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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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间谍的电讯——都划分到克罗格夫妇的线路上了。苏联人认为这样不仅安全而且能在拍发消息时使用高速发报机，从而躲过我们的监听范围。
这种变化说明，朗斯代尔已经知道，他在白色公寓的套间里用打火机里的密码本收听莫斯科电讯的事情已经败露，但如果他感到害怕，那为什么不用新的密码本呢？而且，如果苏联人担心他已暴露，又为什么不让他回国呢？
我又对逮捕前周末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了分析。从逮捕前那个星期五开始，到下一个星期一的中午，我一直派人监听苏联使馆内的外交接收机。使馆最后一次发报的时间是星期六上午十一点，这是在逮捕之前。下一次的发报时间是星期一上午九点。虽然我们粉碎了一个重要的间谍网络，在伦敦的苏联间谍显然没有同莫斯科取得联系。当然这只能说明苏联人事先已经知道我们要下手了。
另外，我还查核了苏联在伦敦的情报官员周末的活动。星期日傍晚，当这伙人被捕的新闻在电视上第一次报道时，一个叫柯罗文的克格勃常驻非法间谍和克格勃常驻合法副主任卡皮柯夫正在一起吃晚饭。探针话筒录下了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从话筒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正在聆听这则新闻，既不评论，也没有同使馆联系。
接着我重新回想了案子刚开始的情景，并发现了一件惊人的事，它使我相信苏联人事先一定听到了风声。案子开始时是由D 处二科主办的，当时我们还在怀疑朗斯代尔是个波兰间谍。我查对了各种记录以后发现D 处二科没有一个人知道“筏夫”行动，他们不知道苏联人正在窃听我们监视队的无线电。因此在这个案子移交给阿瑟之前，他们仍然使用监视队在七八两个月里对朗斯代尔进行了十七次跟踪。
自从“狮子胡须行动”以后，军情五处就对所有监视队的通讯进行了录音。我曾做过一次试验。我曾把二科第一次跟踪朗斯代尔时监视队的通讯录音带交给了阿瑟手下的研究员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同时还交给她一本监视队用的伦敦地图册，要她根据他们的无线电通讯在地图上标出监视队的行动路线。麦克巴尼特过去从未做过这种工作，也没有分析通讯信号的经验，但她只用了三个小时就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而且一点疏忽也没有。既然她都可以分析监视队的电讯，那么对经验丰富的苏联人来说当然就更容易了。他们肯定是在我们开始对朗斯代尔进行盯梢时就知道了。
我写报告的时候，“狙击手”已经安全到达华盛顿附近中央情报局的一幢保安楼了。他说自己在波兰情报局工作，真名叫迈克尔·戈林涅夫斯基。在他提供的情报中有一条非常模糊的线索，使得朗斯代尔一案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一个疑问。他向中央情报局透露，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波兰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他，苏联人在中央情报局里有一个代号为“猪”的间谍。戈林涅夫斯基还说，他最初的任务是协助查找这个间谍，但他已经察觉到有人正在怀疑他，于是便在圣诞节时叛逃了。
“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狙击手”在汇报中这样说。我反复琢磨这句话，想从中找到隐藏在它背后的意思。这句话看起来普普通通。我又重新查阅了有关材料。军情五处第一次发现朗斯代尔与霍顿会晤是在七月二日。十一日，朗斯代尔的身份得到确认。十七日我们就开始了跟踪。消息传到苏联人那边，需要一个星期，然后再传到波兰情报局又要一天。正好是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在我所起草的文件中，朗斯代尔案件的报告算是最头痛的一份了。我的成功就要变成泡影。我还记得一九六一年五月间，我把这个报告呈上以后，在我的家乡，埃塞克斯郡附近的黑水河里驾船游玩的情景。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宽阔的平原，晴空万里，白云朵朵，清新的空气和优美的景色使我暂时忘却了烦恼。但无论我怎样划船，无论我怎样调整船桅，总逃不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苏联人一开始就知道我们要对朗斯代尔动手了，但为什么他们把他叫回去以后又要派他来呢？
