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毒的历史-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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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土行有着顽强的生存能力，虽然屡遭禁止，但它变换着名目继续存在。如1927年以后，上海法租界开始禁烟，烟土行在上海九亩地（即今上海南市大境路及露香园一带）一带营业，但几乎没有叫什么土行的，全改为某某汇票庄、金号、米号、公司了。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店铺多达八十余家，其经营资本多者达二三万元至五六万元之间，少者三四千元。土膏行出售的烟土，无论生土还是熟土，都贴上了官方发给的“验讫”字样的花戳印花，表示经过官方许可，否则则是私烟，被逮着要受处罚。　　　　

　　地域性、同乡性的贩卖烟土的商帮，不仅在上海存在着，在其他商业繁荣的大都会中，也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烟土行帮存在；不仅晚清时期存在着，即使在民国的后期也广泛地存在着，下面再举几例：　　　　

　　在四川重庆，贩卖烟土的以“黄帮”最为著名。湖北黄州，在四川做生意的人特多，四川人称他们为黄帮。他们先是由湖北贩运棉花来四川重庆卖，又把四川的鸦片运到湖北，一来一往，都很赚钱。后来觉得烟的利润特别大，就着重贩烟。在清朝末叶及民国初年，在重庆千厮门、水巷子、姚家巷一带，他们有120多家商店，专门贩烟。他们组织了一个同乡会，名叫“齐安堂”（“齐安”二字，是黄州的古称）。他们运来棉花，从售价中抽取一部分作为同乡会金。运下去的烟，也抽取一部分作为同乡会金。特别是烟的利润很大，运的数量很多，抽收的同乡会金也就不少。于是逐年以齐安堂名义，在重庆南安购买地皮，生意逐年发达，地皮逐年增多。　　　　

　　在汉口，则有川帮、申帮、汉帮、穗帮和黔帮烟土商，共同竞争逐利。自鸦片国产化以后，“汉口是川土的主要的外销场所，也是全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市场之一。川帮烟商在汉口不仅常受买方申、汉、穗等帮的压制，而且还常同贵州直接贩运的黔帮发生竞争……”　　　　

　　湖北宜宾也是一个较大的鸦片集散地，而且不同的烟帮经销不同的货色。如云南帮商家如福春恒、永昌祥、天德昌等，资本雄厚，主要经营品质上好的云南“迤西货”。镇雄商帮　　　主要经销“横路货”，即质地较差、价格便宜的烟土。此外，来自昭通、绥江以及大小凉山的烟商，也多经营此等货色。　　　　

　　贵州的贵阳，作为省会城市，很早就有烟商经营烟土业。在清朝光绪年间，当时两广商人来黔贸易，除带来了其家乡所产的檀香、薄荷、肉桂油等成药外，也带来一些烟土来贵阳推销。这就是所谓的“广土”，其价格很高，获利甚丰，两广烟商发了大财。鸦片国产化后，由于贵州所产烟土品质优良，价钱便宜，广商不但不再以“广土”输入竞争，反而要将贵州所产烟土运往两广销售，以牟取暴利，贵阳市广东街、普定街一带，广商云集，颇极一时之盛。与此同时，湖南小本经营的“兄弟帮”也前来贵州采购烟土，贵州的一些小本商人随之收购烟土伴同这些“兄弟帮”前往湖南销售。光绪十年（1884）前后，贵州经营烟土的小本商人由于历年获利甚丰，营业范围日益扩大，贵阳出现了锦盛隆、彭钰鑫、德厚荣、万盛兴，安顺出现了肖洪源、义兴福等运商。这些运商资金雄厚，不仅在省内生意兴隆，还在湖南洪江设有分号，建有“贵州会馆”，成为在当地影响较大的商帮。　　　　

　　贵州烟土名闻天下以后，各地烟商纷纷前去收购外运，在贵阳有外帮与省帮之分，共计九帮：　　　　

　　广帮：两广商人在贵阳设号收购烟土，然后运回销售。初来时在贵阳广东街设号收购，后普定街松柏行成立，又由广东街全部移到普定街。　　　　

　　湘宝帮：湘宝商人多半是湖南湘乡、宝庆的商人，他们以洪江为根据地，开设号口，运一些纱布入黔推销，换回烟土回去销售。在民国八年（1919）贵州开禁鸦片后，杨天成、佘康裕等号生意兴降，闻名一时。　　　　

