总是这样做的，他说。这
再次证明她是准备从邮筒那里直接回家的。
　　　　史密斯先生说，是他建议去乐场那边找找看的，而艾玛也主动要求跟他一起去。
这跟早先的陈述不符，但并不能够解释艾玛为什么一个人摸黑走在前面。
　　　　最重要的是，史密斯先生坚持认为，当汽车大灯照到内奥米的尸体时，她是躺
在滑梯旁边而不是下面的。在这一点上他坚持己见，哪怕血渍显示这不可能是真实
的。他确信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她的鞋子都是穿在脚上的，而且她的牛仔裤和内裤
都是拉下来的，但没有从一条腿上脱下。不能够因为这个错误而责怪他。他大为震
惊，创伤严重，自己的内心也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到底出了什
么事。但是，这的确影响到了人们对他如何讲述内奥米最后留下来的样子的叙述可
靠程度。
　　　　最终，这个问题可能永远也无法完全回答出来，尽管史密斯先生的确透露说她
的乳房是露在外面的，他将上衣拉了下来，以保护留存下来的一点点面子。
　　　　5天之后，也就是10月10号，我离开我在莱斯特开设的谈判者培训课程，开车到
了专案室，赶赴与艾玛·琼斯的会面。这不会是一次直截了当的认知式讯问。一般
来说，只有当一个人对警方说出自己记忆所及的一切时，这样的问讯才有用。在这
样的情况下，我感觉到艾玛有更多的事情可以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