惟一的解释就是有人泄密。如果苏联人在军情五处有内线，那么他一定会向他们报告“狙击手”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戈林涅夫斯基在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受到了如此大的压力。诚然，苏联人和我们一样只能假设“狙击手”的真实身份。这样才能解释苏联人为什么会知道我们在银行的行动。一旦朗斯代尔暴露以后，苏联人就得把他召回莫斯科，但在我向上级报告了“狮子胡须”情报和琼斯开始调查以后，那个内线非常害怕，于是马上同苏联人进行了联系。这样苏联人必须在朗斯代尔和那个内线之间作出选择：是掩护朗斯代尔还是掩护那个内线。使军情五处停止对内部奸细进行调查的最好办法就是叫朗斯代尔回国。他们这样做，是希望在我们逮捕这些人之前能从霍顿那里榨取最后一点情报。在他回到英国之前，苏联人为了确保那个内线的安全，便把朗斯代尔手下的其他间谍转为由克罗格夫妇代管。如果真是这样，那苏联人就大大低估了他们的对手——新D 处的先进程度了。虽然苏联人在许多方面占有优势，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我们俘获了他们最重要的补充成员克罗格夫妇。那个内线呢，很可能就在军情五处的高级官员中，并可以肯定，他不在监视队，也不在其他辅助部门。苏联人不会为了一个低级内线而付出朗斯代尔这样宝贵的人。在破获朗斯代尔案件时，总有人在干涉。这说明这位高级官员正在此案中起作用，他们都是军情五处的最高领导人。
一九六一年五月，我向琼斯呈交了报告。后来他又把我的报告交给了副局长格雷厄姆·米切尔，并在后面附了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的是：“请勿忘记，破获朗斯代尔一案是彼得·赖特的一项个人成绩。”
但几个月过去了，我却没听到一点他们对我报告的反应。在这段时间里，我和米切尔、霍利斯一起参加了许多会议，而且常常逗留得很晚。我心里总希望他们会同我谈起我的报告，但这只是我的假想，事实上什么音讯也没有。既没有会议记录和信件，也没有威胁和谈话。就像我根本没写过那份报告一样。到了十月，有一天傍晚时分，霍利斯请我到他办公室去。他坐在写字台后面，旁边是米切尔。
霍利斯摆出局长的架子，傲慢地对我说：“彼得，今天的讨论将由格雷厄姆主持。”然后，他翻了翻我的报告，满脸不高兴。我于是转过身面向米切尔，米切尔浑身是汗，竭力避免同我的目光接触。
“看了你的分析报告，”他说，“坦率地说，我并不很感兴趣。据我看来，间谍工作始终是很简单的……”
对他的这番话，我大不以为然。
“先生，如果需要，我将非常高兴向你们解释报告涉及到的所有问题。有的技术问题是很难用文字解释清楚的。”
米切尔继续讲下去，好像根本没听见我的插话。
“很简单，我们逮捕了三名苏联职业非法分子，并且对他们判了刑——这是我们几十年来第一次把苏联人送上法庭。我们逮捕的两名间谍都是十分危险的人，他们就隐藏在我国最机密的水下集团里。无论你怎么说，这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苏联人有意让我们这么干，那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我向他们解释了报告中的问题，并向他们汇报了尚未解决的疑点，尽量避免主观推测。但米切尔却不同意我的论点。他质问我是怎么知道苏联人的活动和想法的？怎样能够肯定内部有人泄密？他认为那次银行行动可能只是巧合。他说，苏联人虽然有可能在窃听监视队的无线电，但却不会知道我们对朗斯代尔的跟踪。
“彼得，你知道，他们并不是万能的上帝！”
当我谈到无线电技术的变化时，米切尔很不高兴，说他不是统计学家。
“你在报告中说，还会出现更多的间谍，并且说苏联人是有意重新派朗斯代尔回来的。可是彼得，你怎么证明你的观点呢？”
“先生，请不要忘记，你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你所说的是事实。我们都是在假设。”我反唇相讥道。
这时，霍利斯插了进来：“是啊，但事实是我们已经把他们关起来了。”
“可是关多久？蒂斯勒案件发生以后，我们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每次都是有头无尾，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问题又重新冒了出来……”
“副局长和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我想你一定也很清楚我的意思。”
“你是否暗示我不要再进一步调查了？”