　　江西帮：此帮以稳健著名，在商场中很有信用。他们以经营油业及纱布为主，有的兼营烟土。　　　　

　　兄弟帮：这种商人都是小本经营，其中多数是湘乡、宝庆人，也有其他省的人。他们以家族弟兄为纽带，组织起数十人乃至百余人的队伍，在产烟的乡村购买烟土。他们以偷运为主，禁运森严时以各种巧妙方式偷运，解禁后就瞒关漏税偷运。　　　　

　　以上属于外省帮，他们以地域关系结成小团体，互相帮助，共同作生意，共同发财。在贵州，本省人也以地域关系，即小同乡关系而结成商业团体。　　　　

　　贵阳帮：由贵阳烟商组成，号口设在贵阳，以怡兴昌、周恒泰、傅义顺、万又新、许悦来等号较有名。他们中有的以烟土为主兼营纱布，有的以纱布为主兼营烟土。　　　　

　　安顺帮：安顺是烟土聚散的著名区域，运商势力最为雄厚，能够左右贵州省的烟土市场。其恒兴益、公和长、恒丰裕、王福公等四大商号，显赫一时。　　　　

　　毕节帮：毕节烟土产量也很大，商人财力巨大，其中刘万金、刘熙乙等后来均成为巨富。　　　　

　　黔西帮：本帮商人势力不大，大都是三担、五担买进卖出，小本经营。　　　　

　　遵义帮：黔北的烟土大都集中在遵义，因此经营鸦片的烟土商很多，资金也相当雄厚。一些外省烟帮，还在贵州本地人中寻找代理，协助收购烟土。伍效高在《我贩运“黔土”外销的经过》一文中，回忆了自己经营鸦片业的经历，指出：“我（伍效高）离开恒兴益（一个贩卖鸦片的商行），就以所经营的隆大和大东在安顺设庄续办特货（指鸦片）。同时还代理潮帮、广州帮、上海帮等十二家特商在黔的鸦片购销业务，并与贵阳的赖永初、赖贵山弟兄开设的赖兴隆、宏大等号互相勾结，追求暴利。”


第四部分：周流天下：鸦片的经销烟土行的经营（2）（图）

　　总之，在全国各地，都存在以家族性、地域性关系为纽带结成的商业组织——即各地商帮。在商帮之中，每个烟商各自独立经营，调济有无，互相帮助，并习惯于遵守当地的商业经营之道；在对外方面，他们结成了一个松散的团体，可以为群体的利益团结协作，共同对付外力的压迫、外地同行的竞争。如：“1931年春，在湖南洪江突然增加了‘善后捐’十万元，这是湖南民政厅所派的款（厅长曹伯闻）。此项派捐着重是加在贵州烟帮的身上，其分摊的办法是：做木排和桐油生意的占10％（系江西帮经营）；当地铺号占10％；其余80％完全派给贵州烟帮。为此还特派一个委员来征收，而且还要催收现款。因为数目过大。烟帮不愿负担；同时认为，既名‘善后捐’，为何只派洪江一地，诸如湖南的大城市长沙、衡阳、宝庆、常德等，均未摊派。大家（系指烟商）认为这种作法太不公允，何况还不是‘中央’派的。因此，贵州烟帮提出了意见，经再三交涉，仍得不到减免。贵州同乡会（即鸦片烟商的地域组织）在洪江贵州会馆内召集会议商量对策，请寿彭（字民乐，系一烟商）拟稿上告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及湖南省政府。当时黔军王家烈正驻扎洪江，寿彭建议由他向王申请，把所拟电稿请由二十五军军部电台拍发。后经王允许即将电报发出。这表明我们（指烟商）的上告是得到驻湘黔军的支持的，因而引起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重视，方予解决，准予取消。”通过烟商们的联合斗争，并利用了国民党地方派系的矛盾，烟商们免去了八万元的“善后捐”，其利益得到了保证。　　　　

　　在以家族、地域为纽带的烟帮组织中，各个烟商的经营项目都是烟土，但着重点不同，有的以油、布为主，兼营烟土；有的以烟土为主，兼营他业；有的则专门经营烟土。即使专营烟土，其经营方向还是有区别的，如收购、批发、零售等。如果按烟商的经营方向、可将其分为六类：　　　　

　　（一）滚子商：这是一些以城乡物资交流为其活动范围的小本商人。每逢赶场天，农民把　　　他们收获的烟土拿到市场上售卖，滚子商就到场上零星收集，所收集的烟土都是原装货，有些是用钵装的，有些是用碗装的，有些摊放在笋叶上，形式不一，品质各殊。滚子商收购后，又转售给批发商、零售商或运商。经过辗转不断地经营，资金一次比一次大，收购或转卖的烟土一次比一次多，越滚越发财，所以又叫他们为滚子商。　　　　