“正是这样。如果你能对这事守口如瓶，我将不胜感激。安全局由于这次胜利，而名扬千里。彼得，你的名声也很大哩！我不愿意让那些不切实际的假想来破坏我们的进步。”
霍利斯冲着我微微一笑，然后削起铅笔来。我刷地站了起来，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第十一章
军情五处有许多人对朗斯代尔一案的根源表示怀疑，然而美国情报界对此案的破获却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非法间谍网在活动期间还从未被破获过。为此，华盛顿对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美国国家安全局从通讯总部那里获悉，发射委员会在破获朗斯代尔一案中的工作情况后，对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同通讯总部之间的密切关系非常妒忌。英国虽然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但华盛顿的情况更糟。胡佛坚决反对在战后还建立中央情报局，因此他在五十年代一直对中央情报局怀有敌意。中央情报局的上层军官大多数都毕业于名牌大学，他们不愿同联邦调查局的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枪手”同流合污。但这两个组织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遗余力地击败国家安全局。他们认为国家安全局是不安全的。他们的这种猜测终于得到了证实：一九五九年国家安全局有两名密码分析员叛逃苏联，结果出卖了许多重要机密。
美国国家安全局副局长路易斯·托德拉已卓有成效地领导该机构近二十年了（局长由军人轮流担任）。他非常清楚，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同国家安全局作对的真正原因是国家安全局控制了信号情报处。他还知道这两个机构都急于向国家安全局的垄断地位挑战。中央情报局已经开始进行了代号为“参谋D ”的超机密信号行动，而联邦调查局也正在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一九六0 年五月，艾尔·贝尔蒙特访问伦敦。当时我们正要准备办理朗斯代尔一案。我带他到切尔特南，并向他演示用“咽吞”行动破译埃及密码的过程和“栅栏”行动破译法国密码的过程。实际上，当时“栅栏”行动还处于初级阶段。对我们的这两次行动，贝尔蒙特大大夸耀了一番，而且马上派迪克·米伦来向我学习“栅栏”技术的细节。不久，联邦调查局也采用类似的行动破译了法国驻华盛顿使馆的密码，取得了胜利。
托德拉急于建立一个受国家安全局指挥的自己的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十月，他请亚历山大、德纳姆、弗劳利，还有军情六处驻美站长菲尔波茨和我到华盛顿参加一个讨论英国密码破译成就的特别会议。他还邀请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参加，目的在于让他们也听听发射委员会的工作介绍，并希望他们能分享密切合作的好处。
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对英国秘密机构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因为他们可以在美国同行面前赎回自己的过失。到了一九六一年，中央情报局在华盛顿成了情报权威，他们认为过去的英美情报联盟在无情的冷战中太感情用事。但我认为只要我们能向他们演示一九五六年以来所取得的技术成就，那我们就可以让他们相信，我们是值得交往的。
亚历山大和我都清楚，这是一场赌博，谁都无法保证美国人会不会在会上以向我们透露一些情报作为回报。当然，他们可能不会这样做，这显然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然而，这次会议的潜在收益是巨大的，它至少可以消除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在英美情报关系上的阴影。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大的密码破译的计划和我的反间谍工作的计划都需要有美国人的大力资助和支持才能成为可能。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研制原子弹那样，我们应当说服美国人，争取他们的资助来实现我们的计划。从长远看来，我们可以通过通讯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