　　滚子商其实就是四处收购烟土的烟贩子。在一些种烟区，往往存在着“烟会”——收获时节的热闹市集，这是他们收购鸦片的大好时机。他们往往利用烟农急于卖烟还债或其他急用之时，低价收购。之后，转手卖给大批发商，从中渔利。　　　　

　　（二）零售商：即开土行的商人，他们从事零售业务，有时也兼营少量批发业务。鸦片烟的吸食者吸食的是熟膏，需要将买来的“生土”煮熬。每次购买量不大，一般都向零售商购买。零售商在售卖时，一般从大块烟土上用剪子剪下一小块，故有“零剪商”之名。　　　　

　　（三）批发商：这是一些资金比较雄厚的大商人。他们从滚子商手中把原装货购买回来，分别成色高低放置盘内，搅拌之后做成饼子，每个重约十两左右，这就叫原装货，或饼子货。等到饼子货水气干后，再装入定制的木箱里（每箱约重五百两左右），成批地卖给运商。　　　　

　　（四）囤卖商：这是些资金特别雄厚的商人，他们专门作投机生意，当烟土跌价时趁机大量购进，囤积居奇；当烟土产量降低时，大量抛售，从而赚取高额利润。这些资金雄厚的大商人，坐在家中指挥，囤迟卖快，故有“囤卖商”之名。　　　　

　　（五）熟膏商：这些商人具有供瘾客吸食的烟具，开设有烟馆。他们将“生土”煮成熟膏，供人吸食，或者将熟膏零星分售。这些熟膏商多半是烟馆的经理人。　　　　

　　（六）运商：烟土经过完纳通关税后，便可以公开运往外地销售，牟取不同地区间的差价。这些外销商的资金相当雄厚，合股经营者比较多，独立经营者比较少。他们一般设有自己的店铺字号，并在外地鸦片烟土聚散地区设有分号，负责收购和销售。这些店铺一般规模都很大，资金相当多，在商界中名声显赫，势力超群。


第四部分：周流天下：鸦片的经销国产烟土的运输和销售（1）（图）

　　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虽然清廷十八行省罂粟花到处盛开，处处都生产鸦片，但是还是有两大鸦片主要生产地区，即云贵川为主的西南地区和山陕甘为主的西北地区。这两大地区的鸦片质量较高，深受瘾君子的欢迎；产量较高，除满足本省区吸食外，还大量运销外地。这种局面自晚清以来，一直到国民党政权的覆亡，变化较少。　　　　

　　从大的方面来看，国内鸦片烟毒长途贩运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西北鸦片（甘肃、宁夏、　　　山西、陕西）东运，在华北、京津一带大量销售；二是西南地区鸦片（云贵川）经长江顺流而下，汇总于武汉、上海，分销于华中、华东各地；三是云贵川的鸦片，经湖南，进入华中地区。1927年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除了红军根据地不准贩卖烟毒以外，蒋介石国统区则烟馆林立。“四川刘湘、杨森，贵州尤国林、王家烈，湖南鲁涤乎、可键等大批贩毒，一船烟毒装下长江，一船枪械带回上去。还有甘肃、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等，经常有大批烟土东运”（萧觉天：《蒋介石禁烟的内幕》，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可以说，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前，烟毒的运输路线是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再转运至中部、西部和北部，蔓延至全国各地；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除了鸦片遍地种植、生产以外，形成了自西北、西南包围全国的巨大钳形攻势。　　　　

　　1933年蒋介石设立禁烟督察外，实行所谓“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计划，其实质是官卖官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规定只许鸦片公运，不许私运；公运鸦片（即特货）都由蒋介石武汉军事委员会行营发给印花、由督察处粘贴，对运输路线作了具体规定：　　　　

　　（一）川货运鄂，大部分集中于四川万县，经宜昌以达汉口，过去通常以四川省办事处派员押运所发联运单，及在万县开船时所发电报为凭。偶尔有少数由宣汉、开县、南坝场等处，经核桃园、竹山、房县以达老河口。以后各特商（即鸦片贩子）在宣汉、开县等处采办特货，应饬向四川办事处申请派员押运，并仿照川、鄂联运办法填发运单。川货公运入鄂路线只以宜昌、老河口两处为限。　　　　

　　（二）滇货在滇集中于昆明市，一路由昭通经重庆转鄂，一路由贵